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7章 隐姓埋名三十载，却被一个公共摄像头“认出”（2/2）

“南京？”陈和平立刻带队赶往南京，可火车站、汽车站查了个遍，没有任何文九平的痕迹。“他会不会故意放烟雾弹？”年轻警员猜测。

果然，又过了三天，第二封信寄到了文家。这一次，信里多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文九平站在天安门城楼前，另一张是他在长城上的背影，照片背面写着“北京留念”。信里的内容，让整个专案组都倒吸一口凉气：

“我和红艳从小一起长大，我以为我们能结婚。可她怀孕后，却说孩子不是我的。她要的是金钱和地位，我什么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们在田埂上吵架，她骂我没本事，说我配不上她。我气疯了，拿起石头砸了她……我知道错了，但我不敢回去。爸妈，对不起，我是罪人。”

“立刻去北京！”陈和平带着人赶到北京，可90年代的北京，流动人口多，监控几乎没有。

他们拿着照片跑遍了天安门周边的照相馆，查遍了各个招待所，连文九平可能投奔的同学、亲戚都找了，却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这一找，就是三十年。

胡红艳的家人，在这三十年里熬白了头。她的二哥胡建国还记得，妹妹被害的消息传来时，父亲当场就瘫倒在地，后来精神越来越差，最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到一年就走了。

母亲整日以泪洗面，眼睛渐渐看不清东西，临终前还攥着胡红艳的照片，嘴里念叨着：“我的艳儿，还没嫁人呢……”

“这三十年，我们出门都抬不起头。”胡建国的声音哽咽，“有人说我妹妹是因为谈恋爱被人杀的，说她不安分。这些闲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们心上。”

而陈和平，把文九平的案卷翻了一遍又一遍，笔记本上记满了线索，连文九平家人的生日、亲戚的住址都记得清清楚楚。“只要我还干警察，就绝不会放弃。”他说这话时，眼角的皱纹里藏着愧疚。

2024年，东至县公安局重启“1994·4·12”命案专案组。民警们带着当年的案卷，跑遍了北京、海南、广东，用现代刑侦技术比对dNA，分析文九平可能的落脚点。

2025年6月，广东韶关的一个老旧小区里，公共摄像头拍下了王建民的脸。“他的户籍信息是2000年登记的，籍贯写的是湖南，但我们查了，湖南没有叫王建民的人符合这个年龄。”

年轻警员指着电脑屏幕，“而且他在工地打工，从不跟人提家里的事，连身份证都是补办的。”

陈和平立刻带队飞往韶关。6月15日清晨，他们在王建民的出租屋楼下蹲守。五点半，王建民准时走出楼栋，帆布工具包在他手里晃了晃。“就是他。”陈和平低声说，民警们悄悄围了上去。

“王建民？”一名民警叫住他。

男人的身体僵了一下，慢慢转过身。当他看到穿警服的人时，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你们找错人了吧？”他说，声音有些沙哑。

“我们是安徽东至公安局的。”陈和平走到他面前，“文九平，三十年了，你该回家了。”

王建民的脸瞬间变得惨白，他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民警上前给他戴手铐时，他没有反抗，只是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

“你知道吗？”陈和平看着他，声音很轻，“你父亲在2005年就走了，走的时候还在问你的消息。你母亲2023年去世的，临终前还摸着你的照片哭。”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砸在了文九平的心上。他突然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脸，哭声从指缝里漏出来，嘶哑得像破了的风箱。“我对不起他们……我对不起红艳……”

在东至县看守所里，58岁的文九平坐在铁窗后，头发已经全白了。他穿着囚服，双手放在膝盖上，说起胡红艳时，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我和红艳是一个村的，从小一起上学。她成绩好，我总跟在她后面，帮她背书包。”文九平的声音很轻，仿佛在回忆遥远的梦，“1991年，我们一起进了纺织厂，我以为我们能一辈子在一起。”

他说，刚开始谈恋爱时，胡红艳很依赖他，会给他带早饭，会在他修机器时递水。

可后来，胡红艳被提拔为小组长，身边追她的人多了，其中有两个大学生，家境比他好。

“我心里慌，总觉得她会离开我。”文九平的手指攥紧了，“我妈也不同意我们在一起，说红艳是农村户口，会影响我的下一代。”

1993年冬天，胡红艳怀孕了。文九平很高兴，想立刻结婚，可胡红艳却告诉他，孩子不是他的。

“我当时就疯了，跟她吵了一架。”他说，“后来我们分手了，可我还是放不下她，总去找她。”

1994年4月11日晚上，文九平约胡红艳去厂区后面的田埂。

“她来了，穿的是那件红色毛线衣，扎着两个辫子，像小时候一样。”文九平的眼泪流了下来，“我跟她说，我们复合吧，我不在乎户口，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可她拒绝了，她说我没本事，说我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

争吵越来越激烈，胡红艳说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文九平心上。“我问她，孩子到底是谁的。”

她笑着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他哽咽着，“我当时脑子一热，看到旁边有块石头，就拿起来砸了她……”

作案后，文九平跑回宿舍换了衣服，拿了父亲的存折，从银行同学那里借了500块钱，一路逃到南京、北京，最后在韶关落脚，改名叫王建民，靠在工地打工为生。

“这三十年，我每天都做噩梦，梦见红艳穿着红毛衣站在我面前，问我为什么杀她。”他说，“我不敢跟人交朋友，不敢回老家，连过年都只能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吃泡面。”

当民警问他还有什么愿望时，文九平沉默了很久，然后轻声说：“我想跟红艳说声对不起。如果可以，我想和她埋在一起，陪她一辈子。”

而在韶关那个老旧小区里，公共摄像头依旧在运转，晨光每天都会漫过楼栋口。只是再也不会有一个叫王建民的男人，攥着帆布工具包，在清晨五点半的雾里，走向没有尽头的逃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