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7章 近悦远来：孔子的治政理想与实践（1/2）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论语·子路》篇载：“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寥寥六字，极简却极深，浓缩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旨趣与治政理想。叶公，即沈诸梁，春秋末期楚国大夫，封于叶（今河南叶县一带），身为一方封君，其问政之举，蕴含着对属地治理、民心凝聚与势力拓展的迫切诉求。而孔子以“近者说，远者来”作答，摒弃了权谋机变、刑罚苛政的短期治术，直指治国理政的根本内核——以民为本、以德化人，让境内之民悦服安居，让远方之众慕名来归。这一回应，既是对春秋乱世治政困境的深刻洞察，也是儒家“修己安人”“为政以德”思想的精炼表达，历经两千余年岁月淘洗，始终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精神坐标，为历代明君贤臣提供了治政兴业的根本遵循。

要真正领会“近者说，远者来”的思想重量，必先还原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与对话背景。春秋末期（公元前500年左右），周王室衰微至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秩序彻底崩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乃至“陪臣执国命”的乱象愈演愈烈。诸侯争霸、列国攻伐不断，土地兼并日趋激烈，民众流离失所，社会矛盾尖锐丛生。楚国作为南方强国，虽疆域辽阔、军力强盛，却也面临着内部治理的诸多困境：封君势力尾大不掉，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暗流涌动；贵族奢靡无度，赋税徭役繁重，民众怨声载道；周边小国与部族时叛时服，边境治理压力巨大。叶公作为楚国重要封君，治理叶地期间，虽有兴修水利、整顿吏治的举措（据《水经注》记载，叶公曾主持修建“叶陂”，灌溉农田，惠及百姓），但面对春秋末期的乱世格局，仍深感治政之难——如何凝聚境内民心，避免民众逃亡？如何稳定属地秩序，抵御外部侵扰？如何提升叶地影响力，让周边部族主动归附？这些问题，既是叶公问政的核心诉求，也是当时各国君主与封君共同面临的治政困境。

孔子此时正处于周游列国的后期，自公元前497年离开鲁国后，先后游历卫、陈、蔡、楚等国，试图推行自己的治政理念，却始终未能得到重用。在楚国期间，孔子与叶公多有交集，除“问政”之外，《论语》中还记载了“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对话，展现了二者在伦理观念上的差异。叶公作为楚国官僚，更注重法律与秩序的维护，而孔子则更强调亲情伦理与人性本真的价值。这种差异，也使得叶公对孔子的“德政”理念既有所好奇，又有所疑虑——在乱世之中，仅凭“德化”能否实现有效治理？能否真正解决民心凝聚与势力拓展的问题？孔子以“近者说，远者来”作答，看似简单，实则精准回应了叶公的深层困惑：治政的核心并非刑罚苛政，也非权谋机变，而是以民心为根本——唯有让身边的人悦服，才能稳定内部秩序；唯有让远方的人向往，才能实现势力的良性拓展。这种回应，既体现了孔子对治政本质的深刻把握，也彰显了儒家“以民为本”的治政立场，与当时流行的“重刑轻德”“重利轻义”的治政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

“近者说，远者来”的核心要义，首先在于“近者说”。“近者”，指的是境内之民、身边之臣，即治政者直接管辖范围内的群体；“说”，通“悦”，意为悦服、心悦诚服，而非表面的顺从。在儒家语境中，“悦”并非简单的物质满足，而是精神层面的认同与归属感——民众对治政者的理念认同、对治理举措的满意、对生活境遇的舒心，臣子对君主的忠诚、对治政目标的认同、对君臣关系的满意，皆可称之为“悦”。孔子认为，治政的首要任务，是让身边的人实现“悦”，因为“近者”是治政的根基，若“近者”不悦，轻则民众逃亡、臣子离心，重则引发内乱、国破家亡；若“近者”悦，则民心凝聚、君臣同心，国家便能实现稳定发展。这种理念，并非孔子凭空提出，而是对上古圣王治政经验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春秋乱世治政教训的深刻总结。

