第330章 草原与高原的惊惧（2/2）

松赞干布转过身，高原炽烈的阳光透过窗棂，将他年轻却已显威严、棱角分明的面容一半照亮，一半隐入深邃的阴影。

他统一高原，深知制度与组织的力量远胜于单纯的个人勇武。

而如今，南方的巨邻，似乎正在将一种比他的“吐蕃律例”更复杂、更严密、更无孔不入的社会组织形态，与一种匪夷所思的、大规模改造自然环境的工程技术力量结合起来。

这不再是他从苯教巫师口述历史、或是从中亚商队带来只言片语中得知的那个中原王朝——那个虽然庞大却内部松散、贵族林立、周期性陷入混乱与饥荒的帝国。

它正在变成一个浑然一体、高效运转、充满内生活力与对外进取潜能的庞然大物。卧榻之侧，岂容如此巨人安然壮大、肆意汲取养分？

更何况，这个巨人看起来精力充沛，目光清明而坚定，其扩张的欲望或许只是被暂时的内部整合与建设所掩盖，一旦内部夯实，筋骨强健，其锋芒会指向何方？

高原的盐池、玉石、牧场，乃至通往更西方天竺、大食的商路咽喉……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共同的、日益尖锐且具体的恐惧感与紧迫感，像无形的鞭子，也像高原上空越聚越浓的积雨云，沉沉地压在这两个原本地理阻隔、交往有限、文化迥异且历史上互有提防的强大政权心头，促使它们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和频率相互靠近、试探。

贞观十七年夏秋之交，从阴山以北突厥牙帐指向逻些的使团，和从逻些北上穿越羌塘、绕行祁连的吐蕃秘使。

穿梭于河西走廊的隐秘小道、荒漠边缘的绿洲、或是借助吐谷浑王庭的短暂掩护往来，其频繁与隐秘程度，远超以往任何和平或敌对时期。

会谈地点精心选择，有时在河西某处远离双方势力核心、由某个与两边都保持贸易的小部落提供的偏僻山谷毡帐内，羊膻味与酥油茶的气味混合；

有时则在漠北某处古老的、用于祭祀长生天的敖包旁，夜风呼啸，星辰低垂。

气氛始终凝重而戒备，双方最精锐的护卫在百步外相互监视，手始终按在刀柄上，帐内或篝火旁，只有最核心的几位特使与通译，语言不通带来的障碍，更增添了几分猜忌与紧张。

谈判充满了猜忌、试探与激烈的利益博弈。突厥特使，一位阿史那·莫贺啜可汗信任的族弟，性格较为急躁，常常挥舞着镶银的马鞭强调，试图用气势压倒对方：

“唐人的皇帝，李世民，他的胃口比草原上经历了白灾的饿狼还要大！

他现在忙着在自己家里铺那种魔鬼的路，分那些永远属于自己的田，像个最吝啬又最精明的牧人在修缮他无比坚固的羊圈，喂养他肥得流油的羊群！

等他的羊圈修得滴水不漏，里面的羊多到挤不下，下一步是什么？

鹰隼总要翱翔，饿狼总要捕食！历史上强大的中原王朝，有几个不向外扩张，掠夺土地、人口和财富？

我们必须在他们的羊圈还没完全关上门、猎人还没磨好所有箭矢之前，就让他们知道，外面的狼群已经闻到了血腥，并且学会了联合！”

吐蕃特使则更为沉静，目光锐利如高山上的鹰，他裹着厚实的牦牛毡袍，抵挡着夜间的寒气，缓缓道，每个字都像冰雹砸在地上：

“神圣的赞普，松赞干布，看到了同样的危险光芒从东方升起。唐人如今的变化，已经不是兵多将广、仓廪充实那么简单。

他们的‘组织’和‘工具’，像高原盛夏突如其来的冰雹，看似来自无形，却能毁掉整片即将收获的青稞。

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不是为了立刻掀起全面战争，而是要去试探、去牵制、去制造麻烦，让唐人知道，南北同时起火，顾此失彼的滋味。

我们需要互相协调，就像猎杀凶猛的野牦牛，不能从正面硬冲，需要从不同方向驱赶、骚扰，让它首尾不能相顾，露出破绽。”

具体的利益交换更是艰难。突厥希望吐蕃能在其西线（大致相当于后世新疆东部及河西走廊西段）保持强大压力，甚至尝试从高原南下，袭扰唐人的蜀地（剑南道），分散唐军兵力，使其不能全力北顾。

作为回报，突厥愿意提供优良的河曲马、突厥马，以及大量皮革，并允许吐蕃商人更自由地通过突厥势力范围进行与中亚的贸易。

吐蕃则希望突厥能在北方，尤其是河东（山西）、陇右（甘肃东部）方向施加最大、最持续的压力，最好能制造出类似当年颉利兵临渭水那样的威慑态势，迫使唐军主力北调，减轻吐蕃在东线的压力。

