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1章 一田丰稔添双趣，不慕人间万户侯（1/2）

卷首语

当是时，苛税繁徭，黔首疲敝，征敛不均，国帑耗损。帝萧燊谋新制以拯之，乃行一条鞭法。其法简政轻徭，以惠兆民。刍粮因之充盈，足撑反攻之需；吏治亦渐清明，以固疆土之垠。初，于江南、浙闽先行试点，期功成而遍布九州。

未几，沿海海防体系升级告竣。浙闽水师恃新筑炮台与联防之制，屡挫倭寇侵扰，南线反攻之势渐盛，捷报频传至京师。然帝御案之侧，抚户部所呈粮饷清册，眉头深锁。案头复有北线边防急报：烽燧修筑、堡寨增缮，所需费用浩繁，边军刍粮仅敷三月之需；南线抗倭水师军饷、火器改良及战船补给，犹缺白银百万两。

彼时，天下税制淆乱，实乃掣肘战事之痼疾。《管子》云：“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今之税政，背于此道。田赋分夏税、秋粮，虽按亩计征，然地籍无精准之册，鱼鳞图册残缺漫漶，豪强隐匿田亩以漏税，贫户代纳虚粮；徭役分里甲、均徭、杂泛，按需征调民力，官吏借机巧立名目，科索摊派，舞弊丛生。更有地方私设杂税，船税、盐课附加、田亩加征之类，名目繁多至数十种，层层克扣，流弊百出。黔首不堪重负，多弃田逃亡，膏腴之地渐成丘墟，国家税源日蹙。

尤令帝忧者，江南、浙闽诸省，为抗倭前线，战事频仍，赋税苛急，村落凋敝，十室九空。地方守令屡递纾困奏牍，直言“若不亟减负税，宽缓民力，恐生民变，动摇国本”。

帝沉思竟日，喟然叹曰：“国之根基在民，民之生计在税。税制不清，则民困国贫；民困国贫，则反攻难继。”深知税制革新，刻不容缓。若不化繁为简、澄汰积弊，既无以保障双线反攻之粮饷，更恐危及社稷之基。遂决意推行一条鞭法，筹备试点之策，以“化繁为简、按亩计征、纳银代役”为要，先于江南、浙闽试行，待成效显着，再推及四海。

乡野秋兴

竹影横斜覆陇首，菊香漫野逐禾浮。

疏篱绽金承晓露，翠筱摇风拂暮畴。

农罢荷锄观傲菊，秋深拄杖赏清修。

一田丰稔添双趣，不慕人间万户侯。

户部尚书谢明执各省税册，趋步疾行入太和殿，面有忧色，捧册跪奏：“陛下，今岁上半载，天下税银仅入国库六成，较去岁同期再减一成。江南、浙闽困于倭患，税入不足五成，苏州、泉州二府尤甚，尚不及四成。旧制积弊深固，田赋分夏税、秋粮，虽计亩而征，然地籍无准，鱼鳞旧册逾百年未修，田产易主、疆界更易，皆无更录；徭役别里甲、均徭、杂泛，量需征调，富室可贿吏免役，贫氓则层层科派，往往一夫应役，举家馁毙。更有地方私增苛税，船课、盐附加、田亩加征、车马之赋，名类繁冗至数十种，吏胥因缘中饱，黔首不堪重负。仅苏州一府，半载之内，弃田逃亡者已逾两千户，税源日涸，国用难支。”

萧燊接册展阅，朱笔所注“隐田漏赋”“徭役不均”“苛税滥征”等字，纷然满纸，江南诸府批注尤密，字间尽露地方守令之无奈。尚书令楚崇澜进前半步，躬身补奏：“陛下，魏党乱政之余，税制遗弊难除。地方吏绅相结，或隐田产，或改户籍，规避赋税。据户部勾稽，天下隐田不下千万亩，岁漏税银逾百万两。贫者仅握三成田土，却担七成税额，长此以往，非但前线刍粮不继、民生凋敝，恐生民变，动摇反攻之基、社稷之本。”

