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农业税改革（1/2）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一九九九年三月五日、四九城。
海子里的的玉兰刚刚吐出花苞，春寒料峭。
政务院常务副院长林安坐在办公室里，窗外是结着薄冰的湖面，他面前摊开着两份材料。
左边一份，是汉东省委报送的《关于金山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的报告》。
报告详细叙述了以胡大发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被摧毁的过程。
提及县委书记赵小军、县公安局长祁同伟“敢于碰硬、措施得力”。
同时汇报了对岩台市副市长陈汉杰等相关“保护伞”的查处进展。
报告的最后，用加粗字体写道：“此案是基层黑恶势力与腐败交织、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典型案例，教训深刻，值得在全省乃至更大范围引以为戒。”
林安的目光在这段话上停留了片刻。
赵小军，他的外甥，那个曾经有些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在基层这个熔炉里，经受住了考验。
自已没有为他动用任何关系，纯粹是赵小军凭着自已能力和担当，在金山的泥潭里杀出了一条血路。
林安的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那是一个几乎看不出的欣慰弧度。
他提笔在报告上批示：“基层治理，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金山案例说明，只要立场坚定，方法得当，再复杂的局面也能打开。
可酌情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他特意略去了对赵小军个人的评价，这是原则。
右边一份，要厚实得多，是院里研究室农村司刚刚整理出来的《关于边西省丰城等地农民负担情况的初步调研报告》。
这份报告，基于研究室同志们在春节后的秘密调研。
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冰冷的数字和触目惊心的事实：
丰市红旗镇大柳树村村民王老栓，1998年家庭人均净收入133.8元。
该村类似王老栓这样的家庭，占比超过60%。
农民负担名目多达二十余项，除农业税、“三提五统”外。
还有教育集资、道路集资、水利集资、民兵训练费、计划生育保证金、畜禽防疫费、报刊订阅费等等。
许多收费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
征收矛盾尖锐，1998年边西省因税费征收引发的干群冲突有记录的就达37起。
基层财政极度困难，乡、村两级负债普遍。
乡镇干部工资拖欠3-6个月是常态，教师工资拖欠更为严重。
报告的末尾，调研组成员用加粗的字体写道：“部分地区农民负担已超过其承受极限。
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矛盾一触即发。
如不尽快从根本上采取措施，恐酿成更大社会问题。”
“一触即发啊…”
林安喃喃重复着这四个字。
他脑海里浮现的是穿越前那个时空里，1999年8月发生在丰市的惨剧。
冲突、鲜血、震惊朝野的群体性事件。
那场悲剧，以最激烈的方式，将农民负担这个沉疴宿疾，血淋淋地剖开在决策层面前，最终加速了改革的进程。
但现在，是1999年3月。还有五个月。
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一个或许能避免那场悲剧、让改革更从容、让代价更小的机会。
但这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触动现有的税费体系，意味着触动从中枢到地方，从部门到基层的复杂利益格局。
农业税和各种收费，是许多中西部农业县乡财政的“生命线”。
改革，必然会遇到巨大的阻力。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院研究室主任的号码：“老张，报告我看了。
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
你们准备一下，三天后，召集相关部门。
开一个内部研讨会，范围小一点，要务实。
主题就是：当前农民负担问题与对策思考。”
“是，林副院长。我马上安排。”电话那头回答。
放下电话，林安走到窗前。
湖面的冰层在午后的阳光下微微反光，看似坚固，实则内部已在悄然融化。
他知道，自已要做的事，就是要打破这层看似稳固、实则已禁锢发展、压垮农民的“坚冰”。
1999年3月8日，院第一会议室
与会者不多，但都分量很重。
政务院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秘书长、计委分管农村经济的副主任、财政部分管税政的副部长、农业部常务副部长、院研究室主任及农村司司长。
会议由林安亲自主持。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有些凝重。
研究室主任老张先汇报了调研的主要发现。
当念到“人均净收入133.8元”、“负担名目二十余项”、“矛盾一触即发”时。
在座几位部级领导的眉头都紧紧锁了起来。
“情况确实令人揪心。”
财政部李副部长率先发言，他扶了扶眼镜，语气谨慎。
“农民负担重，这是个老问题，中枢也三令五申要减轻。
但问题的根子，恐怕不单单在‘费’上。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枢财政集中度提高。
地方特别是县乡财政，事权多，财权少，缺口很大。
不向农民收，教师工资发不出，干部队伍稳不住，基层政权怎么运转？
这也是现实困难。”
他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务实派官员的看法——同情农民，但更担心基层运转。
计委的刘副主任接过话头：“李部长说的是实情。
从宏观经济看，当前内需不足，农民收入上不去。
农村市场就起不来，扩大内需就是一句空话。
减轻负担，就是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对刺激消费有直接作用。
这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战略问题。但是…”
他话锋一转。
“怎么减？减多少？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