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功成身退（2/2）

邓绾将练亨甫给搬出来让神宗一时也不好给这件事下定论，他甚至开始怀疑这事真的就是王安石在幕后指使。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赵顼让王安石的亲家、枢密使吴充亲自去王安石府上询问此事。王安石闻言之后是惊恐万分，邓绾这样做表面上是为了他好，但实际上却几乎等同于把他架在火堆上去烤。

王安石紧急提笔给赵顼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书，除了说明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外，王安石还指责邓绾身为御史中丞却做出此等谄媚之举实在是“极辱国体，当处以典刑”，而身为宰相家臣和近臣的练亨甫本就不应与朝廷官员私相交通，所以练亨甫也必须予以严厉惩处。

皇帝和宰相同时愤怒，如此局面之下邓绾和练亨甫自然是乌纱不保。邓绾在往后的十年里一直都在外地为官，终其一生也再没有重回开封，直到他在五十八岁那年病逝于邓州。或许邓绾这个官迷一直都曾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位列宰辅，但这个梦想他至死都不曾触摸到边角，不过他的两个儿子倒是会替他弥补这个遗憾。

邓绾和练亨甫的遭贬也加速了王安石政治生命的结束。以王安石当下的实力和威望，再加上皇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如果他仍然继续当宰相是不会有任何阻碍的，可这种事只有王钦若和蔡京之类的人才干得出来。王安石毕竟是传统的士大夫，他爱惜自己的名誉和清誉，而且他也绝非名利之徒，邓绾这次的不当之举也给了他自我请罢的绝佳理由，因为邓绾是他当初极力举荐和提拔的。邓绾如今犯事自然也就说明他王安石有用人失察之罪，此外，练亨甫作为你宰相府的家臣和属官，你王安石同样负有驭下不力之罪。

在邓绾事发之后，王安石第一时间上奏请求引咎辞职，而在经过前后十余日的数次上请后，神宗这一回竟然就同意了王安石的奏请。

王安石以节度使兼领使相的职衔再度担任江宁知府，而他这一走也就彻底地告别了帝国的顶级官场。从此，这世间再无宰相王安石，有的只是一个再无任何政治抱负。且一心求佛问道的儒家老者

我们这时候是否应该为这位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和政治史上都打下了深重烙印的老人感到遗憾和惋惜呢？大可不必！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相信这首诗我们很多人都对其非常熟知，这正是王安石在公元1075年2月收到神宗皇帝的诏命准备动身回到开封再次出任宰相之时所作的《泊船瓜洲》。

从这首诗里我们能够很明显地发现王安石这时候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朝堂之上，因为他这一次回京不是为了重回权力巅峰再隆重地闪耀一回，他只是为了充当一回临时的救火队员。他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宋朝与辽国之间的边境纠纷，其次就是整顿因为吕惠卿的野心勃发而渐渐失序的朝堂和朝纲。

作为一个对权力和物质享受都没有欲望和执念但却又心怀天下的书生，王安石这一生的最大追求就是找到并推行一条可以让宋朝从各种积弊当中挣脱出来并再次振作的道路，而这个追求在他两年前第一次罢相时就已经实现。新法当时已经在全国各地全面推行，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已经被彻底打倒，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队的战斗力也是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照此道路继续走下去，宋朝必然迎来极盛时期。再者说，两年前神宗不过才二十六岁，王安石没有任何理由不对宋朝的未来感到乐观。这也就是说，当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时，他此生在政治上就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

从始至终王安石都只是想做一个指路人和引路人，他并没有想要亲手去建立一番丰功伟业的抱负和野心，这是神宗皇帝该去做的事。他只是一个臣子，或者说是一个老师，他的任务就是把神宗皇帝引上那条富国强兵之路，然后他再悄然离去，他把搭建好的舞台留给了皇帝，而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只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

历史可以证明，神宗皇帝绝是一个坚定的变法派，尽管在新法施行的过程中他曾经有过迟疑和摇摆，但那只是对细枝末节的怀疑，他对变法图强的矢志不渝以及对新法的忠诚从未中断。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给了我们一种错觉，那就是神宗是一个做事半途而废的皇帝，可实际上神宗至死都在高举新法的大旗。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儒生最高的人生境界和抱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安石在这方面可以说做到了极致。诚然，降服西夏以及从辽国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也是他的梦想，但这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完，而他也没有急功近利，因为他知道这个梦想只能由年轻的神宗皇帝才能去完成——但前提是赵顼不会英年早逝。

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自己也没有料到他再次为相期间会发生变法派内部的私斗，更没有料到他的儿子王雱会因此而先于他离开人世，可这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并没有任何的冲突。上述的这些事都不会影响到宋朝未来的政局走向，在新法已成的大环境下，只要神宗在位一天，那么无论是谁出任宰相都无法撼动新法的根基和地位。也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点，王安石选择了再一次地身退，作为政治家和改革家的他也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的中央。

纵观王安石早前的官宦生涯，他本就不是一个醉心于权力和名望的野心家，别人都垂涎欲滴的宰相之位对于他而言不过就是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工具。说到底，他不是一个职业官僚，而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思维的文人和书生，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立独行的书生却将绝大多数的同类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这其中最明显的对比和例子就是苏轼，这位宋朝的第一文学和艺术巨匠何尝不想一展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苏轼在文学、书法和书画上的成就的确让别人只能望其项背，可在政治领域却是一个失败者——相比王安石而言。

套用我之前在说到赵光义的时候所说过的那句话：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临终之前说自己此生死而无憾且问心无愧，那么这个人绝对是一个成功的人，是一个高度自我认可的人。我这里想说的是，王安石正是属于这一类人。

当然，无论我们怎么说，王安石的这次离京都是带着几分无法言说的悲凉和心痛。昔日并肩而行的同志突然与自己反目成仇，此何其悲哉，晚年丧子又何其痛哉。人世间的这种悲痛究竟是何等滋味只有当事人才能最有体会，而这种伤痛也唯有时光的日月轮转才能将其慢慢覆盖和掩藏，但却绝不能将其淡化，因为这些是一道道留在心头上的永远都不会愈合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