追溯上古圣王的治政实践，“近者说”始终是治政的核心准则。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史记·五帝本纪》），以仁德教化民众，让民众安居乐业，境内之民无不悦服；舜帝“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史记·五帝本纪》），以身作则，推行礼让之风，让身边的人深受感化，实现了境内的和谐稳定；大禹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夏本纪》），一心为民，解除水患，让民众摆脱流离失所之苦，赢得了境内民众的衷心拥戴。这些圣王的治政实践，皆以“近者说”为核心，通过自身的道德表率、惠民举措，凝聚民心、稳定秩序，最终实现了天下大治。而春秋时期诸多国家衰败灭亡的教训，也恰恰印证了“近者不悦”的致命危害：周厉王“好利，近荣夷公”，推行“专利”政策，垄断山林川泽之利，压制民众言论，“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最终引发国人暴动，被驱逐于彘地，西周国力一蹶不振；卫懿公沉迷养鹤，荒废朝政，对民众横征暴敛，民众怨声载道，狄人入侵时，“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左传·闵公二年》），最终卫懿公身死国灭；齐襄公荒淫无道、滥杀无辜，对臣子猜忌刻薄，对民众苛政暴虐，最终被公孙无知所杀，齐国陷入长期内乱。这些案例充分证明，“近者说”是治政的根基，根基不牢，国必危亡。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近者说”？在孔子的治政理念中，核心路径有二：其一，治政者以身作则，推行德政，树立道德表率；其二，体恤民众疾苦，推行惠民举措，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与权益。这两条路径，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近者说”的实现基础。

治政者以身作则、推行德政，是实现“近者说”的前提。孔子始终强调“政者，正也”（《论语·颜渊》），认为治政者的自身修养与道德品行，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治政者唯有自身品行端正、坚守道德准则，才能赢得民众的尊重与认同，才能让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治理。在孔子看来，治政者的道德表率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克己复礼，坚守礼义规范。礼义是儒家治政的核心规范，涵盖了君臣、父子、尊卑、贵贱等诸多方面，治政者唯有自身坚守礼义，才能规范臣子的行为，引导民众的风尚，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孔子曾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明确指出治政者推行礼、义、信，就能赢得民众的敬畏、服从与真诚。二是心怀仁善，关爱民众。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治政者唯有心怀仁善，将民众的疾苦放在心上，才能真正做到体恤民众、关爱民众，才能赢得民众的衷心拥护。孔子曾批评季康子“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治政理念，主张“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强调治政者自身行善，民众自然会效仿，无需依靠刑罚杀戮。三是虚心纳谏，倾听民意。治政者并非万能，难免会出现决策失误，唯有虚心听取臣子与民众的意见，才能及时纠正错误，优化治理举措。孔子曾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强调知错能改的重要性；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主张以他人为镜，虚心学习。治政者若能虚心纳谏、倾听民意，就能让臣子感受到被尊重，让民众感受到被重视，进而实现君臣同心、民心凝聚。

体恤民众疾苦、推行惠民举措，是实现“近者说”的关键。在孔子看来，民众是国家的根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唯有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与权益，让民众安居乐业，才能实现“近者说”。春秋末期，民众之所以流离失所、怨声载道，核心原因在于各国君主与贵族奢靡无度、赋税徭役繁重，民众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因此，孔子主张治政者必须体恤民众疾苦，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惠民举措。孔子曾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强调治政者要节俭用度、关爱民众，役使民众要顺应农时，不能影响民众的农业生产；又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将“节用爱人”“使民以时”作为治理大国的核心准则。在孔子看来，惠民举措并非简单的物质施舍，而是对民众基本权益的保障，包括减轻赋税、减少徭役、保障农业生产、救济贫困民众等多个方面。例如，孔子在鲁国担任中都宰期间，推行“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孔子家语·相鲁》）的治理举措，既规范了社会秩序，又保障了民众的基本生活，使得中都境内“四方皆则之”，周边地区纷纷效仿。这种惠民举措，不仅能让民众感受到治政者的关爱，更能让民众实现安居乐业，进而产生心悦诚服的归属感，实现“近者说”。

“近者说”的实现，还需要处理好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在儒家的治政理念中，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是治理国家的两大核心关系，唯有这两大关系和谐，才能实现“近者说”。君臣关系方面，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强调君臣之间的双向互动与责任担当。君主以礼对待臣子，尊重臣子的人格与意见，给予臣子相应的权责与待遇，臣子才能以忠事君，尽心履职、直言进谏。若君主对臣子刻薄寡恩、猜忌打压，臣子便会离心离德，要么阿谀奉承、明哲保身，要么起兵反叛、图谋不轨。春秋时期，晋国之所以能长期称霸诸侯，核心原因之一便是君臣关系相对和谐，君主能够虚心纳谏、任用贤能，臣子能够尽心履职、为国效力；而吴国之所以由盛转衰，最终被越国灭亡，核心原因之一便是吴王夫差刚愎自用、猜忌贤臣，杀害伍子胥、重用伯嚭，导致君臣离心、朝政混乱。君民关系方面，孔子主张“君视民如手足，民视君如腹心”（《孟子·离娄下》），强调君主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关爱。君主将民众视为手足，体恤民众疾苦、保障民众权益，民众便会将君主视为腹心，衷心拥护、誓死效忠；若君主将民众视为犬马、土芥，对民众横征暴敛、肆意压迫，民众便会将君主视为国人、寇仇，最终引发民众起义、推翻君主统治。这种双向互动的君臣、君民关系，是实现“近者说”的重要保障，也是儒家治政理念的核心内涵。

