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5章 正身为本，方可行政安民（1/2）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语出自《论语·子路》，是孔子论政之核心要义，寥寥十九字，道尽从政之根本、修身之重责。盖从政者，上承君命，下抚黎民，握教化之权，掌赏罚之柄，其自身之言行举止、品德操守，非独关乎一己之名节，更系于一方之安宁、一国之兴衰。正其身，则令行禁止，政通人和；失其身，则上梁不正下梁歪，纲纪紊乱，民不聊生。古往今来，圣哲明君、贤臣良吏，莫不以正身为立身从政之基石；而昏君佞臣、贪官污吏，皆因不能正身，终致身败名裂、国破家亡。此语穿越千年岁月，历经百代沧桑，依旧熠熠生辉，为后世从政者立下行事之准则、修身之圭臬。

欲解孔子此语之深意，必先明“正身”之内涵。正身者，非单纯之衣冠整洁、言行得体，更在于心正、意正、行正，在于内修其德、外正其行，在于坚守道义、不逾矩度。心正，则无贪邪之念、偏颇之私，能明是非、辨善恶，常怀敬畏之心、仁爱之情；意正，则立志高远、初心不改，以安民济世为己任，不以个人荣辱得失为圭臬；行正，则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言必信、行必果，不欺上、不瞒下、不欺心。《大学》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正身，乃是所有人立身之本，而对于从政者而言，正身更是重中之重——因其身居高位，手握权柄，一举一动皆为世人表率，一言一行皆可影响世道人心。若从政者能正其身，则其德可化民，其行可率下，无需严刑峻法，无需巧言令色，自然能赢得百姓之信服、下属之拥戴；若不能正其身，即便身居高位、权倾朝野，即便制定严苛之法令、推行繁杂之举措，也终将无人信服、无人遵从，反而会滋生乱象、引发祸端。

孔子论政，始终以“德治”为核心，而正身正是德治之根基。在孔子看来，从政之道，不在于权谋之术，不在于刑罚之苛，而在于从政者自身之品德修养。“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此答，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一脉相承，皆在强调从政者自身表率作用之重要性。盖政之本质，便是“正”，从政者唯有先正自身，才能引导百姓走向正道，才能规范下属之言行，才能使国家走向清明。孔子一生周游列国，遍历鲁、卫、齐、楚等国，目睹各国之兴衰治乱，深知正身对于从政者之重要性。他见齐国君主沉溺声色、不问政事，大臣专权、贪赃枉法，便叹曰：“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见鲁国季氏专权、僭越礼制，便直言劝谏，主张“正名”以正身、以正政；他见卫国君主昏庸、百姓困苦，便提出“近者悦，远者来”的治国理念，而这一切的前提，仍是从政者自身之正。

回望先秦之时，那些能成就霸业、安定百姓的君主，莫不是以正身为本，以身作则。商汤之时，夏桀昏庸无道，暴虐嗜杀，沉溺酒色，搜刮民脂民膏，终致天下怨声载道、诸侯叛离。商汤则与之相反，始终以正身自律，心怀百姓，勤于政事，不贪美色、不恋珍宝，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见百姓因旱灾而流离失所，便亲自斋戒祈雨，以自身之诚意祈求上天庇佑百姓；他见大臣中有贪赃枉法者，便严惩不贷，绝不徇私；他见贤才，便躬身求教，礼贤下士，重用伊尹等贤臣，推行仁政，轻徭薄赋，安抚百姓。正是因为商汤能正其身，才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最终推翻夏桀之暴政，建立商朝，开创了一段安定祥和的盛世。商汤之正身，不仅在于自身之品德修养，更在于他能将正身之道融入治国理政之中，以自身之正影响朝野上下，使整个国家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风气。

