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斩草除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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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纯仁这一走,保守派的其他大臣也纷纷是坐立不安,其原因仍然是因为章惇。他们都知道一旦章惇回朝定然不会放过他们,诸如礼部侍郎孔仲武、工部尚书李之纯等人相继主动申请出京外任以躲避章惇的锋锐。
说句或许有些刻薄恶毒的话,正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保守派执政期间对变法派极力打压,如今世道轮回,这些人太清楚他们当初都做了什么又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才做了那些事,因而他们也坚信对方会对其施以同等乃至是加倍的回报。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君子,更知道对方和他们也是一路货色,值此风起云涌之时唯有主动避险才是生存的王道。
这里再一次声明一下我的个人观点,无论是元佑时期保守派的复辟还是绍圣年间变法派的再度崛起,这期间所发生的集体性政治打压和争斗都不是什么正义和邪恶之争,而是纯粹意义上的意气和意识形态之争,这里面没有多少是非对错可言,有的只是人性的丑陋和利益的争夺。如果非要说二者有什么不同,那我只能说变法派相较而言多少还知道在这个过程中照顾一下国家的利益,而保守派完全就是一群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官僚,也是一群固步自封并沉溺于各种内斗坐等国家安乐死的因循守旧之辈——他们没有能力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也反对别人去解决这些问题和危机,他们和那温水里的青蛙别无二致。
在章惇到任之前,哲宗再又发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观文殿学士安焘为门下侍郎,苏州知州吕惠卿改任江宁知府。同时,哲宗命曾布和蔡卞重修《神宗实录》以重新为自己的父亲正名,而在章惇回京后哲宗更是命这位新首相监修《神宗实录》和《国史》。
需要说明的是,章惇回京之日,满朝的文武大臣几乎集体前去城门口迎接这位新任宰相,但章惇可不会因为他人的迎奉和讨好而收敛住他的这颗憋得已经快要爆炸的小心脏。
章惇回京之后第一个选择主动跑路的保守派大臣就是时任佥书枢密院事的刘奉世。此人完全就是被章惇给吓跑的,求锤得锤的他随即就被罢为真定府路安抚使兼知成德军。小试牛刀后,新官上任的章惇开始烧他的第一把大火——追究元佑年间将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座城池割让给西夏的主事者的责任。
这可不是什么政治报复,保守派的割地行为就算千年过后也仍然是司马光和文彦博等人无法洗刷的污点,即便他们的信徒可以为他们的行为找到各种开脱的理由也无济于事。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割地能换来和平以及西夏的恭顺倒也罢了,可实际上却是换来了西夏人更为嚣张和跋扈的嘴脸,西夏的相国梁乙逋更是公然在西夏的朝堂上大言不惭地嚷道:“自开国以来宋朝可曾像如今这样畏惧过我们?”
再者,如之前所言的那样,大宋的无数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才夺下的土地竟然拱手送于敌国,这在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眼里都是十足的卖国行为。当时的司马光权势熏天以至无人敢反对其个人意志,可如今世道已变,这笔账也到了该清算的时候了。
对章惇和变法派而言,追究此事可达到一石二鸟的作用和效果。一来他们此举可谓是站在正义和公理的层面上在审判卖国者的罪行,二来变法派也可以借此名正言顺地将保守派的顽固势力彻底清理出朝廷,而且就连司马光和吕公着这些已经死了的人也别想躲过这一次的秋后算账。
在给哲宗的奏疏里,章惇这样说道:“西北割地事件在内是司马光和文彦博在主导,孙觉和王存皆是从犯,在外则是赵昪和范纯粹(范仲淹的幼子)这些边臣在主议,这二人深知割地之害却一味地迎合司马光。如果说孙觉和王存等辈是因为不知利害而附和大臣,那么赵昪和范纯粹身为边帅却如此附会大臣便是挟奸罔上,此罪万不可恕也。”
对此,哲宗深以为然。
有了哲宗的点头,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就显得毫不为奇。以西北割地事件为导火索,章惇再又请求重责吕大防和刘挚、苏辙等元佑时期的两府大臣,再加上张商英从海量的奏疏里揪住了这些人的无数条涉嫌诋毁神宗朝政和国策的小辫子,于是乎一帮元佑时期的重臣纷纷再遭重贬。具体如下:前宰相、现任永兴军知军吕大防降授右正议大夫、知随州;前宰相、现任知青州刘挚落职,降授左朝议大夫、知黄州;前门下侍郎、现任知汝州苏辙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英州知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范纯粹降官一等为直龙图阁、知延安府;知郓州梁焘改知鄂州;知成德军刘安世改知南安军;管句西京崇福宫吴安诗监光州盐酒税;知虢州韩川改知坊州;权知应天府孙升改知房州,并落职降官;吕公着的儿子吕希纯落职降官并出知亳州。
最后倒霉的才是真正的重量级人物,章惇认为已经跑到颖昌府去避难的范纯仁也要为割地事件承担责任。不但如此,他还认为范纯仁对于元佑更化事件也要承担承认。总之,作为元佑时期位及宰相的保守派重臣,范纯仁无论如何都是必须要受到责罚的,单是赞同并参与擅改神宗的国策就足以给他定罪。哲宗对此不是很赞同,他说范纯仁是个德行高尚的君子且并未参与结党,但章惇认为范纯仁拒绝为新朝效力就已经说明了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如此一来范纯仁虽然未被贬官但却被降官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