中书令孟承绪旋即出列，拱手言：“臣闻前朝曾行‘并赋征银’之法，于江南一县试之三载，税效增三成，民负稍减，虽未遍行九州，其可行性已验。今国用匮乏，税制淆乱，亟需化繁为简、厘清税源。莫若仿其制，行一条鞭法，合田赋、徭役、杂税为一，计亩征银，罢除力役。先于江南、浙闽诸地——倭患剧、税制乱者——试点，积验而后推及天下，庶几可解燃眉，亦能永规税制。”

萧燊沉吟移时，目扫群僚，复问太傅林文昭、内阁大学士李云岫之见。文昭三朝老臣，深谙历代税政得失，趋前叩首：“陛下，一条鞭法之要在‘并税’，可绝吏胥苛派之弊。然其行也，必恃二端：一曰地籍精准，二曰监督严明。地籍不明，则计亩无据；监督不力，则并税之后复增新赋，反重民负，此不可不慎。”云岫久治江南，熟稔地方实情，继而补议：“江南、浙闽民生根基未绝，前番漕运疏浚、水利兴修之新政，民已习之，宜为试点。臣愿协理地方实务，调和阻力，必使试点妥帖。”

萧燊纳诸臣之议，拍案定策：“传朕旨意，即刻筹备一条鞭法试点。核心要义：合田赋、徭役、杂税为一，计亩征银，以银代役，官自募夫。先于江南苏州、杭州、应天，浙闽泉州、宁波诸地推行，限三月毕其筹备，半载内落地。各部各司其职，户部总领细则，都察院全程监临，地方官勉力奉行，务使新政惠民、足饷。”

旨下之日，中枢速组试点专班，以谢明为总领，统筹全局；户部左侍郎王砚为副，倚其精于财算、善革旧制之能，主理细则拟定与试点推进；内阁阁老张伏、大学士李云岫分掌地方对接，凭其地方治理之验，调和江南、浙闽守令落实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虞谦司监督，严察贪腐、舞弊、阻挠之徒；刑部尚书郑衡、阁老杨璞典律法适配，修律以固新政之基。诸人各领其职，即日视事。

谢明既为专班核心，即日集众于户部议事厅，明分职、定责任：“本尚书总揽全局，调中枢地方经费、协跨部事务，使诸事衔接无滞；王侍郎率队调研，草拟试点细则，重点厘并税种、定亩银之率、议灾年蠲免、适特殊之户，务兼公平与效率；张阁老、李大学士即刻南下，对接江南、浙闽布政使、知府，穷究地籍实况、赋税底数、地方积弊，为细则立据；虞御史速遣督查，择干吏派驻试点，设临时督查署，跟进筹备、清查、征缴全流程。”

王砚领命，即从户部诸清吏司抽二十余精干，组细则起草组，夜驻户部别院，梳历代税制、魏党遗弊、前朝并税旧验，初拟细则框架。砚深知地籍为税制之根，无精准地籍则计亩成空，乃奏请萧燊，令玄夜卫指挥使陆冰协查隐田：“玄夜卫善密访，行事迅捷，可潜入地方，究吏绅勾结隐田、改籍之实，精准锁定税源，为计亩征银立基。”萧燊准其奏，敕陆冰选三十精锐，随专班赴地方密查。

虞谦亦速调都察院之力，命刚正不阿之佥都御史柳清臣为督查总领，率十余名老御史，分赴江南、浙闽，设临时督查署。临行，虞谦嘱之：“君等此行，身负监临之责，需紧盯地籍清查、税额核定、银钱征缴诸环节。凡吏贪腐、绅阻挠、擅增税、改账目者，即刻弹劾，从严查办，绝不宽宥。同时联地方按察使，形成监督合力。”复令右都御史梁昱协调各省按察使，全力配督查之事，使监临无死角。

