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3章 霜花名册（2/2）

伊利亚拉开抽屉，一本皮面笔记本静静躺着。翻开泛黄的纸页，稚嫩的笔迹写着：“今天妈妈哭了。她说新邻居搬进来时，把爸爸的军功章扔进了垃圾箱。他们说‘死人不需要荣誉’。可爸爸是为保卫斯大林格勒死的……我害怕，等我长大，会不会也变成垃圾箱里的东西？”

“萨沙后来怎样了？”伊利亚声音发颤。

“他跳了伏尔加河。”柳芭的幻影贴在冰冷的铁柜上，像一幅褪色的壁画，“但比死亡更冷的是——十年后，接替他们房子的书记小舅子，也因贪污被捕。新搬进来的家庭，把萨沙家留下的墙纸全撕了，说‘晦气’。他们不知道，墙纸底下，萨沙用铅笔写满了自己的名字。”

伊利亚合上日记，泪水滴在封皮上。他忽然明白了什么：“所以您不离开四十七号房，并非因为名册忘了注销您……您是在守护所有被抹掉的名字？”

柳芭的幻影在月光下微微波动，像水中的倒影。“每个被替换的灵魂，都渴望一个记得他们名字的人。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您替艾莉娜签了假的死亡证明，替三千多个‘住房困难户’压下申诉信……您用遗忘筑起高墙，以为能挡住自己的痛苦。可墙塌时，埋葬的是所有被您遗忘的人。”

地下室的寒气刺入骨髓。伊利亚脱下大衣裹住单薄的幻影——大衣穿过她半透明的身体，落在地上。“告诉我，怎样才能帮您？”

“烧掉这间档案室。”柳芭的声音轻如雪落，“让所有被遗忘的名字，在火里获得自由。”

“不！”伊利亚脱口而出，“火会烧掉活人的希望！隔壁柜子里有今年三百份住房申请，都是和我一样的人……”

“那就选择。”柳芭的灰蓝色眼眸直视他，“替委员会继续当螺丝钉，像替换柳芭一样替换别人；或者，做一根会生锈、会断裂、但始终记得自己名字的旧钉子。”

黎明的微光从高窗渗入。柳芭的幻影开始消散，最后的话语凝成霜花，印在伊利亚的掌心：“记住我，伊利亚。在霜花上，在雪地里，在你心里——只要有一个地方写着‘柳芭·费多谢耶夫娜’，我就不是替代品。”

三天期限到了。伊利亚抱着纸箱站在四十七号房门口。屋里炉火熄灭，桌椅蒙尘，只有窗玻璃上，霜花凝结成两个并肩的名字：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和柳芭·费多谢耶夫娜。他轻轻刮掉自己的名字，只留下柳芭的。纸箱里装着小提琴、艾莉娜的银梳子，还有萨沙的日记本。

新来的工程师彼得罗夫一家已经等在楼道。三个孩子好奇地打量着伊利亚，妻子怀里抱着刚烤好的黑麦面包。“普罗霍罗夫同志，”彼得罗夫局促地说，“我们……很抱歉。委员会说这是规定……”

伊利亚把纸箱塞进对方怀里，里面掉出萨沙的日记。他弯腰捡起，在泛黄的扉页上写下：“致未来的四十七号房主人：墙纸底下，藏着一个叫萨沙的男孩。请别撕掉它。”他将本子塞回纸箱，对彼得罗夫的妻子微笑：“面包很香。替我留个床位，好吗？锅炉房太冷。”

下诺夫哥罗德的雪不知何时停了。伊利亚沿着伏尔加河步行，前往城郊的临时工棚。晨光刺破云层，照亮河面龟裂的冰层。他路过国营商店，橱窗倒影中，自己鬓角已染霜。玻璃上凝结的冰花里，西里尔字母如藤蔓般蔓延，交织成无数陌生的名字——阿纳托利、塔季扬娜、尼古拉、瓦伦蒂娜……那些被住房委员会注销的、被生活碾碎的、被亲人遗忘的名字，在霜花中静静呼吸。

“看啊，”伊利亚对倒影中的自己低语，“我们都在这里。”

