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章 冤枉（1/2）
白芦县衙门堂内。
李修闲适的坐在案前，一身青色官服裁得极为合体，衬得他身形笔挺，眉目沉静。寻常的青色往他身上一套，透出一种不容侵犯的清贵之气，连带着周遭那些简朴的陈设，都显出几分价贵的意思来。
“大...大人....”
白芦县县令躬身立在一旁，哆哆嗦嗦的如同老鸡崽子，头上出了密密麻麻的一层汗，他脑中念头飞转，几乎要搅成一团浆糊，飞快的盘算当下该怎么回答李修提出的问题。
昨晚白芦县被这群人整的人仰马翻，说要捉拿逃犯郑三...不，是原广安县县令郑良策。
等李修率人赶到，早已人去楼空，只留下一堆噤若寒蝉的仆役。
于是李修便先以“协助调查、甄别案犯”为由，查抄了郑家的财物，将一应账册、文书封存。
今日又直接带人，将郑家那些惊魂未定的家仆丫鬟，一股脑儿全押到了衙门大牢，分开关押，逐一审讯。
外面全城搜捕，风声鹤唳。而李修本人，则好整以暇地坐在二堂主位，顺便过来盘问他这个县令：
是否早就知晓郑良策的真实身份？
对早就封锁了城门，但是今天郑良策却不见了这件事，又有何高见？
与朝廷通缉要犯私交甚密是何居心？
毕竟当初给李修引荐的时候，白芦县县令可说郑良策是他的“好友”。既然是好友，那好友的情况多少也都了解些吧？
第一次见李修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身份，为何第二次见面，却能脱口而出他姓李？是谁给他透露的消息？
李修问这些时，语气平淡，仿佛像在讨论天气一样自然，他甚至叫人搀扶着腿软如烂面条似的白芦县县令，以防他瘫在地上跪下。
恐惧到极致而跪下的人，大多无法保持理智。
李修此刻需要他保持理智。
只有足够理智，才能听懂他的话，才能权衡利弊，做出正确的选择。或者说，李修希望他做出的选择。
若他是个聪明人，就该看清形势，下次真跪下去时，该抛出什么作为保命的筹码……他心里，该有杆秤了。
李修放下手中的卷宗，目光平静地落在眼前面无人色、汗如雨下的县令身上。
“下官……下官……”县令嘴唇翕动，却半晌吐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惊魂未定。
“本官不喜赘言。”李修的声音不高，甚至算得上温和。可这温和从他口中说出，却无端叫人心底发寒
就像用温水煮青蛙。那水起初是舒适的，暖融融的，叫人卸下防备。可待到察觉危机时，早已身陷囹圄，无力回天。其中的煎熬与绝望，只有蛙自己知晓。
他的声音清晰地回荡在寂静的二堂内，“给你一炷香的时间。”
他微微侧首，侍立的侍卫长会意。他上前，将一只早已备好的、细长的鎏金铜香炉置于案几一侧，又取出一根线香，小心翼翼地点燃，插入炉中。
青烟袅袅升起，笔直一线，散发着清冷微苦的气息。
“想好怎样说再开口。”李修不再催促，说完便重新拿起那份卷宗，垂眸翻阅起来。
堂内霎时死寂。
只有那炷线香，在无声缓慢地燃烧，李修手中纸张不疾不徐翻动的“沙沙”声，在落针可闻的二堂内被无限放大，白芦县县令只觉得有无形的绞索正在缓缓收紧，勒在他的喉间。
香炉里燃的不是香，是他的命。
白芦县县令得出了明显结论——没得命了.....
............
若来的只是个普通小官，哪怕是品级稍高的京官，白芦县县令也未必会如此惊慌。
无非是看人下菜碟，要么使些银钱打点，要么许些未来的好处，再不然就搬出地方上的关系网周旋一番，总能应付过去。
可眼前这位……
县令又偷眼觑着上首那位气定神闲的年轻官员，心里阵阵发苦。
看这职位，看这架势……再想想他自己办的那些糟污事儿，哪一样是他这点微末道行能打发得了的？
李修今日到来可与以往不同，以前是隐瞒身份，故而行事有所收敛。
但今日，他摊牌了，也就没必要给他什么面子了。
带人前来衙门，一路视他为无物，竟然连个眼风都未施舍给他。
在未弄清楚李修的来意之前，李修此举叫向来是白芦县土皇帝的他多少有些怨怼。
李修来了后就十分自然地坐上了他的县令宝座，坐的那叫一个心安理得。
来衙门就跟回了自己家似的，就差叫他这个贱民给他端茶倒水，点头哈腰的伺候着了。
当然，就身份而言，县令也心知肚明，人家确实无需与他这区区八品芝麻官客气。只是面对上司的傲慢，到底心里不太舒坦。
但那点不舒坦，早在李修几个问题问出口时，便已烟消云散。
此时再面对李修那毫不掩饰的威压与居高临下，白芦县县令哪里还敢有半分先前那点被冒犯的不快？
他简直被唬的魂飞魄散，恨不得当场两眼一黑昏死过去，或者干脆把白芦县连同乌纱帽一起打包送给李修算了！只求能从这个泥潭里脱身。
他之所以一开始并不惧怕李修，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位钦差若只是冲着盐务账目、税银往来这些银钱上的事而来，那便有转圜余地，多的是手段应对。
盐务之利，盘根错节，牵涉甚广。
虚报瞒报、私贩夹带，乃是此地官场心照不宣的惯例。
李修若只查这个，他们便能上下层层掩护，互相作保，给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上一课。
要是他不识时务，非要刨根问底，他们也不是没有办法让他知难而退。
找个由头让他意外消失在白芦地界的方法有的是，推给匪盗、急病或是失足，再找几个无关紧要的替死鬼顶罪，便能了事。
上面即便查问，也多半会囿于地方不靖、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甚至可能乐见其成，少了一个来多事的。
可如今的形势截然不同。
他怕，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包庇朝廷通缉要犯”与“贪墨些许银两”，是天差地别的两桩罪。
贪银子是官场常态，最多是丢官罢职，流放抄家，尚有运作甚至东山再起的可能。
可包庇、甚至可能协助要犯潜逃，尤其是郑良策这种身负旧案、牵扯甚广的朝廷钦犯，那便是与逆党、余孽扯上关系，触碰了朝廷法度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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