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6章 计划的涟漪（1/2）

托管理事会会议厅内，如潮的掌声终于渐渐平息，但空气中激荡的情绪却并未随之消散，反而像一层厚重的、带电的云层，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张美玲在那位温和的女工作人员引导下，默默离开了讲台，她的背影在巨大的门廊下显得异常单薄，却又带着一种刚刚立下誓言般的、不容置疑的决绝。

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仿佛将两个世界隔绝开来。一个是由泪水、呐喊和个体悲剧构成的情感世界；另一个，则是由规则、利益和冰冷逻辑主导的现实政治角力场。

会议厅内的灯光似乎都明亮了几分，驱散了先前那种悲情弥漫的氛围。工作人员悄无声息地更换了讲台上的名牌，张美玲的名字被取下，换上了“闭门技术讨论-仅对成员国代表及特邀专家开放”的标识。气氛瞬间变得务实而紧绷。

资深联合国官员劳伦斯·范德比尔特缓步走向主讲台。他年约六十，灰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身着剪裁合体的深蓝色西装，脸上带着一种经年累月处理最棘手国际事务磨砺出的、近乎无表情的平静。他轻轻敲了敲麦克风，那清脆的“咚咚”声让会场最后一点杂音也消失了。

“诸位代表，”范德比尔特的声音平稳、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性，“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秘书处，对张美玲女士刚才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证词，表示最深的敬意和感谢。”他微微颔首，动作标准得像外交礼仪教科书。“她的勇气，她所展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她个人经历的悲剧，无疑为我们今天的讨论注入了一种紧迫感和道德维度。”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缓缓扫过全场，像是在确认每一位听众的注意力都已集中。

“然而，”这个词像一道分水岭，瞬间将气氛从感性的致敬拉回到理性的分析，“敬意与同情，不能替代审慎的评估和可行的行动方案。我们此刻聚集于此，肩负的责任是将这种道德呼吁，转化为具体、有效且可持续的全球政策。这要求我们，必须冷静、甚至严酷地，审视张女士所提议的‘全球水资源共享计划’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他的语调没有起伏，但每一个字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台下，支持该计划的代表们，如塞内加尔大使阿卜杜拉耶·恩迪亚耶，不自觉地挺直了背脊，眼神中流露出戒备。而另一些代表，如来自水资源丰富国家“北河联邦”的瓦西里·奥尔洛夫，则微微后靠，双手交叉放在腹前，脸上是一种“早该如此”的淡漠。

“挑战之一，地缘政治与主权问题。”范德比尔特没有任何铺垫，直接切入核心，“水，自古以来就是最敏感的主权资源。国家边界可以划定，但地下含水层、跨境河流流域，却遵循着自然法则。”他调出世界水资源分布图，几个关键的跨境水域被高亮标出——尼罗河、湄公河、约旦河、恒河……

“任何形式的‘共享’，无论其初衷多么高尚，都不可避免地触及下游国家与上游国家之间历史悠久的、极其复杂的水权争端。试问，我们如何能说服一个上游国家，在自身也可能面临缺水风险的情况下，将其视为战略资源的水‘共享’出去？国际法在此领域虽有框架，但约束力有限。一个强制性的共享机制，在目前的政治现实下，近乎天方夜谭。”

恩迪亚耶大使忍不住了，他按下发言键，桌上的指示灯亮起：“主席先生，范德比尔特官员的观点固然是现实，但不能成为不作为的借口！正是因为存在争端，才更需要一个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框架！气候危机不尊重边界，我们的应对机制也必须超越边界！这不是乞讨，这是基于生存权的气候正义！”

他的声音洪亮，带着西非法语区特有的韵律感，在冷静的会场里投下了一颗石子。

范德比尔特平静地点点头：“恩迪亚耶大使的立场我很理解。‘气候正义’是一个强有力的道德概念。但请允许我提出挑战之二：巨额资金与实施主体。”他切换幻灯片，上面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估算数字。“假设，仅仅是假设，我们要建立一个覆盖主要干旱地区的大规模水援助网络，包括海水淡化、长途运输——无论是通过管道、巨型水囊船还是其他方式——分配站点建设与维护……初步的、极其保守的年度预算估算，是这个数字。”

屏幕上跳出一个以“百亿美元”为单位的巨大数字。会场里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这笔资金从何而来？”范德比尔特追问，目光锐利，“是由发达国家根据历史排放责任承担主要份额？这势必引发关于责任认定和分摊比例的无休止争论。是由联合国常规预算支出？这需要所有会员国，包括那些自身面临经济困难的国家同意增加摊款。还是建立一个自愿性的基金？那么，它的规模和稳定性将完全取决于成员国的政治意愿和经济周期。谁又来主导这笔巨款的使用？联合国？世界银行？还是一个新成立的、可能缺乏经验的专门机构？”

他的一连串问题，像一连串重锤，敲打在支持者们的心上。

“至于技术瓶颈，”范德比尔特继续推进，不给人们喘息的机会，“大规模海水淡化是能源密集型产业，在太阳能、风能成本尚未降到足够低且不稳定的地区，我们是在用能源换水，这可能加剧碳排放，与我们的减排目标背道而驰。长距离输水，无论是跨越国境的管道，还是动用舰队运输，其成本、能耗以及对沿途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未知数。我们是否有成熟、可靠且负担得起的技……”

“主席先生！”一个清亮而急切的声音打断了他。是来自太平洋岛国基里蒂玛的年轻女代表，玛拉·托卡塔。她因为激动，脸颊微微泛红。“我们总是在讨论成本！讨论技术难题！但我想请问，坐视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干渴，这个成本又该如何计算？我们基里蒂玛正在被上升的海平面吞噬，我们理解未来的威胁！但张女士所说的，是正在发生的、真实的死亡！当一个人在你面前渴死，你还会和他讨论淡化的能源成本吗？”

她的质问带着年轻人的直接和一种濒临绝望的愤怒，让会场再次陷入短暂的寂静。

范德比尔特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眼神中似乎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情绪，但他的声音依旧平稳：“托卡塔代表，没有人否认生命的价值，也没有人质疑危机的紧迫性。但正因为我们尊重生命，才必须确保我们的干预是有效的，而不是好心办坏事，或者因为无法持续而半途而废，造成更大的失望和动荡。”

这时，瓦西里·奥尔洛夫，那位“北河联邦”的代表，慢条斯理地按下了发言键。他身体微胖，面色红润，与屏幕上那些干枯的面容形成鲜明对比。

“范德比尔特官员的分析非常全面和……清醒。”奥尔洛夫的声音带着一种慵懒的自信，“我认为，张女士的提议，其情感力量值得肯定，但将其上升为一项需要调动全球资源的‘计划’，恐怕过于……理想化，或者说，乌托邦。”

他微微摊手，做了一个无奈的手势：“水资源管理，首先是，也应该是主权国家的责任。国际社会的角色是提供援助、技术和知识共享，而不是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水分配局’。这不仅是主权问题，更是效率问题。我们见过太多雄心勃勃的全球计划，最终因为官僚主义、腐败和执行力匮乏而沦为昂贵的空谈。”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恩迪亚耶和托卡塔，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意味：“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警惕一种危险的倾向——将不同性质的气候问题混为一谈，甚至对立起来。‘冰点救援计划’是针对全球性、存在性威胁的科学应对方案，其目标是保护全人类的核心居住区和文明成果。而区域性的水资源短缺，虽然悲惨，但本质上更应通过区域合作、国家治理改善和有针对性的发展援助来解决。将两者相提并论，甚至暗示要重新分配投入，是短视的，可能会损害我们应对更宏大威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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