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5章 矛盾帝国（2）（2/2）

“盯紧那个叫杰马尔的人，查清他的底细，以及他接触库尔德代表的全部意图，看来，我们的小朋友（青年土耳其党），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活动了”

一场无声的较量，在伊斯坦布尔的阳光下与阴影中，同时进行着

（1900年5月，伊斯坦布尔/北都，战略层面共识）

无论是身处伊斯坦布尔漩涡中心、每日与奥斯曼各方势力周旋的龙从武，还是坐镇北都、俯瞰全球棋局的太子朱出凌，亦或是帝国最高决策层的每一位重臣，在内心深处，对奥斯曼问题的根本认知是清晰且一致的：

神州对奥斯曼的介入、控制乃至“塑造”，是暂时的、工具性的、且目标极其有限的

帝国庞大的战争机器在西奈展现雷霆之威，在伊斯坦布尔运筹帷幄，在北方山区实施羁縻，根本目的并非为了“拯救”或“重建”奥斯曼这个古老的、内部已然千疮百孔的帝国。帝国的核心利益序列非常明确：

首要核心：确保并扩大在阿拉伯半岛（尤其是波斯湾沿岸）已发现和潜在的石油产区的绝对控制力与开采权。这是未来的工业血液，战略价值无可估量

关键支点：巩固在西奈半岛及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存在与特殊权益，将其作为扼守东西方航路、威慑埃及（英国）、投射力量至地中海的战略支点

安全缓冲：在奥斯曼北部（安纳托利亚东部）维持一个对俄友好或至少中立、且内部相对稳定（不至于崩溃引发难民潮或让俄国有机可乘）的缓冲地带

至于奥斯曼帝国内部那摊从罗马时代延续至今、历经拜占庭、塞尔柱、奥斯曼历代帝国都未能彻底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的民族、宗教、地域矛盾烂账——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逊尼派、什叶派、阿拉维派、东正教徒、格列高利教徒之间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冲突——神州的态度是明确且“明智”的：

绝不深度介入，绝不试图解决。

龙从武在指挥部里对心腹说过：

“我们不是来当奥斯曼的‘弥赛亚’的。他们的病是千年沉疴，我们的药（枪炮、金钱、政治交易）只能治标，治不了本，硬要去治，只会把自己拖进无底洞。想想我们在西域、在高原的经验就知道了，有些矛盾，只能管理，无法根除”

朱出凌在天策府御前会议上更是直言不讳：

“帝国在奥斯曼的投入，无论是军火、粮食，还是政治支持，都应视为一笔战略投资。我们要的回报，不是建立一个亲神州的、统一强大的新奥斯曼（那几乎不可能），而是确保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论伊斯坦布尔谁当家，都必须承认并保障我们的石油利益、运河特权，以及北部边疆的相对稳定。至于他们内部是打是谈，是分是合，只要不影响到我们的核心利益，不把战火烧到我们的控制区，便由他们去”

基于这一冷酷而清晰的认知，神州当前的所有行动都具备了双重含义：

支持青年土耳其党：不是因为他们代表“进步”或“民主”，而是因为他们有夺权的能力和欲望，且上台后为了稳固统治，短期内必然极度依赖神州支持，便于神州植入利益条款

他们未来若推行强硬的“土耳其化”引发内乱，只要不乱到影响石油区和运河，神州甚至可能乐见其成——一个陷入内部麻烦的奥斯曼，更无力挑战神州

羁縻北方地方武装：不是为了帮库尔德人或东北部山民争取民族自治，而是为了用最低成本维持一条对俄防线，并让伊斯坦布尔未来的任何中央政权都无法忽视这股力量，从而被迫在诸多事务上（包括对神州的承诺）寻求神州这个“仲裁者”的支持

寻找哈米德二世：也不是为了“勤王”或“复辟正统”，而是为了掌握一个可能有用（如作为与青年党谈判的筹码）或必须消除（如防止其被其他列强利用）的棋子

“奥斯曼的未来，是他们奥斯曼人自己的事。我们的未来，在波斯湾的油井里，在苏伊士的运河上，在全球的航路与市场中”

这几乎成了帝国中东战略部门心照不宣的座右铭

因此，无论是哈米德二世奇迹般复辟，还是青年土耳其党建立激进的民族主义共和国，亦或是帝国在各方妥协下变成一个松散的联邦甚至彻底分裂，对神州而言，区别只在于哪一种政局更能以较低成本保障其核心利益

帝国前期投入的军火、物资、外交资本，就像风险投资，赌的是奥斯曼这块地缘要冲在可预见的未来，其主导政权（无论形态如何）能够且愿意履行与神州签订的、保障神州核心利益的条约

至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将迎来和平还是更多的苦难，将走向融合还是更深的裂痕，将拥抱现代还是陷入保守……那将是“新政府和他们的事情”

神州的舰队会巡航在波斯湾，神州的油田会日夜运作，神州的商船会安全通过苏伊士运河。而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恩怨情仇，只要不飘到海湾的油污和运河的水道上，便只是遥远内陆传来的、模糊的回响

这是一种基于绝对实力和清晰利益计算的、剥离了道德负担的战略性冷漠

它或许残酷，但对于一个志在争夺全球霸权的帝国而言，这或许是在中东这片是非之地上，最“理性”也是最可能“成功”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时间，将检验这份“理性”是否能带来长治久安，抑或是埋下未来冲突的种子