工棚在伏尔加河拐弯处，原是废弃的木材仓库。铁皮屋顶漏着风雪，二十张铁架床挤在弥漫着汗味和劣质烟草的空间里。床头钉着一块木板，用粉笔写着住户名单。伊利亚找到最角落的床位，铺开薄毯。对面床铺的老工人咳嗽着递来半杯热茶：“新来的？叫什么名字？我帮你登记。”

伊利亚接过茶杯，暖意从指尖蔓延。他掏出铅笔，在木板空白处写下：

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普罗霍罗夫

四十七号房（旧居）

老工人凑近看：“四十七号房？那不是分给彼得罗夫工程师了吗？”

“是啊，”伊利亚吹开茶面的浮沫，“可霜花上的名字，不会搬走。”

深夜，工棚鼾声如雷。伊利亚裹着毯子坐在窗边，看月光照亮玻璃上的冰霜。他用冻红的手指在霜花上缓慢书写：

柳芭·费多谢耶夫娜·维什涅娃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三（生卒年）

并非多余之人

写完最后一笔，寒气突然退去。炉火般暖意从指尖流遍全身。月光下，霜花中浮现出柳芭灰蓝色的眼眸，像两颗沉在冰湖底的星辰。她没有说话，只是对伊利亚轻轻微笑。窗玻璃映出伊利亚的脸——皱纹里嵌着煤灰，可嘴角上扬的弧度，竟像少年。

次日清晨，工棚广播突然响起刺耳的电流声。区住房委员会的通知在杂音中断断续续：“……紧急通知……普罗霍罗夫同志……调查发现……您擅自篡改档案记录……撤销临时安置资格……即刻起……无家可归人员……统一遣送至沃尔库塔劳改营……”

广播戛然而止。工棚里死一般寂静。二十双眼睛从被窝里抬起，望向角落的伊利亚。老工人默默挪开自己的铺盖，露出底下一块干燥的木板：“坐这儿吧，同志。西伯利亚的冬天，比伏尔加河的冰更冷。可人心里有团火，雪就冻不住名字。”

伊利亚没有动。他走到结霜的窗前，用指甲在冰花上刻下新的名字。霜花蔓延，覆盖了整面玻璃，像一张巨大的、晶莹的名册。工棚里的人陆续起身，围到窗边。一个独臂老兵用残肢按着玻璃：“写上我的名字，同志。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彼得罗夫，一九四三年在斯大林格勒丢的胳膊，一九五八年因‘生活作风问题’被赶出公寓……”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轻声说：“娜塔莎·瓦西里耶夫娜，丈夫死在古拉格，委员会说‘单身母亲不符合三口之家标准’……”

霜花名册越写越长。伊利亚的指尖冻得发紫，可心口滚烫。当劳改营的卡车轰鸣着停在工棚外时，他正写下最后一个名字：柳芭·费多谢耶夫娜。车门打开，穿军大衣的押送员跳下车，呵出的白气在晨光中蒸腾。

押送员推开工棚铁门，寒风卷着雪片灌入。他扫视一圈，目光落在霜花覆盖的窗户上，愣住了。整面玻璃宛如冰雕的圣像壁，密密麻麻刻满了名字，在朝阳下折射出彩虹般的光。他抬手想擦掉霜花，指尖触到冰面的瞬间，却像被烫到般缩回。他沉默地站了很久，最后从大衣内袋掏出一个小本子，对照着霜花上的名字，一个一个抄录下来。

“沃尔库塔不是终点，”押送员将小本子揣回怀里，声音沙哑，“我父亲的名字，也在某个霜花上。走吧，普罗霍罗夫同志。路上冷，我带了伏特加。”

卡车在雪原上颠簸前行。伊利亚靠在冰冷的车厢壁上，闭上眼睛。押送员递来的酒壶在手中传递，劣质伏特加烧灼着喉咙。他忽然感到一阵暖意——不是酒，是某种更恒久的东西。透过结霜的车窗，他看见无垠雪原上，无数冰晶折射着阳光，每一粒霜花里，都映着一个不肯被遗忘的名字。风雪中，似乎有女人轻柔的歌声飘来，唱着古老的民谣，关于伏尔加河的冰层下，沉睡的星辰如何守护迷途的旅人。

伊利亚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呵出一口白气。霜花悄然凝结，覆盖了他唇边的水雾，也覆盖了车窗外苍茫的白色世界。玻璃深处，柳芭灰蓝色的眼眸静静注视着他，像永不熄灭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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