周武王姬发，亦是正身从政之典范。商纣王在位之时，荒淫无道、残暴不仁，造酒池肉林，设炮烙之刑，残害忠良，欺压百姓，天下生灵涂炭。周武王之父周文王，便以正身为本，修身立德，推行仁政，安抚诸侯，积蓄力量，为推翻商纣暴政奠定了坚实基础。周文王一生勤俭自律，不贪享乐，亲自耕种田地，与百姓同甘共苦；他重视贤才，礼贤下士，邀请姜子牙出山辅佐，对其言听计从；他坚守道义，不轻易动武，唯有在百姓遭受涂炭、诸侯纷纷请求之时，才考虑兴兵伐纣。周文王去世后，周武王继承其父之志，依旧以正身自律，牢记其父之教诲，心怀天下百姓，严明军纪，善待百姓。伐纣之时，他下令军队不得残害百姓、不得焚烧房屋、不得掠夺财物，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正是因为周武王能正其身，以身作则，才能赢得诸侯之拥护、百姓之支持，才能率领诸侯联军击败商纣，建立周朝，推行礼乐制度，安抚天下百姓，使天下趋于安定。

反之，那些昏庸无道、不能正身的君主，终将走向覆灭之路。夏桀作为夏朝最后一位君主，自恃国力强盛，沉迷于美色与享乐，不能正其身，荒废朝政，暴虐嗜杀。他宠爱妺喜，为其修建宫殿、搜罗珍宝，不惜耗尽民力财力；他不听忠良之言，反而残害那些劝谏他的大臣，将关龙逢处死；他搜刮民脂民膏，加重百姓赋税，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夏桀不能正其身，自然无法正百官、正百姓，最终导致天下诸侯叛离，百姓奋起反抗，商汤趁机兴兵伐纣，夏桀身死国灭，夏朝就此覆灭。夏桀之败，不在于国力之衰弱，而在于他自身之不正——其身不正，则心术不正，心术不正，则举措失当，举措失当，则民心尽失，民心尽失，则国亡身死，这正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的生动写照。

商纣王的覆灭，亦是如此。商纣王天资聪颖，力大无穷，本可成为一位贤明君主，但他却不能正其身，沉迷于美色与享乐，荒废朝政，暴虐成性。他宠爱妲己，为其修建鹿台，造酒池肉林，日夜宴饮，不理政事；他重用费仲、恶来等奸佞之臣，排挤忠良，残害比干等贤臣，朝堂之上一片混乱；他推行苛政，加重百姓赋税，设炮烙之刑、虿盆之刑，残害百姓，天下怨声载道。商纣王不能正其身，既无法约束自身之欲望，也无法规范百官之言行，更无法安抚百姓之心，最终导致周武王率领诸侯联军伐纣，牧野之战中，商军倒戈相向，商纣王自焚于鹿台，商朝覆灭。由此可见，从政者不能正其身，不仅会毁了自己，更会毁了国家、害了百姓，“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句古训，在夏桀、商纣王身上得到了最深刻、最惨痛的印证。

除了君主之外，古代的贤臣良吏，亦莫不以正身为本，以自身之正推行善政，安抚百姓。春秋时期的管仲，被誉为“华夏第一相”，他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而这一切的基础，便是他自身之正。管仲早年虽曾与鲍叔牙一起经商，分财时多取一份，但这并非贪财，而是因为他家中贫困，需赡养母亲，鲍叔牙深知其为人，从不计较。管仲辅佐齐桓公之后，始终以正身自律，坚守道义，不贪权、不贪财，勤于政事，心怀百姓。他推行改革，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安抚百姓，使齐国国力日益强盛；他重视贤才，推荐鲍叔牙等贤臣，与百官同心同德，共同辅佐齐桓公；他坚守诚信，与诸侯签订盟约，从不背信弃义，使齐国赢得了诸侯的信任与尊重。

管仲曾说：“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这句话与孔子的“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异曲同工，皆在强调正身对于从政者之重要性。管仲不仅自身正，更劝说齐桓公正身自律，以身作则。齐桓公早年也曾沉迷于享乐，宠爱女色，不理政事，管仲便直言劝谏，劝说齐桓公远离女色、勤于政事，心怀百姓、坚守道义。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劝谏，逐渐正其身，严于律己，勤于政事，礼贤下士，重用贤臣，最终成就了霸业。管仲的一生，正是践行“正身从政”的一生，他以自身之正，影响了齐桓公，影响了齐国的百官，更影响了齐国的百姓，使齐国形成了风清气正的良好风气，也为后世贤臣良吏树立了榜样。

