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8章 均田疑云 李老实的土地与时代的阵痛（1/2）
李老实的声音像被砂纸打磨过的木头，干涩而沙哑，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砸在泥土地面上，也砸在前来察访民情的县丞赵文清的心上。院外的风裹挟着新翻泥土的气息吹进来，带着一丝初春的料峭寒意。那片刚刚分到李老实名下的土地，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泛着淡淡的青色，像一块巨大的、未经雕琢的璞玉，此刻却被一层无形的阴影笼罩。
赵文清，年方三十有五，寒窗苦读十余载，一朝科举得中，被派到这偏远的云溪县任县丞。他心怀经世济民之志，对朝廷新推行的均田制寄予厚望。在他看来，这是革除旧弊、还利于民、恢复生产的良策。他此次微服私访，正是想亲眼看看均田制在基层的推行情况，听听百姓的真实心声。然而，李老实夫妇的话，像一盆兜头浇下的冷水，让他火热的心凉了半截。
“李老哥，嫂子，”赵文清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和亲切，“这均田制是陛下亲自推行的国策，旨在让无地少地的百姓都能有田可种，有饭可吃。朝廷明文规定，丁男授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还有永业田、口分田的细致划分，怎么会是与民争利呢？”
李老实蹲在地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更显愁苦。“大人，道理俺都懂。官府的告示俺也去村口看过，上面写得花团锦簇，啥‘耕者有其田’，啥‘轻徭薄赋’。可王老五说，那都是哄人的。他说张秀才读过书，懂的多，说这均田制看着是把地分给咱了，实际上是把土地牢牢抓在朝廷手里。以前地是地主的，地主虽然收租子狠，但好歹是‘铁打的地主流水的佃户’，处得久了，遇上个灾年啥的，还能求告求告，缓一缓。这朝廷要是收起税来，那可是铁板钉钉，一分都不能少啊！”
李老实的媳妇将咸菜碟放在简陋的木桌上，叹了口气，接过话头：“大人您是读书人，不知道咱庄稼人的苦。就说这地吧，是分给俺们了，可种子呢？农具呢？牛呢？这些都得花钱买啊！俺家男人这阵子愁得头发都白了，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琢磨着这些事。把仅有的一点积蓄都拿出来，又跟亲戚邻居借了点，才勉强凑够买种子和租牛的钱。这要是秋天打不下粮食，或者打下的粮食还不够交税和还账的，俺们这一家老小，可就真没活路了！”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眼角的皱纹里积满了泪水。“大人，不瞒您说，村里像俺们这样想的人，不在少数。王老五的话，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村里到处飞。有的人分到了地，心里却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是福是祸。还有那几家，分到的地离家远，土质也不好，心里更是埋怨。前儿个，村东头的刘老栓，就偷偷跟俺家男人说，他想把地悄悄卖了，省得到时候惹麻烦。”
“卖地？”赵文清眉头紧锁，“朝廷有令，均田制下的口分田不得买卖，永业田虽可继承买卖，但也有严格限制。他怎么敢？”
“嗨，大人，”李老实苦笑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真要卖，总能找到法子。再说了，这心里不踏实，手里握着地也跟握着烫手山芋似的。王老五还说了，这均田制就是朝廷的‘阳谋’，先把地给你，让你安心种地，等你把地养肥了，产出高了，朝廷就该‘加税’了。到时候，明着是‘均田’，暗着是‘刮田’，咱老百姓还是给朝廷当长工，而且是跑不了的长工！”
“一派胡言！”赵文清猛地站起身，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几分。他感到一股怒火和深深的无力感交织在一起。他知道王老五这些话是谣言，是对新政的恶意曲解，但他更知道，这些谣言之所以能传播开来，是因为百姓心中普遍存在的不安和疑虑。这种不安，源于对未知的恐惧，源于千百年来被压迫、被剥削的历史记忆，也源于新政推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某些疏漏和问题。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重新坐下，看着李老实夫妇期盼又带着恐惧的眼神，放缓了语气：“李老哥，嫂子，你们的担心，我能理解。但王老五这些话，大多是捕风捉影，是危言耸听。张秀才我也略有耳闻，此人屡试不第，心怀怨怼，常常对朝政说三道四，不足为信。”
“朝廷推行均田制，是为了恢复战乱后的生产，是为了让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我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许多大地主趁机兼并土地，致使民不聊生。均田制正是要抑制兼并，还田于民。至于赋税，朝廷也有明确规定，租庸调制，以人丁为本，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税率是固定的，绝非他口中所说的‘比地主租子还重’。”
