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路浮尘记（1/2）

我出生在1974年五月的一个午后。镇卫生院的产房外，父亲坐立不安的搓着双手。

当护士推开那扇灰白色的木门，将裹在红色襁褓中的我递出来时，这个二十六岁的乡村教师，用一双因长时间紧握而僵硬颤抖的手，小心翼翼地将我接过。

母亲后来无数次向我说起那段往事：我的父亲抱着刚出生的我，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就那样一动不动的站着，仿佛他的怀中不是一个小婴儿，而是这个世界上最易碎的瓷器。

就父亲就这样抱着我好久，他低下头，用鼻尖轻触我的额头，轻声说：“丫头，爸爸会做你的盔甲永远保护着你。”

这句话是父亲给我最初的烙印，这就是慈祥的父爱。

我出生在苏北小县城一个普通的村庄，村子被一望无际的麦田环绕，村口有条小河蜿蜒流过。

我的父亲是村里小学的语文老师，也是方圆几十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在我之前，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哥哥。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的年代，我的降生无疑不会引起什么波澜。

但是对于我的父亲，我就是他生命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家族的骄傲。

父亲常说：“男孩女孩都是宝，我闺女将来一定不输男儿。”

在我三岁那年冬天，我得了严重的肺炎。村里的赤脚医生摇着头说：“这丫头怕是难熬过去了。”

父亲二话不说，用棉被把我裹紧，蹬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结了薄冰的乡间土路上骑了整整两个小时，把我送到了县医院。

后来母亲告诉我，到医院时，父亲的棉裤膝盖处全磨破了，露出的皮肤血肉模糊。

我脱离危险后，父亲握着我的手说：“丫头，你要好好的，爸爸的盔甲护着你呢。”

他的声音里有种我听不懂的复杂情绪——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是一个父亲在意识到女儿将在这个对女性并不宽容的世界里穿行时，本能生出的忧虑与决心。

我的童年是在麦田、河沟和父亲的书房间度过的。五岁那年，父亲开始教我认字。用的不是常见的识字卡片，而是他一笔一划抄出来的《唐诗三百首》。

村里人见了都说：“陈老师，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啥？将来还不是要嫁人。”

父亲总是笑笑，转头对我说：“丫头，书读多了，心就亮了，路就宽了。”

七岁，村里的女娃大多只念到小学毕业，就要帮着家里干活、带弟妹。父亲却每天清晨用自行车载着我，穿过晨雾笼罩的麦田，送我去三公里外的镇中心小学。

路上，他会考我背诗，给我讲历史故事。有时候我困得在他背上打盹，他就放慢车速，让我多睡一会儿。

“你要走出这片土地，”他常常指着无垠的麦田对我说，“去看我看不到的风景。”

我点点头，心里却偷偷羡慕那些可以在田间地头疯跑的玩伴。她们不用因为写错一个字而被要求重写十遍，也不会因为数学考了九十八分而被追问那两分丢在哪里。

而我，必须成为“骄傲”，这成了我童年时代理解的全部意义——一种掺杂着父爱和压力的、甜蜜而沉重的负担。

在我十二岁那年，我以全镇第一的成绩考进了县重点中学。这在当时的小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老陈家的闺女真争气！”“女娃子能考这么好啊！”

送我去县城的那天，父亲起了个大早，把家里那辆二八大杠擦了又擦。母亲煮了十几个鸡蛋，用红纸染红了壳，说是“讨个吉利”。

父亲骑着车，我坐在后座，怀里抱着行李。清晨的乡间小路两旁，麦子已经金黄，风吹过时泛起层层波浪。

二十里的土路，父亲骑了将近两个小时。到学校门口时，他的衬衫后背全湿透了。办完入学手续，他站在宿舍门口，迟迟不肯离开。

“记住，”他顿了顿，“记住照顾好自己。盔甲再结实，也要你自己会穿。”

我看着他推着自行车远去的背影，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那副盔甲的重量——它不仅是保护，更是一种期许，一种我必须学会驾驭的力量。

县城的生活让我这个农村女孩处处感到格格不入。同学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而我带着改不掉的乡音；她们穿着漂亮的连衣裙，而我还穿着母亲手做的碎花衬衫；她们讨论着最新潮的歌曲和电影，而我连录音机都没怎么见过。

开学第一个月，我几乎不主动和别人说话。下课就躲在教室里看书，放学就回宿舍。直到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全班第一，那些异样的目光才渐渐变成了钦佩。

