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东坡涅盘（1/1）
就在身处京城的吴充因为种种事由而感叹天时不予的时候，远在江南之地的新任湖州知州也是突然间身感自己如遭雷击，面对由朝廷下发而来的一纸对自己的拘捕文书，这位到达湖州履新才三个月的知州大人瞬间两脚发软面如死灰。这个人是谁呢？此人便是“天下何人不识君”的北宋第一大才子——苏轼！
这一年的苏轼四十二岁，这个年纪无论古今都是一个“危险”的年纪，这里的危险不是说此人大限将至，而是说这个年龄段的人如果仍然对社会或自身的现状强烈不满，那么此人必然到了愤世嫉俗的巅峰期。这可不是毛躁的愤青整天开喷那么简单的事，这个年龄段的人有思想、有见识、有历练，如果再加上一个有学识，那他们的愤世嫉俗就绝不像年轻的键盘侠那般肤浅，而是非常具有深度。
当然，我们也说了，这种情况是要有先决条件的。人到中年如果对自己的人生所取得的成就还算满意，那么这时候他就应该在考虑如何安度自己的晚年，这种人基本上人畜无害。反之，如果这时候你对自己以及所处环境的现状都非常不满，那么你的愤世嫉俗就会让人感到有一丝的恐惧，也就是那所谓的无处遮掩的戾气，这种人其言行举止都很难谈得上友善。
关于这种事我们不在此细说，年轻人未必会懂，但中年人几乎都懂。那么，此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苏轼又是属于哪种人呢？很遗憾，苏轼同志属于后者。我们这样说可能会让那些被鸡汤派和励志派的历史学者所洗脑的苏轼的拥趸感到愤怒：我们的偶像明明是一个超级乐天派，他怎么可能是一个愤世嫉俗的老愤青呢？他难道不是应该每天都阳光灿烂地吟诗作对或者在厨房里捣鼓美味佳肴吗？
没错，苏轼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但那人是苏东坡，那是苏轼在给自己取号为“东坡居士”之后他才变成了那样的一个人，而在这之前苏轼就是一个随时都想开炮且随时都在开炮的愤世嫉俗的老愤青。
回到苏轼被贬出京城的公元1071年，当时三十四岁的苏轼正值其风华正茂的年华且官居开封府推官，当时的他看上去可谓是前途不可限量。不过，恃才傲物是每一个心高气傲的大才子的通病，李白如此，苏轼也是如此。李白可以视满朝权贵为豚犬，同样才高八斗的苏轼也没有把除了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高看一等，但狂妄且不知收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苏轼从京城被贬杭州便是明证。
李白有才但李隆基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擅长舞文弄墨的翰林学士来看待，可李白的理想是当宰相，但他的情商和傲骨根本支撑不起他的理想，这就造成了李白后来的人生悲剧。苏轼几乎重复了李白的这条老路，由于他有才且连皇帝和宰相都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这就让苏轼觉得自己有作死的资本，可身处波谲云诡的官场如果没有政治智慧是很难混得下去的，甚至会死得很难看。
在政治家的认知世界里才华不过是一个人的点缀，政治智慧才是决定其人生高度和成就的决定性要素，你苏轼再有才但你如果不能为国所用，而且还同时跟皇帝和宰相唱反调，那么你的下场和结局也就可想而知。试想神宗连韩琦、富弼和司马光这样的朝廷元勋和要员都可以驱逐，那么你苏轼凭什么就觉得自己可以稳坐钓鱼台？就凭你文章写得好？开什么玩笑，如果要说写文章，宋朝的那一帮翰林学士和知制诰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绝世高手，再说当朝首相王安石这时候在文学和学术领域的成就和地位也远胜过你这个后生晚辈，所以你苏轼其实根本没有在朝堂上狂妄自大的资本。
关于苏轼之前被贬杭州我们此前已经详细地介绍过，事实也证明有句电影台词真的是揭示了一个人间真相——别以为你长得帅我就不打你。放在苏轼身上，那就是别以为你有才我就可以无限容忍你，别以为你有才你就可以张着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苏轼的口无遮拦最终把皇帝和宰相都给惹火了，于是乎才高八斗且心高气傲的苏轼就遭遇了仕途上的初次被贬。
能够坚持自我且不附会权贵甚至还敢于跟当朝皇帝和宰相公开作对，这样的人无论秉持了怎样的立场和理念我们都该为他送上掌声，哪怕他是脑子打铁或一根筋。苏轼的被贬对他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次严重受挫，但对于这个在近十年时间里先后经历双亲亡故和妻子离世这一系列人生重大变故的人来说，这样的遭遇也未必是什么不可承受之重。可是，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此时的苏轼在政治上的抱负要远胜过他在人生其他方面的追求。作为新法的反对者，苏轼对如今整个国家的现状无疑是痛心疾首但又无可奈何，对于一个三十几岁且心怀家国和民生的年轻政治家来说，这种痛苦和折磨是非同寻常的。
苏轼的被贬对于他个人的仕途和人生理想而言是一种灾难，但对于他的文学成就和地位以及中国古代的文学史而言却是一种幸运。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苏轼一直在京城的官场里沉醉于各种钩心斗角的政治斗争，或者是由此而在官场上步步高升甚至有一天当上了宰相，那么他的那些让如今的我们耳熟能详甚至倒背如流的诗词佳作也就压根不会存在。中国的历史上可能会因此而多出一个长袖善舞的政治家苏轼，但伟大的宋词豪放派宗师苏东坡则永远不会出现，这或许就是福祸相依理论的另一种生动诠释和展现。事实可以作证，苏轼这一生在文学、书法、书画甚至是烹饪领域登峰造极的时刻都正值他处于人生逆境和低谷之时。