是的，纵观神州帝国在“运河战争”后的全套奥斯曼策略，其本质是一种基于绝对实力与核心资源需求、剥离了理想主义干预色彩的、高度务实乃至冷酷的地缘战略

它并非源于“天朝上国”的救世情怀，亦非源于某种普世的“民族平等”理念输出——后者在神州本土或许是通过长期融合与强势文化整合达成的结果，但将其套用于奥斯曼这个种族、宗教、历史恩怨盘根错节的千年帝国坟场，无疑是天真且危险的

神州的战略清醒地认识到了自身的“非万能性”

帝国可以派遣舰队封锁印度，可以投送十五万大军登陆西奈，可以用“白磷炼狱”摧毁英军兵团，可以用政治手腕在伊斯坦布尔扶植代理人、在北方山区实施羁縻

但它无法、也无意去解决奥斯曼内部那些沉淀了数百上千年、渗透到社会每一个毛细血管的民族宗教矛盾、地域隔阂、以及现代化转型的剧烈阵痛

强行去“解决”，只会如龙从武所言，将帝国拖入一个比西奈沙漠更泥泞、更无休止的“内部治理泥潭”

因此，帝国的战略目标从一开始就极其明确且有限：石油，以及保障石油利益所必需的运河安全与地缘缓冲。一切军事、外交、政治行动皆围绕此核心展开

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源导向型干预”

若无石油：富饶的阿拉伯半岛地下那黑色的黄金，神州或许根本不会将如此庞大的军力与外交资源倾注于这片遥远的沙漠

击败英国、展示肌肉后，很可能就如历史上许多强权一样，获取一些商业特权后便抽身而去，留下奥斯曼自生自灭，而非像现在这样，深陷于伊斯坦布尔的宫廷阴谋和安纳托利亚的山地纠纷之中

正因有石油：帝国的“负责任”才有了实质内涵。这种“责任”并非对奥斯曼人民福祉的承诺，而是对自身巨额战略投资（战争耗费、扶植代理成本）和未来能源命脉安全的“负责”

留下军队“稳定”奥斯曼，防止其彻底崩盘引发周边动乱波及油田，防止权力真空被敌对大国（俄、德）填充威胁运河，这已经是帝国在纯粹利益计算下，所能做出的、超越最低限度掠夺的、带有一定“建设性”的举措了

从这个冰冷的角度看，帝国确实“仁至义尽”——尽了一个资源掠夺者和地区霸权维护者，在确保自身核心利益前提下，所能展现的、最“克制”的“义务”

而哈米德二世，这位原本被帝国选中的、用以维持这种“低成本控制”的旧秩序代理人，他的愚蠢、短视与临阵脱逃，成为了彻底打乱帝国初期布局、迫使战略复杂化的关键转折点

若哈米德二世未行“背刺”：帝国很可能延续“支持苏丹-换取特权”的简单模式。通过哈米德这个虽不令人满意但至少“名正言顺”的旧权威，帝国可以更顺畅地获取石油权益、运河特权，并借助苏丹的旧体制（尽管低效）维持基本秩序，无需深度卷入奥斯曼内部的新旧势力血斗与地方分离旋涡

代价是改革缓慢，但帝国或许乐见一个虚弱而依赖的奥斯曼

正因哈米德二世“消失”：帝国被迫从“支持旧主”模式，切换到更高风险、更高成本的“塑造新秩序”模式。它必须亲自下场，在伊斯坦布尔寻找或扶植新代理人（青年党），在北方与地方豪强妥协（羁縻政策），同时还要提防旧势力反扑

这一切的复杂操作，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填补哈米德留下的权力真空，防止帝国核心利益因奥斯曼内乱而受损。哈米德的不负责，迫使神州承担了本不愿承担的、更深的“责任”

因此，帝国当前的战略，是一种被动的、补救性的、且目标明确的“止损”与“布局”

一旦新的、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无论是青年党政府，还是某种妥协产物）得以建立，并以条约形式明确保障神州的核心利益（石油、运河、缓冲区），帝国的直接政治介入和军事存在（除了关键基地），便会迅速收缩

“奥斯曼的未来，由奥斯曼人在帝国划定的红线内自行决定”

这将成为帝国撤离前的最终遗言。至于那条红线之内，是走向民族和解还是更深的撕裂，是经济复兴还是持续衰败，是民主曙光还是新的独裁……那将是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埃尔祖鲁姆、以及大马士革、巴格达未来主人们需要面对的、与他们祖先同样艰难的命题

而神州，将把目光重新投向浩瀚的印度洋，投向更遥远的全球争霸舞台，只留下波斯湾的采油平台、苏伊士的驻军基地、以及外交档案里那些冰冷的条约文本，作为它曾如此深刻地介入并改变了这片古老土地命运的、沉默的见证

历史会记住1900年西奈的炮火，也会记住伊斯坦布尔的密谈与北方山区的血誓。但驱动这一切的，从来不是救赎的圣光，而是对地下黑金的渴望，以及对海上通道的掌控。这便是这个时代，一个新兴全球帝国，在其力量投射极限处，所展现的最真实的、剥去所有伪装的战略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