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1章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2/2）
辛巳日，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造反，右领军将军王君廓把他杀了，还把他的脑袋送到京城。
一开始，皇上觉得李瑗胆小懦弱，不是当将帅的料，就派王君廓去辅佐他。王君廓以前是强盗出身，勇猛强悍又阴险狡诈，李瑗对他推心置腹，还答应和他结为亲家。太子李建成想谋害秦王的时候，就和李瑗暗中勾结。李建成死了之后，皇上下诏派通事舍人崔敦礼，快马加鞭去召李瑗回京城。李瑗心里不安，就和王君廓商量。王君廓想抓住李瑗立功，就骗他说：“大王您要是回京城，肯定没活路。现在您手里有几万兵马，怎么能听一个使者的召唤，自己往陷阱里跳呢！”说着两人还假装哭了起来。李瑗说：“我现在把性命都交给你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起兵吧。”于是就劫持了崔敦礼，逼问他京城的情况。崔敦礼宁死不屈，李瑗就把他关起来，然后发出文书征兵，还召燕州刺史王诜到蓟州来商量事情。
兵曹参军王利涉劝李瑗说：“王君廓这人反复无常，不能把重要的权力交给他，应该早点除掉他，让王诜代替他。”李瑗犹豫不决。王君廓知道了这事儿，就去见王诜。王诜正在洗头，抓着头发就出来了，王君廓上去就把他杀了，然后拿着他的脑袋对众人说：“李瑗和王诜一起造反，还囚禁了皇上的使者，擅自征兵。现在王诜已经死了，就剩李瑗了，他翻不起什么浪。你们是想跟着李瑗被灭族呢，还是想跟着我一起去拿富贵？”众人都说：“愿意跟着您去讨伐叛贼。”王君廓就带着手下一千多人，翻过西城进了城，李瑗还没察觉。王君廓到监狱放出了崔敦礼，李瑗这才知道。他赶紧带着几百个手下，披上铠甲冲出来，在门外正好遇上王君廓。王君廓对李瑗的手下说：“李瑗造反，你们跟着他是想下火海吗！”众人一听，都扔下兵器跑了。最后就剩李瑗一个人，他大骂王君廓：“你这个小人，出卖我，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王君廓不理他，把他抓起来，勒死了。
壬午日，朝廷任命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还把李瑗的家眷赏赐给了他。崔敦礼是崔仲方的孙子。乙酉日，撤销天策府。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完整呈现了“玄武门之变”从爆发、善后到权力交接的全过程，其背后折射的不仅是兄弟相残的血腥，更是唐初权力结构失衡下的必然结果，以及李世民集团在政治博弈中的清醒算计与格局把控，放在现代视角下可从三个核心维度解读：
权力斗争的“必然性”：结构矛盾下的无解困局
玄武门之变绝非偶然的“兄弟反目”，而是李渊在“立嫡传统”与“功高现实”间摇摆的直接恶果。从隋末起兵到统一中原，李世民的军功（破窦建德、王世充等）早已超越太子建成，形成“秦府势力”与“东宫-齐府势力”的对峙——前者握有军功、人才（房玄龄、尉迟敬德等），后者握有嫡长名分与后宫支持，二者本质是“功绩型权力”与“宗法型权力”的冲突。
司马光强调“立嫡以长，礼之正也”，却忽略了现实困境：建成“庸劣居其右”，既无匹配的功绩支撑地位，又以“疾秦王功高”而谋刺，早已突破“宗法礼制”的底线；李世民若真如“子臧之节”退让，不仅自身难保，秦府集团也会被清算。这种“要么夺权、要么覆灭”的绝境，注定了暴力冲突的结局——李渊的“泛舟海池”看似昏聩，实则是对局势失控的无力妥协，他最终承认李世民的地位，本质是对“功绩决定权力”的现实追认。
李世民的“政治手腕”：暴力夺权与柔性善后的平衡
李世民集团的高明，不在于“杀兄逼父”的狠辣，而在于夺权后“恩威并施”的善后策略，这直接决定了唐朝能否避免分裂：
--“威”的一面：诛杀建成、元吉诸子并“绝属籍”，是为了彻底消除东宫-齐府的继承隐患，避免后续“复仇式叛乱”；对庐江王李瑗的叛乱迅速镇压（借王君廓之手），则是对宗室叛乱的震慑，巩固权力基础。
--“恩”的一面：拒绝“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反而赦免冯立、薛万彻——前者为建成死战，后者曾欲攻秦府，李世民却赞其“忠于所事，义士也”，这是对“忠义”价值观的认可，避免了“株连扩大化”引发的恐慌；尤其对曾劝建成“早除秦王”的魏征，不仅不杀，反而委以重任，更体现了“不计前嫌、唯才是举”的格局——这既是对东宫人才的吸纳，也是向天下传递“只诛首恶、不问胁从”的信号，快速稳定了人心。
此外，夺权后立即“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则是通过“轻徭薄赋、开放言路”的民生政策，将权力合法性从“军功”转向“治国能力”，为后续“贞观之治”埋下伏笔。
历史评价的“双面性”：手段争议与结果价值的博弈
这段史料最耐人寻味的，是“过程血腥”与“结果积极”的矛盾：
--争议点：“蹀血禁门，推刃同气”的手段，确实突破了宗法伦理的底线，也为后世唐朝宫廷政变（如中宗、睿宗时期的政变）提供了“权力高于礼制”的范本，司马光批评其“贻讥千古”，并非全无道理——暴力夺权的“先例”，客观上削弱了“嫡长继承”的权威性，埋下了唐朝中后期权力继承混乱的隐患。
--价值点：若没有玄武门之变，建成继位后大概率会清算秦府集团，而建成、元吉既无李世民的军事才能，也无其接纳人才、改革弊政的视野，唐朝能否摆脱隋末战乱后的动荡、开创盛世，恐怕要打个问号。从历史结果看，李世民后续的治国实践（任贤、纳谏、轻徭），本质是对“暴力夺权”的“救赎”——他用“贞观之治”的成效，证明了自己不仅是“权力的争夺者”，更是“合格的统治者”。
结语
玄武门之变不是“好人与坏人”的斗争，而是古代皇权体制下“权力继承困境”的缩影：当“宗法名分”与“实际功绩”严重脱节，当最高统治者（李渊）无法平衡各方势力，暴力就成了打破僵局的最后手段。李世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让夺权停留在“权力洗牌”，而是通过后续的治国实践，将“血腥开端”转化为“盛世起点”；而其争议之处，也恰恰提醒后世：权力的合法性，终究需要“治理成效”来支撑，而非单纯的“名分”或“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