张伏、李云岫亦即刻治装南下，萧燊特召二人入御书房，谆谆叮嘱：“江南、浙闽乃抗倭前线，试点需兼顾足饷与纾民，不可操之过急、强推硬行。若遇乡绅、守旧官吏阻挠，先与巡抚、布政使调和晓谕，顽劣不化者，可直奏中枢求援。务平衡战事之需与民生之计，使试点真惠民、真足饷。”二人叩首领旨，即日束装，快马赴江南。

伏、云岫抵应天，未暇歇息，即召都察院副都御史钟铭、应天按察使褚维岳、苏州知府李董，于府衙开试点筹备会，尽探江南税制之乱。钟铭先奏，语含沉痛：“应天、苏州诸地，吏绅相结，税制荡然。乡绅握七成田产，仅缴三成赋税，或隐田于宗族，或改籍于他处；贫氓止三成田土，却担七成税额，复加杂税徭役，多有走投无路、卖田逃役者。税源日耗，府库空虚，地方治理与抗倭后勤，皆难以为继。”

次日昧旦，张伏、李云岫在钟铭、李董陪同下，深入苏州乡野察实情，所见触目惊心：一乡绅拥千亩良田，户籍仅登两百亩，余者皆挂靠宗族亲友，以避赋税；田间农人面黄肌瘦，家无余粮，却要输田赋、徭役钱、船税、桑税等十数种，吏胥催收时复加“火耗”“手续费”，多有农户无力输纳，卖儿鬻女、流离失所。李董面露愧色，躬身谢罪：“臣虽有心整饬，然乡绅势大，税制繁杂、权责不明，力有不逮。今一条鞭法试点，实乃江南生民之福，臣必全力效命。”

其时，王砚、陆冰亦率队抵浙闽，即刻对接浙江布政使秦仲、宁波知州郑明远、福建按察使佥事林文博，探地方殊情。秦仲具奏：“浙闽沿海多渔、盐之户，田产分散且贫瘠，若仅计亩征银，恐重其负；抗倭乡勇皆本地农户，农时耕作、战时赴敌，徭役既罢，需妥置其生计军饷，勿误乡勇招募与抗倭战力，此二事需于细则中重点区处。”

陆冰则率玄夜卫精锐，乔装盐商、货郎，潜入沿海诸地，密查乡绅隐田之实。三日后，冰呈密报于王砚，语含愤懑：“浙闽乡绅多与盐商勾结，不仅隐田漏赋，更私增盐课，中饱私囊。泉州一盐商兼乡绅，隐田五百余亩，岁漏税逾千两，复贿赂泉州知府及属吏，数阻税制整饬，气焰嚣张。”王砚震怒，即令林文博率按察使司吏员，协玄夜卫擒此乡绅与受贿官吏，当众查办，以儆效尤。

调研之中，专班屡遭乡绅、守旧官吏阻挠。江南一致仕乡绅，联数十名士绅，持“祖制不可违”之疏，围堵应天府衙，向张伏施压，反对计亩征银，称“此举坏祖制、苛乡绅，必致地方动荡”。张伏神色坚定，厉声斥之：“祖制者，顺民心、合时宜者也。今税制淆乱，民困国贫，粮饷难继，固守旧制，是危社稷也！一条鞭法，救民救国之策，旨在均赋纾困、保障抗倭。尔等若再阻挠，便是与朝廷为敌、与万民为敌！”遂将此事奏报萧燊，燊下旨严斥阻挠者，重申试点之决心，筹备之事方得续行。

既得江南、浙闽实情，王砚率起草组闭门十日，反复研讨修订，拟成《一条鞭法试点实施细则（草案）》，上呈专班审议。细则明定：合田赋、徭役、杂税及诸附加为“正税”，不复分设；按田土肥瘠、产量多寡，分上中下三等，定亩银之率——上田每亩三分，中田二分五厘，下田二分；罢除力役，民纳银代役，官据地方建设与抗倭之需，募夫供役，兼顾役需与农时。

