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6章 抓捕与审判（2/2）
消息传出，顿时引起各方关注。
跨省缉拿、再由山西法院审判，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上午九时整，法院厚重的橡木大门打开，法警引导持有旁听证的人们有序进入最大的一号法庭。
法庭内部宽敞明亮，采光极佳。
正面是高起的法官席，呈半圆形，设有主审法官、陪审法官（由省咨议局推举的士绅代表担任）及书记员席位。
法官席下方左侧是检察官席，右侧是辩护律师席。
正对面则是被告席，用木栏隔开。
旁听席分列两侧，此刻已座无虚席，后排和过道还站了不少人。
法庭的布置、人员的服饰、程序，都明显借鉴了西方法庭模式，但又有所简化，透着一股新式而严谨的气息。
庭上庭下，除了偶尔的咳嗽声，一片安静，只有记者们速记的沙沙声。
“全体起立！”法警高声宣道。
主审法官——一位年约五旬、面容清癯、戴着眼镜的法官，身着黑色法袍，与两位陪审法官步入法庭，在法官席后落座。
检察官（由省检察厅指派）和一位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也已就位。
“带被告人！”
侧门打开，在四名法警的押解下，镇关西刘魁、疤脸张横、独眼王逵三人，戴着轻便的手铐，步履有些蹒跚地走入被告席。
他们被羁押数日，早已没了当初的嚣张气焰，脸上带着惊惶和茫然，尤其是看到这陌生而威严的法庭和黑压压的旁听人群时，更是瑟缩起来。
他们身上还穿着被抓时的棉袄，只是清洗过，没有用刑的痕迹。
审判长敲击法槌：“现在开庭。宣读起诉书。”
检察官起身，以清晰平稳的语调，宣读了一份详尽的起诉书。
起诉书指控刘魁、张横、王逵三人，于民国九年某月某日，在陕西长安西市，以暴力、胁迫手段，公然抢劫晋民百货长安分号财物若干（附详细清单），价值约九百八十银元；
过程中殴打、致使该店伙计陈某腿部骨折（轻伤），并毁坏店内柜台等财物。
起诉书强调，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行为已触犯《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关于强盗罪、伤害罪及毁损财物罪之规定，且性质恶劣，属结伙持械抢劫，应依法从重惩处。
起诉书同时说明，因案发地治安机关未能及时有效处置，且存在包庇嫌疑，为保障司法公正、维护我省商民合法权益，经与有关方面协调，将被告人提解至本省法院审理。
接着，检察官当庭出示了证据：
部分被追回的赃物（暖水瓶、毛巾等实物），晋民百货提供的损失清单和进货凭证，长安分号掌柜及受伤伙计的书面证词（当庭宣读），以及由佣兵公会提交的、关于执行维权任务过程中抓获被告人及起获部分赃物的过程说明。
此外，还有一份山西方面派员赴长安实地核查的现场记录（附有照片，显示被砸店铺情况）。
证据一环扣一环，尤其是那些实物和照片，让旁听者直观感受到了案件的暴烈。
轮到辩护环节。
法庭指定的律师显然有些压力，他主要就程序问题提出异议：
认为山西法院对此案是否有管辖权存疑；
部分证据（如佣兵公会说明）的来源合法性有待商榷；
并强调被告人在长安当地或有隐情，或许存在经济纠纷背景。
检察官对此进行了反驳：
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解释及省际司法协作精神，在被害人所属省份法院审理跨省刑事案件，只要被告人已被实际控制且主要证据齐全，并无不可；
佣兵公会作为协助商民维权的民间组织，其提交的情况说明属于线索和辅助证据，与官方勘验记录、被害人陈述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
所谓经济纠纷并无任何证据支持，纯属被告人为开脱罪责的臆测。
法庭辩论并不算十分激烈，因为事实部分太过清晰。
三名被告人在最后陈述时，早已没了气焰。
镇关西刘魁结结巴巴地认罪，只说自己是一时糊涂，受人撺掇，哀求宽大处理。
疤脸和独眼更是吓得语无伦次。
审判长与陪审法官低声商议片刻，宣布休庭合议。
半小时后，法庭重新开庭，气氛更加凝重。
“全体起立，现在宣判！”
审判长站起身，庄严宣读判决书。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魁、张横、王逵结伙持械抢劫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并致人轻伤，毁坏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强盗罪、伤害罪、毁损财物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
关于管辖权等程序问题，本院依法拥有管辖权。
辩护人所提其他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判决如下：
被告人刘魁，犯强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犯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
被告人张横，犯强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犯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
被告人王逵，犯强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犯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
本案追缴之赃物及赃款，发还被害人晋民百货。作案工具（棍棒等，已随案移送）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
法槌落下，铿锵有力。
三名被告人面如死灰，几乎瘫软，被法警架起带出法庭。
旁听席上先是一片寂静，随即响起嗡嗡的议论声，不少人面露快意。
记者们更是奋笔疾书。
审判长最后严肃道：
“本案的审理和判决，彰显了法律之尊严，昭示了无论何人、于何地，侵害我山西合法商民权益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我省司法机关有决心、有能力维护公正的商业秩序与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望各界人士，以此为鉴，守法经营，勿以身试法。”
审判结束，人群缓缓散去。
人们议论的焦点，不仅仅是三个劫匪得到了重判，更是这整个过程中展现出的、与旧时代截然不同的东西：
高效有力的抓捕（虽然大家心照不宣是怎么抓的）、严谨公开的审理、清晰确凿的证据、以及最终依据明文法律作出的判决。
没有私刑，没有暗箱操作，也没有官官相护的敷衍。
对太原市民和外省客商而言，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让他们对在山西做生意、甚至依托山西力量向外拓展，多了许多信心和安全感。
而对于那些关注山西动向的外部势力，这个公开审判则传递了更复杂的信号：
山西不仅在发展工业和武力，也在系统地构建一套新的、力图体现现代性和公正的规则体系，并敢于、也有能力用这套体系去处理跨区域的冲突，保护其延伸的利益。
消息很快通过报纸和电报传开。
“山西法院重判外省劫匪”成了许多报纸社会版或商业版的头条。
长安县那位胡队长得知消息后，据说“病”得更重了，不久便托关系调离了原职。
而在太原新城林宅的书房里，林砚也看到了关于审判的详细报道。
他放下报纸，对前来汇报的林大虎说道：
审判比抓捕更具力量。
它将一次武力行动，纳入了规则的轨道，并赋予了其无可辩驳的合法性。
佣兵公会，是执行规则的拳；法庭律法，是衡量是非的尺。
此番拳尺相合，初显其效。
此即为范本。
然尺之根本，在于至公。须经万众审视，历久弥坚。”
林大虎肃然应诺。
这次从长安抓捕到太原审判的完整执法，不仅解决了一次具体事件，更成功实践并展示了一种新的、属于“新治”下的冲突解决与秩序维护模式。
这模式，正在悄然改变着中国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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