春秋时期的晏婴，亦是正身从政之典范。晏婴辅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位君主，历经三朝，始终以正身自律，坚守道义，清正廉洁，勤于政事，心怀百姓。晏婴身材矮小，但志向高远，品德高尚，他从不因自身地位之高而骄傲自满，也从不因君主之昏庸而阿谀奉承，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与底线。齐灵公有个怪癖，喜欢宫中的女子身着男装，宫中女子纷纷效仿，不久之后，临淄城内的女子也纷纷穿上男装，弄得全国上下不伦不类，混乱不堪。齐灵公下令禁止女子穿男装，但却无人听从，即便下令严惩，也无法制止。晏婴得知后，便劝谏齐灵公：“君上禁止女子穿男装，却不禁止宫中女子穿男装，这便是自身不正。您身为君主，自身不正，即便下达严厉的命令，百姓也不会听从。若您能先禁止宫中女子穿男装，百姓自然会效仿，不用下令禁止，也会自行改正。”齐灵公听从了晏婴的劝谏，立即下令禁止宫中女子穿男装，不到一个月，齐国各地再也没有女子穿男装的现象了。

这一故事，生动地诠释了“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的深刻内涵。晏婴不仅能劝谏君主正身，更能自身正，以身作则。他一生清正廉洁，生活简朴，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也从不贪赃枉法，即便身为国相，也始终过着粗茶淡饭、布衣蔬食的生活。他的住房简陋，车马破旧，齐景公多次想给他更换住房、赏赐车马，都被他拒绝了。晏婴说：“我身为国相，应当以身作则，带头节俭，若我贪图享乐，追求奢华，百官也会纷纷效仿，百姓也会怨声载道，这不利于国家的安定。”晏婴不仅自身节俭，还劝说齐景公减轻百姓赋税，安抚百姓，推行仁政，使齐国在动荡的春秋时期得以安定发展。晏婴的一生，始终以正身为本，以自身之正影响君主、影响百官、影响百姓，他的品德与事迹，被后世广为传颂，成为正身从政的典范。

战国时期的商鞅，虽以变法闻名于世，但其推行变法的基础，亦是自身之正。商鞅早年师从鬼谷子，学习法家之学，心怀大志，渴望能辅佐一位君主，推行自己的变法主张，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后来，商鞅来到秦国，得到秦孝公的重用，开始推行变法。变法之初，百姓对变法充满疑虑，不信新法能真正推行下去，也不信官府能言出必行。为了赢得百姓的信任，商鞅在城门外立起一根木头，宣布谁能将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五十金。百姓纷纷围观，却无人敢上前，因为他们不信官府会如此守信。不久之后，有一个人鼓起勇气，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即下令赏赐他五十金，一分不少。这件事传遍了秦国，百姓纷纷相信商鞅是言出必行、守信重诺之人，也相信新法能够真正推行下去。

商鞅之所以能赢得百姓的信任，正是因为他自身之正——言必信、行必果，不欺民、不欺心。推行变法期间，商鞅始终以正身自律，坚守变法的原则与底线，不徇私、不舞弊，严惩那些违反新法的人，即便贵族、大臣违反新法，也一视同仁，绝不姑息。秦孝公的儿子公子虔，违反了新法，商鞅毫不留情，依法对其处以劓刑；秦国的贵族公孙贾，也因违反新法，被商鞅处以黥刑。商鞅的这一举措，震惊了秦国的贵族与大臣，也让百姓看到了新法的严肃性，看到了商鞅自身的正直与公正。正是因为商鞅能正其身，言出必行、执法如山，才能使新法得以顺利推行，才能使秦国的国力日益强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商鞅最终因触动了贵族的利益，被秦惠文王处死，但他的变法主张得以延续，他正身从政、言出必行的精神，也被后世所铭记。

