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乡亲渐渐寄希望 朋友人人肯帮忙（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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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四队是一个有名的后进队。

队长卢福全是个刚愎自用却又无材自用之人。解放前他帮人家行行船，糊口饭吃。行船这一行，苦起来寒冻冰水，三面朝天，一面向水，顶风劈浪，逢到进港过闸，一篙千钧力，光脚板，在船上一篙撑去，那竹篙弯成一把弓，该花多大力气，所以人们说：“要得苦，行船打铁磨豆腐。”可是行船又有句俗语，说是“要得懒，躺船板。”布帆一升，船行八面风，撑篙的水手要是不想动，整天躺着都行。

大军南下，他随船送解放军渡江，一颗子弹打进他的腰部，从此他不能在船上干了。回到家里，参加村里的斗地主分田地，他一马当先，十分积极。工作队见他肯干，委他当了个村长。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过后，该本本份份种田了，可是他不会种，也怕种。行船在外那么多年，浪荡惯了，现在要他一钉钯一大锹到分来的田地里去实实在在地种庄稼，不是要了他的命吗？单凭他那位病恹恹的妻子，怎么折腾田里的草也比庄稼高。

他倒好，不去管这些，前后三个圩塘一百几十户是一个村，断不了这家儿子结婚，那家老太太祝寿，或者两家村民争地界，少不了请他这位地方长官去吃喝，苦只苦了妻子儿女。

接下来搞合作化，他这个村长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社长，才没有再度跌进田无一垅草无一根的绝境。合作社是个大家庭，一百几十户，四五百亩地，他一家一户的生产还没法搞好，这么个大家庭的生产能搞好吗？初级社合并成大联社、高级社，随后又变成人民公社，那扛榜的十三社社员的灾难才没有继续下去。他降了级，回本圩塘当了三十几户的头头-——红星四队的队长。

社长不能当好，队长就能当好？同样地糟。什么时候种什么庄稼、怎么种、如何管，得有心计，会组织，能指挥。自家小块地的庄稼还种不好的人怎能种好大片田呢？有人说没本事没问题，只要能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集思广益，没有本事就会有本事了。可是遗憾的是，他又听不得别人的意见。

生产队会计向泽民——向河渠的二伯父是个种田的老把式，识文断字，因家道陡然败落，没能进一步深造，十九岁就来沿江新圩种田；二十一岁时把十四岁的弟弟向泽周带来，自己干不算，还得教弟弟；年终得把地里的收益带回家去维持几十里外一家人的生活；就不得不既花力气也动脑筋地种好地，久而久之练就了一副种地的好身手。合作化前他家地里怎么着也要比别人家多收几百斤稻麦几十斤棉花。

人挺忠诚、厚道，就是吃不开。会计管的是工肥钱粮却又管不着，一切都是队长说了算。有一年生产队组织劳力下滩积肥，队里又正值棉花培管关键时候，从有利于生产考虑，留会计在家指挥为宜，队长自然知道；就是会计的妻子有意见，因为下滩的工分一天要抵在队里干两三天。队长一想，说是向会计留在家里，工分与下滩的同样记，事情就这样说下了。

谁知积肥过后，队长不认帐了，说什么国家有规定，同工同酬，会计整天与妇女们一起干，应该与妇女同等记工，不能和下滩的劳力一样拿高工分。

向会计不用扳手指头就能算出一棵稻多产一穗，每亩能多产多少稻谷，但纵使借别人的手指头来扳，也没法说他应该与下滩的劳力记同等工；妻子虽说不忠厚，那是在家里，在生产队还能厉害过队长去？也只好自认倒楣，谁让她丈夫太懦弱呢？

连会计都做不了主，社员就更不用说了，有一回，几个社员见那露天大粪池已满满的了，联想到以往，大雨一下，就粪水横溢，而现在漫天的乌云，说不定又会下雨，怎么办呢？有的说挑掉几担，有的说在上面搭个棚子，最后的一致意见是搭棚子。

队长开会去了，就去告诉会计，会计认为这个主意好。竹枝从哪儿来呢？队长的亲家说他回去斫。于是劈的劈，扎的扎，编草帘的编草帘，到上午收工时，三个大池的骨架搭成了，人们准备下午苫盖。

谁知人们刚端上饭碗，就听得队长在大池旁大叫大嚷；由于路远，没听清他在嚷些什么，不过下午上了大场，人们看到三个棚子的骨架全扯倒了。队长怒气不息地说：“好哇，离家才半天，就背着我这样干，眼里还有我这个领导吗？老实说不拔掉它，我就吃不下饭，还得了哇，下次再……”

“噢—”人们全明白了。自那以后，嘿嘿，哪怕堆个草垛，也得问问队长堆在哪？堆多大？场上晒着粮，雨要来，队长不喊，谁也不上场。哪个愿意白花力气讨没趣呢？有人开玩笑地说：“不知道我们走路，左脚跨出去后，要不要请示队长右脚跨不跨？要放屁了恐怕憋的再急也得问问放不放吧。”社员的主动性全没了。既没经验不会抓，又独揽全权一人抓，能搞好吗？