相较于“近者说”的基础性地位，“远者来”则是治政的更高目标，体现了儒家治政理念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远者”，指的是境外之民、周边部族、其他诸侯国的民众与人才；“来”，指的是慕名而来、主动归附，包括民众的迁徙、人才的投奔、部族的归附等多个层面。在孔子的治政理念中，“远者来”并非依靠武力征服或权谋引诱，而是依靠治政者的德政感召与治理成效——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了“近者说”，境内民众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和谐稳定、道德风尚良好，自然会对远方的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让远方的人慕名而来、主动归附。这种“以德服人”的归附，相较于“以力服人”的征服，更具稳定性与持久性，也更符合儒家“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治政理想。

“远者来”的核心动力，是德政感召。孔子始终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认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孟子·公孙丑上》）。在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多依靠武力征服，通过战争兼并土地、掠夺人口，但这种征服往往只能实现表面的臣服，无法赢得民众的衷心认同，一旦征服者的实力衰退，被征服的地区便会纷纷反叛。而德政感召则不同，它通过治政者的道德表率、惠民举措、和谐秩序，让远方的人产生向往之心，主动前来归附。这种归附，是基于对治政理念的认同、对生活境遇的期待，是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因此更具稳定性与持久性。

追溯历史，以德政感召实现“远者来”的案例比比皆是。上古时期，舜帝“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以身作则推行礼让、仁善之风，“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远方的人纷纷慕名而来，归附于舜帝；周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尚书·康诰》），以仁德教化民众，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让周地成为民众向往的乐土，“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史记·周本纪》），周边部族也纷纷归附，为西周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推行“尊王攘夷”“轻徭薄赋”“任用贤能”的政策，让齐国国力日益强盛，民众安居乐业，“天下之诸侯称仁焉”（《国语·齐语》），远方的诸侯纷纷前来结盟，人才纷纷前来投奔，最终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晋文公流亡十九年，历经艰难险阻，深刻体会到民众的疾苦与民心的重要性，即位后推行德政、体恤民众、任用贤能，让晋国国力迅速提升，“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不及”（《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这种仁善之举赢得了天下民心，远方的人才与部族纷纷归附，晋国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这些案例充分证明，德政感召是实现“远者来”的核心动力，唯有推行德政、赢得民心，才能让远方的人慕名而来、主动归附。

“远者来”的实现，还需要具备三个重要条件：一是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二是开放包容的治理环境，三是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是远方之人前来归附的基本前提——若一个国家或地区战乱不断、社会动荡、盗贼横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即便有再好的惠民举措，也无法吸引远方之人前来归附；反之，若社会秩序稳定、民风淳朴、路不拾遗，远方之人自然会心生向往。开放包容的治理环境，是远方之人前来归附的重要保障——治政者若能打破地域、身份、部族的界限，平等对待境内外民众与人才，尊重不同的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就能让远方之人感受到被接纳、被尊重，进而主动前来归附；若治政者闭关自守、排斥异己、歧视外来民众与人才，就会失去吸引力，即便有远方之人前来，也会纷纷离去。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是远方之人前来归附的核心吸引力——远方之人前来归附，不仅是为了寻求安定的生活环境，更是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若治政者能做到任人唯贤、赏罚分明，为境内外民众与人才提供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让有才干的人能够脱颖而出、实现价值，就能吸引更多的远方之人前来归附；若治政者任人唯亲、赏罚不公，阶层固化、机会垄断，远方之人前来后无法实现发展，自然会心生失望、选择离开。

在孔子的治政理念中，“近者说”与“远者来”并非相互独立的两个目标，而是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整体——“近者说”是“远者来”的基础与前提，“远者来”是“近者说”的延伸与升华。没有“近者说”，境内民心涣散、社会动荡，就不可能吸引远方之人前来归附，“远者来”也就无从谈起；而没有“远者来”，仅能实现境内的稳定，却无法实现势力的良性拓展与治政理念的广泛传播，治政目标也就无法达到更高的境界。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儒家“修己安人”“治国平天下”的治政逻辑链条：治政者先修己德，推行德政，实现“近者说”；再以德政感召，吸引“远者来”；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治政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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