同时，吐蕃对突厥掌握的一些冶炼技术（尤其是锻造优质兵刃和甲胄的部分技术）以及从中原贸易中获得的大量丝绸、金银器皿等财富非常感兴趣，视为增强自身实力的捷径。

争吵、拍案、拂袖而去、又再度坐回谈判桌旁是家常便饭。

对于如何协调行动时机，是先由一方挑衅诱敌，还是双方约定时日同时发难？情报共享到什么程度，是只提供大致动向，还是包括具体兵力构成、将领特点？

万一一方进攻受挫，损失惨重，另一方是否有义务必须救援？

战利品（尤其是俘获的工匠、掌握的技术、掠取的人口）如何分配？

每一个问题都涉及到最核心的利益与最根本的信任，谈判数次濒临破裂，使者们甚至需要向各自的可汗、赞普请示，来回奔波。

然而，对南方那个正在急速蜕变、未来威胁难以估量的大唐的共同且日益加深的恐惧，像一块无比沉重的巨石，最终压倒了彼此间琐碎的猜忌、历史的隔阂和眼前的利益分歧。

经过数轮激烈而艰苦的博弈、妥协、威胁与含蓄的利诱，一个初步的、绝密的“抗唐互助协定”的粗糙框架，终于在贞观十七年深秋的某个寒夜，于阴影中勉强成型。核心条款包括：

1.建立高层级秘密沟通与情报共享机制：双方各指定三名绝对可靠、熟知军事外交的心腹大臣，作为固定的联络人。

使用双方约定的密语（混合突厥符文和部分吐蕃文字变体）和特定信物（如特殊纹样的刀、特定的宝石）。

通过加密信使定期交换关于唐朝边境主要军镇（如朔方、河东、陇右、剑南等处）驻军动向、重要边将调任、内部重大政策变更（特别是涉及军事动员、赋税调整、大型工程）、以及任何可能引发唐朝内部动荡或注意力转移的情报。

2.协调边境威慑、试探与牵制行动：约定在接下来的十二至十八个月内，各自选择适当时机（尽量避开严冬），在唐边境制造可控的、但足以引起唐朝朝廷关注的“摩擦”。

突厥可能在代北（山西北部）、朔方（宁夏一带）方向，纵兵小规模掳掠边民牲畜、袭击孤立唐军哨所或巡逻队；

吐蕃则可能在松州（四川松潘）、洮州（甘肃临潭）方向展示武力，举行大规模狩猎（实为演武），或支持、怂恿边境附庸部落（如党项、白兰某些部族）对唐境进行骚扰掠夺。

行动需尽量提前通报对方，并努力形成东西呼应之势，迫使唐军分兵驻防，疲于奔命。

3.探讨深化军事协作的可能性与战略意向：约定在初步试探摸清唐朝边防虚实、军队反应速度和战斗力之后，视情况探讨进行更有力的、可能涉及多路同时进攻的军事协作。

初步战略意向是：突厥主攻河东、陇右，威胁关中根本之地，试图复制当年兵锋直指长安的态势；

吐蕃则集中力量袭扰剑南（四川）、河西走廊，切断丝绸之路商道，掳掠财富人口，并牵制蜀地唐军，使其无法北上支援。

4.加强双边战略物资流通，减少对唐依赖：双方承诺在各自控制的边境口岸降低甚至免除对方商队的关税，提供保护和便利。

突厥向吐蕃稳定输出更多的优质战马（尤其是适合高原作战的品种）、牛羊、皮革、毛毡；吐蕃则向突厥提供高原特有的珍贵药材（如大黄、麝香）、部分黄金、硼砂，以及可能通过南方通道间接获得的一些物资。

双方默许并暗中鼓励技术工匠的有限度“流动”。

这份盟约，以草原上宰杀白马歃血为盟、高原上对着念青唐古拉山与纳木错圣湖起誓的古老而严厉的仪式作为双重保证。

条款被分别镌刻在经药水处理过的坚韧牦牛皮和特制柏木牦上，由阿史那·莫贺啜可汗与松赞干布赞普亲自秘密收藏于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所在。

这是一个建立在现实恐惧与短期利益权衡之上的联盟，缺乏共同的文化基础与深厚的信任纽带，内部矛盾暗藏，异常脆弱，随时可能因利益冲突或外部压力而崩解。

然而，其目标却明确而危险——试图扼制，或至少最大限度地迟滞、干扰、消耗那个正在南方以令人目眩速度崛起、令他们同时感到坐卧不安的巨人。

为自身争取更多宝贵的喘息时间、发展空间与战略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