李老实将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大人，话是这么说。可俺们这些庄稼人，没读过多少书，也不知道朝廷的规定到底是啥样。俺们只知道，以前给地主种地，租子是五成，有时候甚至六成。俺们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打下的粮食大半都要交给地主，自己只能勉强糊口。现在地是自己的了，按大人说的，赋税比租子轻，那自然是好。可……可俺们就怕，这只是暂时的。”
“是啊，”李老实媳妇接口道，“就像那给小孩糖吃，先给块甜的，等哄住了，就该动手打针了。王老五说，这均田制就是朝廷给咱画的一个大饼，看着香，能不能吃到嘴里，吃到嘴里是甜是苦，还不一定呢！”
赵文清沉默了。他知道，空泛的道理和口头的承诺，在这些饱经沧桑的百姓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们需要的不是漂亮的言辞，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和看得见摸得着的保障。
“李老哥，嫂子，”赵文清斟酌着词句，“我知道，口说无凭。这样，你们先安心种地。今年秋收之后，咱们再来算这笔账。朝廷的租庸调是多少，你们实际能落下多少粮食，比以前给地主当佃户时是好是坏，到时候一目了然。如果真如王老五所说，赋税重得让你们活不下去，那我赵文清，拼了这顶乌纱帽，也会为你们向上陈情！”
他的语气斩钉截铁，眼神坚定。李老实夫妇对视一眼，眼中的疑虑似乎消散了一些，但那份根深蒂固的不安，依旧像一根细刺，扎在心头。
“大人，您真是个好官。”李老实的声音有些哽咽，“俺……俺就信您这一回。俺们豁出去了，好好侍弄这地，盼着秋天能有个好收成。”
“对，好好种地。”赵文清点点头，心里却沉甸甸的。他知道，李老实的信任，是建立在对未来的渺茫希望之上。而这份希望，需要整个朝廷的努力去守护，去实现。
离开了李老实家，赵文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沿着田埂慢慢走着，看着田地里三三两两正在劳作的农民。他们有的在翻地，有的在播种，脸上带着分到土地后的新奇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他能感受到，均田制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它带来了希望，但也带来了动荡和不安。
王老五的谣言，张秀才的蛊惑，绝不是孤立的现象。这背后，或许有失意文人的酸葡萄心理，有旧地主阶级对失去土地的不满和反扑，也有新政策推行过程中，基层官员执行不力、解释不清，导致百姓误解的因素。
赵文清意识到，均田制的推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的实施，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触及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土地占有关系，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而最大的阻力，或许不是来自某个具体的利益集团，而是来自于百姓心中那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对未来的恐惧。
他决定，不能只听李老实一家之言，他要走访更多的农户，了解更真实的情况。他要弄清楚，王老五和张秀才的言论，在村里到底有多大的市场？百姓们除了担心赋税加重，还面临哪些实际的困难？
接下来的几天，赵文清又走访了云溪县的几个村落。他发现，李老实夫妇的担忧并非个案。许多农户都对均田制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态：既兴奋于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又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感。
在河西村，一个叫孙二狗的年轻农民告诉他：“大人，地是好地，俺也想好好种。可俺家穷啊，连把像样的锄头都没有。分到地那天，俺爹哭了，说俺们孙家终于有自己的地了。可哭完了，就开始愁，这地咋种啊？”
在河东村，一位姓周的老汉则抱怨道：“均田是均了，可这地界划分得乱七八糟。俺家的地和村西头老王家的地挨着，地界不清，为了这事，俺们都快打起来了。村里的里正也不管，说让俺们自己商量。这商量来商量去，还不是伤和气？”
更让赵文清忧心的是，他发现“与民争利”、“赋税加重”的说法，在各村都有流传，版本大同小异，显然是有人在刻意散布。而传播这些言论最起劲的，往往是那些以前的中小地主，或者是一些游手好闲、对新政不满的人。王老五就是其中之一，他以前给地主家当管家，日子过得比普通佃户滋润，均田制推行后，地主家的土地被重新分配，他也失去了往日的风光，因此对新政充满了怨恨。
而那个所谓的“张秀才”，赵文清通过县衙的同僚了解到，此人确实是个落魄秀才，科举无望，便以在镇上茶馆说书为生，常常借古讽今，发泄不满。他的话，经过王老五等人的添油加醋，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中，反而有了一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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