反之，那些不能正身的大臣，即便身居高位、手握重权，最终也终将身败名裂，甚至祸国殃民。春秋时期的叔鱼，是晋国的大臣，才干出众，但却不能正其身，贪得无厌、徇私枉法。当时，晋国的邢侯和雍子因为土地纠纷而对簿公堂，叔鱼负责审理此案。叔鱼有意裁定“罪在雍子”，雍子得知后，便将自己貌美的女儿嫁给叔鱼，以此贿赂叔鱼。叔鱼接受贿赂后，便徇私枉法，改判邢侯败诉。邢侯一怒之下，便将叔鱼和雍子杀死，原本一桩普通的土地纠纷案，最终导致三人皆死的悲剧，也引发了晋国的内乱。叔鱼之败，不在于其才干不足，而在于他不能正其身，贪图美色与私利，徇私枉法，最终不仅毁了自己，也给晋国带来了动乱，这正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的生动体现。

战国时期的郭开，是赵国的大臣，更是不能正其身、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典型。郭开凭借谄媚手段获得赵王迁的信任，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但他却不能正其身，一心贪图私利，排挤忠良，残害贤臣。当时，赵国名将廉颇，英勇善战，多次击败秦国的军队，是赵国的栋梁之才。但郭开因为与廉颇有矛盾，便诬陷廉颇，散布谣言称廉颇年老无用，无法再带兵打仗。赵王迁听信了郭开的谗言，便拒绝召回廉颇，最终导致廉颇被迫流亡楚国，客死他乡。后来，秦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国名将李牧率军抵抗，屡次击败秦将王翦，保住了赵国的安危。郭开又因为接受了秦国的贿赂，便向赵王迁密报，诬陷李牧意图谋反。赵王迁再次听信了郭开的谗言，下令罢免李牧的兵权，并将其杀害。

李牧死后，赵国再也没有能抵挡秦军的将领，秦军长驱直入，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不久之后，邯郸城破，赵王迁开城投降，赵国灭亡。郭开虽然因为背叛赵国、贿赂秦国而获得了一时的富贵，但最终也因贪赃事发，被秦军处决，身败名裂，遗臭万年。郭开的一生，正是不能正其身的悲剧——他因为自身不正，贪图私利，便不惜排挤忠良、残害贤臣，不惜背叛国家、出卖百姓，最终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整个赵国，害了赵国的百姓。他的事迹，警示着后世的从政者，若不能正其身，贪图私利、徇私枉法，终将落得身败名裂、祸国殃民的下场。

秦代的赵高，更是不能正其身、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赵高出身卑微，凭借自己的谄媚手段，获得了秦始皇的信任，后来又辅佐秦二世胡亥继位，身居高位，独揽大权。但赵高却不能正其身，心术不正，贪图权位，阴险狡诈，残害忠良，祸乱朝政。秦始皇病逝后，赵高联合李斯篡改遗诏，扶持胡亥继位，逼死公子扶苏，杀害蒙恬、蒙毅等贤臣良将。秦二世继位后，沉溺于享乐，荒废朝政，将所有的朝政都交给赵高处理。赵高独揽大权后，更加肆无忌惮，他设计害死李斯，独霸朝堂，为了测试群臣的态度，他还在朝堂上演了“指鹿为马”的闹剧，凡是敢于直言鹿是鹿、马是马的大臣，都被他处死，凡是阿谀奉承、称鹿为马的大臣，都被他重用。

赵高不仅残害忠良，还推行苛政，加重百姓的赋税和徭役，继续修建阿房宫等大型工程，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陈胜、吴广发动起义，天下百姓纷纷响应，反抗秦朝的暴政时，赵高却隐瞒军情，欺骗秦二世，说天下太平，没有动乱，导致起义军的势力不断壮大，最终席卷全国。后来，刘邦率领军队逼近咸阳，赵高见大势已去，便弑杀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试图保住自己的性命和权位，但最终还是被子婴设计诛杀。赵高不能正其身，心术不正，贪图权位，祸乱朝政，残害忠良，逼反百姓，最终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强大的秦帝国，使秦朝在统一六国后不久，便迅速覆灭。赵高的悲剧，再次印证了“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的深刻道理——从政者自身不正，不仅会毁了自己，更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

