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王者峥嵘（1/1）

当辽国被耶律乙辛给搞得乌烟瘴气的这几年，宋朝又在神宗皇帝的带领下做了些什么事呢？

先说政治环境。王安石前后两次主政不但将宋朝在各个领域都深深地打下了新法的烙印，而且他个人还承接了保守派的所有怨恨和火力，但新法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和利益却全都归了皇帝和国家。如今王安石走了，神宗挑着一副装满了桃子的担子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这时候根本无需再有吕惠卿站出来提醒他应该向世人宣布新法依旧神圣不可更夺，神宗的反应是直接就扛起了王安石留下的这面变法的大旗。皇帝本人都成了旗手，

更重要的，王安石主政时期已经将保守派里的顽固分子给洗刷殆尽，再不会有人在朝堂上对新法疾言厉色地破口大骂。神宗此时的面前都是一群对他毕恭毕敬的乖乖臣子，即使仍然有诸如吕公着和孙固这样的对新法颇有异见的人，但相比司马光和范镇这种一言不合就请辞甚至是要死谏的所谓正臣和直臣，这些人说话和办事的风格都绝不会让皇帝感到为难或难堪。

再说外部环境。北边的辽国就不用多说了，当神宗开始独掌大权之时正是耶律乙辛开始作妖之时，辽国人自己杀得正欢哪里还有时间去找别人家的麻烦。南方的交趾更不用说，经过郭逵的一通猛揍，地狭国弱的交趾国此时正忙着灾后重建，给他十年的时间也未必能够恢复战前的元气。西边吐蕃人现在也很老实，虽然王韶的开边确实打了吐蕃大首领董毡的脸，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董毡除了高喊陛下万岁也别无他法。

或许赵顼此时唯一的不爽便是来自于西北方向的西夏。身上流淌着正宗汉人血脉的梁氏兄妹在掌握西夏的军政大权后不但没有表现出“亲宋”的迹象，反而比一个纯粹的党项人还要“反宋”。李谅祚死后，为了体现自己心向西夏且绝不会因为自身的汉人血统而背叛西夏，这位梁太后很快便下诏在西夏境内废除了由李谅祚下令推行的汉历和汉礼，她转而重拾由她的公公李元昊所制定的那一套党项番礼。不但如此，梁氏主政后宋夏双方在边境上也是摩擦不断，对于宋朝抢占吐蕃的熙河之地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因为这块地方西夏也早就垂涎三尺了。不过，梁氏兄妹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系列作为看上去更像是心虚的表现，他们刻意显露出狰狞的面目其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向宋朝表明自己绝对不是什么好捏的软柿子。

对于西夏以及梁氏兄妹的种种所为，神宗全然没有放在心上。在他的心里，西夏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哪怕梁氏兄妹乖得不能再乖也同样免不了要挨刀。宋朝为什么要攻占熙河之地？不就是为了宋夏两国再次开战时宋军能够在西夏的侧脊捅出致命的一刀吗？现在吐蕃和交趾都已经被收拾了，辽国则是关起门来尽情地搞窝里斗，所以下一个要在宋朝的刀锋下过日子的人只能是梁氏兄妹。

且慢！话虽这样说，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宗马上就要一棍子朝梁氏兄妹的头上抡过去，赵顼这一生都谨慎持重，可以说他就从来都没有因为头脑发热或心血来潮而做过哪怕一次的重大决定。再者说，现在他才刚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宋主宰者，因此他必须得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稳重。一个人在幕后的时候可以说他想说的任何话、做他想做的任何事，可当他的一切所为都被聚光灯所映照时，那么他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都得三思而后行。

对赵顼来说，他现在的当务之急并不是找西夏人打架，而是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给走遍摸透，因为现在他的身份变了。此前的赵顼是大宋集团的董事长，王安石是为他忙前忙后也忙死忙活的总经理，而现在的赵顼不但是董事长，而且还是总经理。

这世上总有人每次新官上任都要点上几把火以此彰显自己的存在感，我不想说这是自卑情结的一种体现，但那种动辄就要推翻之前的一切动辄就要表现自己的人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折腾家”。说得不客气一点，有些人就是这样把自己给作死的，甚至要连累很多人都跟着他一起陪葬。悲哀的是，这种人比比皆是，幸运的是，赵顼不是这样的人。

王安石罢相的时间是公元1076年10月，在往后的这一年时间里宋朝一直都很平静，甚至因为随着王安石和吕惠卿等人的离开，整个宋朝连吵架骂人的声音都几乎绝迹了，宋朝的所有官员和百姓乖得不能再乖地跟在旗手赵顼同志的后面稳步前行，而他们所走的这条路正是由王安石一手铺就的新法之路。