红星四队有一条自然分界线，由起初是沙滩上的一条流槽，后来整成的一条大河为界，河东是粘土，河西是沙土。按照会计的意见，种棉花粘土每亩四千棵，沙土四千五，施肥呢，粘土重施基肥，沙土要少吃多餐。队长呢却拘泥于上级的规定，结果是沙土棉苗发不开，因为肥不足；粘土后发，疯长又太密，产量都不高，累得四队社员每年的平均收入要比兄弟队一般低六七十块，与收入高的比，一半都不到，人们都意见纷纷。

当然也有欢迎他的，队长老婆去世后他就同紧壁邻居寡妇姘居，别人的妻子与他也不清不白，另外还有关系暧昧的不止一人，这些人家都盼望他永远当下去。因为讨巧的农活儿、每年冬春的救济浪、照顾粮都少不了她们的，有一次为了讨好一个姘头，竟然强行照顾她家五十元，引起了轩然大波。

四队的落后可以说是县里有名州里有榜的了，落后的关键在队长，这也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为什么他能十多年安坐在土皇帝宝座上呢？原来他有妙计。别看他生产上外行，可钻营官场还颇有一套。他不请客，老实说就是请，也没人敢坐他家的桌子，太脏了。四时八节的送礼，队里的小猪、鱼，都少不了大队干部、公社分管领导的份，以劳动粮为名的馈赠，更是公开的秘密……

向河渠离校回家后,劳动中常听到人们的议论,凭观察他知道人们说的也是事实,不过他没有参加议论的行列,因为一来他的政治处境不容许去议论当权者,他有自知之明；二来爸爸的案子够他动脑筋的了。队长长队长短的，他没那份心思去考虑，到队里去出工为的是养家糊口。

别看向河渠是个刚离校门不久的学生，干活儿可肯吃苦。下滩斫积肥草，人家分期轮班，他连轴转，斫得不快但不偷懒，扛得不多但跑得快，而且不管在船上在滩上，拾草烧火，打水洗碗，他都争着干；围垦工地上受了伤，被徐晓云逼回了家，大队让他边休养边编文艺节目，他不干，只混在妇女组干了一段时间后又上了工地；婚后没几天就挑起泥络子在民工队伍里穿梭奔波了；他不拈轻怕重，而是拣重担子挑，队里的大粪池，有的池里全是牛粪，有的池里却是猪渣粪，猪粪薄且轻，牛粪厚且重，向河渠主动招呼一班青年人去挑牛粪，让年龄大些的去挑猪粪。人们常说眼睛塘儿最浅，担子一有轻重，青年人中有人就有点不愿，向河渠说：“牛掣桩子也是老，力气不花又不能存起来慢慢用，我们年轻，挑重一点的也是应该的。再说人总是要老的，将来我们老了，不也需要后人照顾吗？”他这么一说，要计较的人也不好意思再说了……

向河渠很愿意帮别人的忙。在红星四队的青年人当中要数他的文化水平最高，却比文化水平不如他的人还要朴实。人们只要是来求到他的，基本上个个答应。朱大妈的儿子在新疆，大妈想请向河渠代写封信，他说声：“行。”丢下正写的申诉书，提笔就帮大妈写，还边写边问，写完了，给大妈念一遍，问大妈可有遗漏的；陈大叔捉小猪没有钱，想向队里予付二十块，央求河渠给写个报告，也是一个“行”字，先写报告，再继续切猪草；周叔叔儿子从部队来了信，老人拿了信对向河渠说：“大侄子，你给念念。”他立刻放下饭碗先念信，念完了还问可曾听清楚了，直到老人弄明白了信的全部意思，才重新捧起饭碗……

向河渠曾与姐姐一齐从师学裁缝，遗憾的是只学了几个月又走进了学校捧起了书本。现在重操裁缝活儿，最多只能算个半料匠，土布或者三四角钱一尺的白胚布、削价布，姐姐在家的时候就让他裁，姐姐出嫁时，考虑到家里的实际困难，没带走缝纫机，向河渠就用它帮人家缝，给多少钱他从不计较；要是谁的裤子膝盖上磨破了，衬衫上挂了个洞，他给人家补一补，既贴功夫又贴线，这是常事，甚至不少时候连另头布也得贴上；围垦工地，他也带上针线剪刀和另头布，谁个肩头破了，休息回驻地后就能帮补好。顺便说一句，他在风雷中学人缘那么好，也与这半料匠手艺有部分关系。

回家以后的向河渠一直处于郁郁寡欢之中，纵使他认识到不应冷淡凤莲后，也只是勉强承欢，理智地注意温存妻子，内心里快乐不起来，其实也难怪，巨石还在心上压着呢。古医家孙思邈说：“凡人孰能无思，当以渐遣除之”为了不久囚于忧愁之国，他寻找着排遣的途径，那就是拼命地劳动，挤时间热心帮人家的忙，从中得到乐趣，忘却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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