汉代之时，正身从政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许多贤臣良吏，皆以正身为本，推行仁政，安抚百姓，成为后世的典范。汉代的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也是汉代的开国功臣，他辅佐刘邦推翻秦朝、击败项羽，建立汉朝，随后担任丞相，辅佐刘邦、汉惠帝治理国家。萧何一生始终以正身自律，清正廉洁，勤于政事，心怀百姓，从不贪权、不贪财，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与底线。刘邦建立汉朝后，萧何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减轻百姓的负担，安抚流离失所的百姓，鼓励百姓耕种田地、发展生产，使汉朝的国力逐渐恢复。

萧何身为丞相，手握重权，但他却从不独断专行，始终虚心听取百官的意见，尊重贤才，推荐曹参等贤臣辅佐朝政。他生活简朴，住房简陋，车马破旧，刘邦多次想给他更换住房、赏赐财宝，都被他拒绝了。萧何说：“臣身为丞相，应当以身作则，带头节俭，为百官和百姓树立榜样。若臣贪图享乐，追求奢华，百官也会纷纷效仿，百姓也会怨声载道，这不利于汉朝的安定与发展。”萧何不仅自身正，还注重培养自己的子女，教育他们要修身立德、清正廉洁，不要凭借自己的权势欺压百姓。萧何的一生，始终践行正身从政的理念，他的品德与事迹，被后世广为传颂，被誉为“汉代贤相之首”，也成为正身从政的典范。

汉代的曹参，继承了萧何的相位，也继承了萧何正身从政的理念。曹参辅佐汉惠帝期间，始终以正身自律，坚守道义，清正廉洁，勤于政事。他深知百姓历经战乱，需要休养生息，因此，他继续推行萧何制定的休养生息政策，不轻易改变政令，不扰民、不害民，使汉朝的国力进一步发展，百姓的生活日益安定。曹参自身清正廉洁，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也从不贪赃枉法，他选拔官员，只选拔那些修身立德、清正廉洁、心怀百姓的人，对于那些贪图私利、阿谀奉承的人，他坚决不予重用。

有一次，曹参的手下有人劝他，说他身为丞相，应当多过问朝政，多推行一些新的举措，以彰显自己的才能。曹参却回答说：“萧何丞相制定的政令，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符合百姓的利益，符合汉朝的国情，我只要严格遵守，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就足够了。若我轻易改变政令，扰民害民，那便是自身不正，也无法向百姓和先帝交代。”曹参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正身从政的理念——自身正，才能推行善政；自身正，才能赢得百姓的信任与拥戴。曹参辅佐汉惠帝期间，汉朝出现了“萧规曹随”的盛世景象，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祥和，这一切，都离不开曹参自身的正直与坚守。

汉代的杨震，更是正身从政、清正廉洁的典范，被誉为“关西孔子”。杨震一生修身立德，清正廉洁，心怀百姓，勤于政事，他历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等职，始终以正身自律，坚守道义，不贪赃枉法，不徇私舞弊，敢于直言劝谏，不畏权贵。杨震为人正直，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也从不利用自己的权势欺压百姓。有一次，杨震路过昌邑，当时的昌邑县令王密，是杨震推荐提拔的。王密为了报答杨震的知遇之恩，深夜带着十斤黄金来到杨震的住处，想送给杨震。王密对杨震说：“恩师，我能有今天的地位，全靠您的推荐与提拔，这一点薄礼，不成敬意，还请恩师收下，也让我略表感激之情。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不会有人知道的。”

杨震见此情景，十分生气，他对王密说：“我当初推荐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修身立德、清正廉洁，以为你能心怀百姓、勤于政事，能成为一位贤明的官员。可如今，你却拿着黄金来贿赂我，这是对我的侮辱，也是对你自己的侮辱。你说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可你却忘了，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了杨震的话，羞愧难当，拿着黄金狼狈地退了出去。杨震的这句话，成为了千古名言，也成为了后世从政者修身立德的座右铭。杨震一生始终坚守正身之道，敢于直言劝谏，不畏权贵，他多次劝谏汉安帝，反对宦官专权、贪赃枉法，反对皇室贵族贪图享乐、欺压百姓。但汉安帝却不听劝谏，反而听信宦官的谗言，将杨震贬官流放。杨震悲愤交加，最终在流放途中饮鸩而亡，临终前，他还告诫自己的子女，要始终修身立德、正身自律，坚守道义，心怀百姓，不要贪图权位、贪赃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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