专班集议，众皆各抒己见。李云岫据江南、浙闽殊情，补议：“浙闽渔、盐之户无定田，计亩征银难适，可按渔船大小、作业范围计征——小船每艘岁征五两，大船八两；盐场按实产计，每亩二分，复定产量上限，勿过征。江南多水患，宜增灾蠲条款：灾三成以上免半载，五成以上免一载，八成以上全免；贫户可以粮折银，依市价折算，勿使贫者无银而逃。”谢明深以为然，即令王砚据之修改。

柳清臣从监督之角度，细化条款：“明官吏征缴之责，禁擅增税率、私加杂费；征银当日入库，由户部吏与都察院御史双登核对，月于府县衙公示明细，受民监督举报；隐田漏赋者，查实后除补缴历年所欠，罚银十倍，重者交刑部论罪。”杨璞亦补：“宜将‘阻试点、结党舞弊、擅增税’入《大吴律》重罪，与阻选贤、贪赈灾银同科，量刑流三千里，甚者绞刑，以律护新政。”

王砚采众议，润色细则，上呈中枢审核。中书令孟承绪、侍中纪云舟逐字核校，确保合礼制、符律法。纪云舟建言：“细则需明试点税银之用，优先充抗倭粮饷、海防补给、地方民生，禁挪作他用、私设小金库，门下省月赴试点核税流，成闭环监督。”萧燊终阅，准其奏，下旨颁行，令江南、浙闽试点诸地，恪守无违。

细则既颁，谢明、王砚于苏州设培训会，集江南、浙闽府县主官，详解条款、部署要务：“尔等需按细则定税额，逐户清查地籍、登册造籍，务使‘田尽入册、税尽应收、不漏一户、不重一亩’；复遣吏深入乡野、渔户，以浅语释计亩征银、以银代役之利，解民疑虑，勿因误解生乱。”秦仲、李董等皆躬身领命，誓全力奉行。

依细则之求，江南、浙闽同步启地籍清查与税额核定，王砚统筹，地方官奉行，玄夜卫、都察院御史全程监临，务使清查精准公允。苏州知府李董抽府县清廉吏员，组二十清查组，每组配户部吏一员、按察使司吏一员、玄夜卫二人，逐村逐户核田，当场丈量、登册，明田主、亩数、等级、四至，田主签字按印，册分两份，一存县府，一报户部，杜吏篡改之弊。

杭州知府沈明远针对西湖周边田产繁杂之况，创清查之法，以保公允：“西湖周遭，田、桑、茶、果错杂，收益悬殊，若同按田征，失之偏颇。桑、茶、果按上田之率，复据年均产量微调——产超均值三成以上，每亩增五厘；低三成以上，减五厘，使赋与收益相称。”令州同杨文举主其事，文举率队逐户丈量、核往年产量，纠隐田、虚报之案数起，清查遂准。

浙闽之地，秦仲、郑明远专力推渔、盐之户清查。针对渔户流动、盐产难核之弊，定专项之法：“渔户按渔船大小、作业范围登籍，由渔港吏、村老共证，无漏无虚；盐户按盐场面积、年均产统计，由盐场官、按察使司吏共核，实地丈量、核算产量，杜勾结虚报。”泉州知府梁文蔚全力协盐场清查，林文博率按察使司吏每日巡查，当场拿获两名虚报盐产、受盐户贿之吏，立革职查办，众皆震慑。

清查之中，诸事纷起：贫户无力担丈量费，心生抵触；少数乡绅暗煽民心，造谣“清查后赋税倍征”，阻扰其事。张伏、钟铭速为调处，明令：“丈量之费，悉由官帑承担，勿派于民；暗煽阻挠者，玄夜卫即捕，当众审理，以正视听。”河南巡抚柳恒亦调高产粮种两万斤，送江南试点，令工部右侍郎叶修远督导推广，亲教农人种法，助民增产，纾缴税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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