想必初到杭州的苏轼定然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甚至是觉得人生前途一片昏暗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不过，苏轼也未必就是整日都苦大仇深的一副苦瓜脸。这个早年在心灵和物质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滋养的人在其灵魂深处对这个世界是有大爱的，如若不然他也不会成为宋词豪放派的一代宗师，而缺乏足够心灵厚度和承受力的人在经历了诸多人生磨难和艰辛之后也根本写不出“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等大气从容的词句。当然，苏轼在杭州期间为后世留下的千古佳句还得当属出自《饮湖上初晴后雨》里的那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公元1074年秋，在杭州通判的任上干满三年后，苏轼官升一级被任命为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虽然升官了，可苏轼却并不会因此而觉得自己头上的天放亮了，他反而觉得更加暗无天日，因为新法此时已经在全国全面铺开。随着新法的全面推行，苏轼之前所预料的天下大乱并没有发生，整个国家除了官僚、地主和商人阶级的日子比以前难过外，新法对普通百姓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反正都是一样的种地缴粮缴税，这日子从前怎么过现在还是怎么过。
不同的是，国家现在变得有钱了，而军队的战斗力也在迅速提升，但这些在苏轼这种保守派眼里却是一种“罪”。国家怎么变得有钱的？不就是盘剥百姓吗？不就是把黑手伸向了商人和地主阶级以及我们这些士大夫官僚阶级吗？军队战斗力提升又怎么样？好战必危好战必亡，宋朝怎么可以对周边异族妄动刀兵？我们可以这样说，新法越是成功，苏轼的心里就会越难受。在这一点上，苏轼几乎和司马光是别无二致。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站在一个官僚的角度以一个利益受损的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去看待新法和整个社会的现状，这本身就限制了他的视角。后来当他被贬黄州并因为迫于生计而开始在城东的一块坡地上开荒种地之后，当他自己也成为了社会的底层并与劳苦大众无差别接触之后，那时候的苏轼才拥有了一个更全面更直观的视角去重新看待和认识新法，那时苏轼的人生将迎来再一次蜕变的时刻。遗憾的是，此时的苏轼还没有那种认识和觉悟，现在的他尽管还是可以随时随地与人谈笑风生，但当自己独处并开始忧国忧民之时，他的内心仍然在翻江倒海，可他虽然意难平但却仍然只能徒呼奈何。
一个人在失望或绝望的时候总是会习惯性地抬头仰望天空，似乎只有广阔的天空才能收纳自己所有的悲愤、痛苦和不甘。在密州为官的这三年，苏轼在文学创作上正式摆脱了宋词婉约派的局限和束缚并由此自成一派，宋词豪放派就此横空出世，而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里就很明显地反应出他时常有举头望天的习惯。都说深情出诗人，但悲愤其实也能出诗人，苏轼心中被压抑了数年的情感在他履职密州期间得到了充分释放和体现。
公元1075年正月，在到达密州的半年之后，苏轼于梦中同已经亡故近十年的发妻王弗再又重逢。半夜惊醒之后，泪眼婆娑的苏轼沉浸在梦境之中久久地凝神回味，一首感人肺腑的词作几乎是脱口而出，这便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如果说这首悼念亡妻的词作还显得有些儿女情长，那么苏轼在同年与人外出游猎之时所作的另一首词就让他奠定了宋词豪放派开山鼻祖的地位，此即为如雷贯耳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此作一出，放眼之前的所有词作，苏轼这首词其磅礴之气舍我其谁之风无有能与其争锋者。在次年的暮春时节，苏轼的另一首名作也应时而出，而在这首词里苏轼则将自己的浪漫主义和已经炉火纯青的豪放之风融为一体，此即为《望江南·超然台作》：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同年的公元1076年中秋之夜，苏轼在与亲朋欢饮达旦之后不由得开始思念远在异地的弟弟苏辙，于是这就有了歌咏中秋圆月之夜的千古第一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至此，苏轼终成宋词豪放派的一代宗师，他的文学地位变得无可撼动。倘若苏轼生于我们如今的这个时代，那么他定然是粉丝过亿的超级大V，而且无可置疑的，只要他每出一篇新作定然会让整个网络都为之瘫痪。毫不夸张地说，即便是刘德华、张学友或周杰伦发行新专辑也盖不了苏轼的风头。
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苏轼的才华在为他博得名满天下的巨大声誉之时也为他招来的麻烦。外任地方的这些年里苏轼佳作频出，但在文学创作上高歌猛进之时，苏轼的这张大嘴也从来都没有闲下来过，具体来说就是他对时政的抨击和嘲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这些还都白纸黑字地留下了证据，这就为他不久之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