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4章 偃武修文诏颁日,州县乡学启新章(1/1)
窦轨在始州的山雨中以弓刀与盐布平息獠人之乱、用剿抚并用的手腕为帝国西南边陲钉下一枚安定的楔子时,长安的太极殿内,另一场关乎帝国未来百年根基的“奠基”,正在李渊与重臣们的深思熟虑中悄然落成。
武功可以拓土定疆,可以慑服远夷,可以平定内乱,但真正能将辽阔疆域、多元族群熔铸成一个稳固共同体,并赋予其长久生命力的,终究是文教与制度。
剑阁山间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一份标志着唐朝治国战略从“武功”向“文治”关键转折的诏书,已然在帝国的心脏酝酿成熟,即将颁行天下。这既不是结束,也不是开始,结合依赖军事扩张的阶段,开启以文教立国、以制度凝心的漫长征程。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二月十五日,长安,两仪殿东暖阁。
窗外春光渐明,柳色新嫩,但阁内的气氛却庄重而沉静。李渊并未身着朝会冠冕,而是一身赭黄常服,坐于御案之后。案上除常规奏疏外,另有一份墨迹初干的诏书文稿,以及数卷关于前朝选举、教育制度的典籍摘要。侍坐的有尚书右仆射裴寂、中书令封德彝、侍中陈叔达,以及被特意召见的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议题的核心,正是那份即将决定帝国文教走向的诏书。
李渊的目光缓缓扫过众人,最后落在诏书文稿上,开口道:“自晋阳起兵,至今八载,赖将士用命,群臣辅弼,四方割据,次第削平。今江淮捷报在途,山东、剑南之扰亦近尾声。然朕常思,马背上可得天下,可能治天下否?隋室二世而亡,非亡于兵甲不利,实亡于人心离散,教化不兴。我大唐欲建万世之基,当于此时,思长治久安之策。”
裴寂作为首辅,率先应和:“陛下圣虑深远。天下初定,正宜‘偃武修文’,示天下以太平,导万民以向化。昔日汉高祖定天下,有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之问,遂兴教化。今我朝亦当如是。”
封德彝更侧重于制度沿革,他指向案上典籍:“陛下,察举、征辟之制,汉魏以来虽有弊端,然其‘乡举里选’,访求贤才之意,不可尽废。尤其当此之时,天下才俊或因战乱隐于草泽,或观望于新朝。需有一明确管道,使其知朝廷求贤若渴,有途可进。”
陈叔达性格沉稳,补充道:“封公所言极是。然察举易为门阀把持,前车之鉴不远。臣以为,今之要务,首在‘广开才路’与‘敦崇教化’并举。一方面令州县访求人才,使野无遗贤;另一方面广设学校,使民知礼义。二者相辅相成,方可收长久之效。”
一直凝神静听的李世民此时开口,他的思维往往更具战略性与系统性:“父皇,诸位相公。儿臣以为,此举意义重大,远超选拔几个官吏或设立几所学校。其一,此为政治信号。诏书一下,天下皆知朝廷重心转移,人心思定,有志于学者得望,有力于耕者得安。其二,此为制度奠基。‘明一经以上未仕者以名闻’,看似简单,实则为将来系统性的科举取士铺路。我们可借此摸清天下儒学人才底数,建立档案。而‘州县及乡皆置学’,更是将朝廷教化之力,直接延伸至最基层的‘乡’。这不仅仅是教育,更是政令、伦理、忠君观念的灌输渠道,是真正的‘王化’于基层。”
李建成也点头表示赞同,并谨慎补充:“二弟所言深彻。尤其于新附之地、边远之州,如始州、维州,乃至山东邹州故地,设立官学,教授儒家经典、朝廷律令,其安抚与同化之效,或许比单纯的兵威镇抚更为深远。可令当地子弟习华语,知礼仪,渐消隔阂。”
李渊仔细听着儿子与大臣们的讨论,目光越发坚定。这正是他所期盼的共识。他拿起那份诏书文稿,最终定调:“诸卿所言,皆合朕意。治国经邦,人才为本,教化为先。今颁此诏,其意有三:一曰‘搜罗遗才’,使天下读书人知有所归;二曰‘兴学立教’,自州县至乡里,皆闻弦诵之声,渐成风气;三曰‘昭示转型’,告谕内外,大唐即将步入修明文教之治世。”
他提笔,在诏书末尾郑重写下“制可”二字,并落下日期:“武德七年二月己酉。”
数日后,诏书正式颁行天下。由中书省誊黄,门下省副署,尚书省吏部、礼部具体执行,通过发达的驿传系统,迅速发往各州。诏文虽简洁,却字字千钧:
“敕:治国之道,教化为先;致治之基,贤才为本。今海内渐平,宜弘文教。诸州有明习一经以上,德行可称,而犹未沾禄位者,仰所在州县,精加访察,具以名闻,朕将亲览擢用。另,天下州县及乡,皆宜设立学校,选明经笃行之士为师范,教以诗书礼乐,敦谕风化。庶使家习儒风,人知礼让,贤俊登于朝廷,教化行于乡邑。布告遐迩,咸使知悉。”
这道诏书的影响,如同投入静湖的石子,涟漪迅速扩散。
在长安、洛阳这样的通都大邑,宿儒耆老们闻诏感慨,仿佛看到了重振儒学的希望,开始整理典籍,准备教授生徒。
在稍远的州郡,刺史、县令们接到诏书,立刻忙碌起来。一面命户曹、功曹胥吏排查境内是否有隐居的儒生;一面勘察地点,筹措钱粮,准备兴办或扩建州学、县学。一些有心的地方官,甚至开始物色“乡学”的地址和师资。
在更偏远的地区,如刚刚经历叛乱的始州,新任刺史(窦轨举荐)将兴办州学、县学作为安抚地方、宣示王化的首要政绩之一。而在新设的维州、恭州,建立学校更是“羁縻”政策中文化渗透的核心环节。
在山东邹州,平叛后的重建中也包含了修复孔庙、设立学舍的计划,意图从文化上瓦解地方豪强对乡议的垄断。
这是一张空前庞大的文教网络构建的开始。它不像军事行动那样立竿见影,却以一种更缓慢、更深刻的方式,重塑着帝国的肌理。它意味着,唐朝的统治,不再仅仅依靠府兵的横刀与骏马,更将依靠遍布州县乡里的学堂中传出的朗朗书声,依靠那些苦读经书、渴望通过新的“明经”之途进入仕途的寒门子弟心中的希望,依靠儒家“忠孝节义”观念通过官方教育渠道向全民的持续灌输。
李渊的这道诏书,与窦轨在始州的盐布、李孝恭在鹊头镇的烽火、李大亮在猷州的突击、乃至对高句丽等国的册封一样,都是武德七年春天,大唐帝国在多条战线上推进其统一与整合大业的不同侧写。当江淮的最终捷报即将传来之时,帝国未来的另一条主脉——文治的脉络,已经在此刻,清晰而有力地搏动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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