相对平静的并不止是公元1077年，翻阅这一时期史书我们会发现在王安石退出权力中枢的整整三年时间里整个宋朝都很安静，就连以前经常上演的“言官对决两府大臣”的经典戏码也极少上演。在这三年里两位宰相吴充和王珪的地位一直都很稳固，枢密院里的冯京也是悠游自在好不惬意。总而言之，在神宗皇帝正式出任大宋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后，看似既无内忧也无外患的宋朝变得一片和谐。

那么，这三年里神宗真的什么也没做吗？当然不是！实际上，这三年里神宗一直都在为一件事情做准备，乃至于整个宋朝这三年里的一切所为都是为了要在不久之后将这一件事给做成。当然，这件事并不为常人所知，它只是在神宗以及少数几个大臣的心里日复一日地渐聚成团。这件事我们可以用一句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话来概括，那便是——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攘外指的是图谋西夏，这个安内就是为图谋西夏而广聚粮草、精良器甲、储备军费。一言蔽之，要想降服西夏，宋朝必须首先让自己国富民强军更强。

我们反复说过神宗是一个稳重的人，他不是赵光义那种具有赌徒性格的人，他做任何事都追求一个十拿九稳。回想过往，他在登基之前就想通过变法让宋朝再现汉唐的煌煌盛世，可在登基整整两年之后他才正式将变法的大旗交到王安石的手上。换言之，他对王安石的考察可是足足用了两年。既是如此，图谋西夏这种事他又岂会草率行事呢？非但如此，他甚至都没有在公开场合向任何人透露过他有这种想法。当然，王安石和王韶例外，因为王韶在《平戎策》里为宋朝规划的一统天下的步骤就是先平吐蕃再灭西夏，然后就是夺回燕云并降服辽国。

公元1078年，神宗将年号改为“元丰”，这是继“熙宁”之后神宗一朝所使用的第二个年号，也是最后一个。元丰，这是一个在北宋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史学意义的年号，一提到它，我们就会自动闪现出两个历史性事件——元丰改制和元丰西征。

也就是在这一年，神宗用来为国聚财的景福殿里的三十二间库房被各类积攒的金银财宝给塞得满满当当。为了继续存储财富以备民用和军需，神宗再又命人增修了二十间库房以存储财富。与此同时，神宗也在军事上为图谋西夏而有条不紊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其中就包括选派边帅、改革兵制、强化军队的战斗力。在政治上，吕公着、孙固、薛向、元绛等新旧两党的人也先后被任命为两府大臣。在神宗的软硬兼施下，这些新旧两党里政治立场相对温和的人摒弃党派之争开始合力为国效命。

就在宋朝这辆马车在神宗皇帝的带领下一路稳步前行的时候，搞事情的人突然蹦了出来，这人正是接替王安石成为宋朝新任首相的吴充。

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吴充这个人在历史上毫无存在感，在他担任两府大臣甚至是位居宰相期间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可人家就是凭借哥哥吴育的人脉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当然，有一点也是不容否认，吴充在政治上的成功也和他自己本人的努力分不开，要不然一个废物即便人脉再广也不可能在精英辈出的宋朝文官集团里脱颖而出。

具体来说，吴充能够在党争激烈的熙宁年间在官场上平步青云都是因为他的平衡术玩得很溜（这里没有讽刺他的意思）。他不党附如日中天的王安石，即便他和王安石是儿女亲家却也始终保持自己在政治立场上的独立性，甚至有时候还要站出来给王安石的头上泼点冷水。在另一方面，吴充也和激进的保守派划清了界限，他对于韩琦和司马光那种将新法视为洪水猛兽的说辞表示坚决不能苟同。神宗就曾经明确表示他之所以重用吴充就是因为他属于不党附他人的中间派，皇帝最忌讳的就是朝臣结党，而吴充在这方面恰好讨了神宗的欢心。

客观地说，吴充还真的不是那种令人憎恶的变色龙，也不是什么随风摇摆的墙头草，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就是所谓的拥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那类人，这一点在他担任首相后体现得是淋漓尽致。新官上任三把火，如前所言，不是每个人都是神宗皇帝，包括吴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职务高升之后都是要忙着火急火燎地放几把火。可是，吴充这把火着实让神宗震惊，他竟然上奏申请让旧党分子集体回朝共同建设美丽新家园，这其中就包括司马光、吕公着、韩维以及李常、孙觉、程颢这一类之前因为强烈反对新法而被责贬的各级官员。

对此，神宗震惊之余更是大怒：我好不容易才把司马光这伙人给清理出去，如此才有了新法的全面推行和实施，如今新法已经成效显着，可你吴充竟然要把旧党集体召回，这是准备开倒车吗？你吴充难道不知道我就是新法的后台老板吗？难道你以为王安石一走这新法就完蛋了吗？

吴充对形势的误判让他被神宗一顿训斥，但同时也让他摸到了皇帝此时的脉象：原来皇帝陛下这是要为新法亲自扛旗！在明白了这一点后，吴充算是认清了自己的定位，他这个宰相根本就不需要操心什么国家大事，一切就按皇帝陛下的旨意点头做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