只有我知道，这第一的背后是什么——是每个熄灯后躲在被窝里打手电筒背单词的深夜，是每个周末别人逛街时我在空教室刷题的坚持，是每次想家时忍着不哭的倔强。

高二那年冬天，父亲来看我。那天下着大雪，他到学校时像个雪人，胡子上都结着冰碴。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饭盒，里面是我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还冒着热气。

“你妈非要让我送来，说怕你想家。”他看着我狼吞虎咽，眼里都是笑意。

送我回宿舍时，雪停了，月光照在雪地上，亮如白昼。父亲突然说：“丫头，别太逼自己。爸爸希望你出息，但更希望你开心。”

那一刻，我忽然很想哭。但最终只是点点头：“我知道了。”

1992年，我考上了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读的是计算机专业。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那天，村里几乎所有人都来了。

父亲在院子里摆了好几桌，请乡亲们吃饭。他挨个给人敬酒，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容。“我闺女，要去南京读大学了！”

宴席散后，父亲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我走过去，他拍拍身边的凳子。

月光如水，洒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父亲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南京是大地方，不比咱们这农村。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

他停住了，弹了弹烟灰，“但爸爸相信你。这副盔甲，我打磨了十八年，现在是时候交给你自己了。”

离家的前一天晚上，母亲一边给我收拾行李一边抹眼泪。父亲不说话，只是坐在门槛上抽烟。第二天一早，他送我去县城的汽车站。一路上，我们都沉默着。

临上车前，他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整整齐齐的一叠钱——有十块的，五块的，甚至还有一块的。

“穷家富路，”他说，“别亏着自己。但也要记着，盔甲穿久了会累，该卸下时就卸下。女孩子不一定要永远坚强，累了就回家。”

汽车启动时，我从车窗看见父亲还站在原地。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一片扬起的尘土中。

南京以它的繁华迎接我，也以它冰冷的现实考验我。在这个大城市里，我不仅是个农村人，更是个女人。

在九十年代初的计算机系，女生寥寥无几。课堂上，教授更愿意点男生回答问题；实验课上，男生自然占据最好的设备；就连毕业分配时，用人单位也明确表示“优先考虑男生”。

但我没有退缩。父亲的盔甲给了我最初的勇气，而现在，我需要自己锻造新的铠甲。

大二那年，父亲来信说村里要集资修路，他捐了两个月的工资。随信还夹了五十块钱，说是给我买件新衣服。“南京的姑娘穿得漂亮，我闺女也不能太寒酸。”他在信里写道。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的阳台上哭了很久。然后擦干眼泪，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年都要拿奖学金，毕业时要成为系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1996年大学毕业，我放弃了保研的机会，选择进入刚刚起步的互联网行业。

很多人不理解，包括父亲。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你想清楚就好。爸爸的盔甲，不是要困住你，而是要让你飞得更安全——但飞多高、往哪飞，你自己决定。”

工作第三年，我在浦口区买下了人生第一套房子。签购买合同的那一天，我的手一直在哆嗦着。

当我打电话把买房子的这件事告诉父亲时，他久久没有说话，我只听见电话那头他沉重的呼吸声。

“好，”他终于开口，“但别太累着自己。房子有了是好事，可人比房子重要。”

那些年，我确实很累。互联网行业变化太快，一天不学习就可能落后。作为技术部门为数不多的女性主管，我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证明自己。常常加班到深夜，回到家时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父亲的“盔甲”渐渐变成了我自己锻造的铠甲——在会议室里自信从容，在谈判桌上游刃有余，在技术难题前沉着冷静。这副铠甲让我在职场上无往不利，却也让我在深夜里感到莫名的孤独。

二十九岁那年，我认识了伟。他是我合作公司的项目经理，理性、稳重，尊重我的专业能力。我们的交往没有浪漫激情，更像是两个成熟成年人之间的相互欣赏与契合。

带伟回老家见父母时，父亲把他叫到一边，两人在院子里聊了很久。

后来伟告诉我，父亲对他说：“我这闺女要强，从小就是。她心里有副盔甲，不是谁都能看懂的。你要真喜欢她，就得连那副盔甲一起喜欢。”

2003年，我们结婚了。婚礼在老家办了一场，在南京办了一场。

老家那场，按照农村的习俗，热热闹闹；南京那场，简单温馨。

父亲在两次婚礼上说了同样的话：“我这副老盔甲，穿了二十九年，今天要交班了。”

但我知道，盔甲从未真正交接——它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成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婚后第二年，我怀孕了。孕吐最严重的时候，正好在负责公司一个重要的项目。连续两周，我白天开会、调试代码，晚上抱着马桶吐到虚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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