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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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项目失败了。报告是他们写的，说我们这些搞版图的，不讲科学，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老马的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听说，他后来一直在部里，成了大专家。”

火车发出悠长的鸣笛声，驶入一片无边的黑暗。隔间里，雷天君已经趴在小桌上睡着了，发出了轻微的鼾声。陈功也收起了本子，靠在铺位上闭目养神。

林秋看着老马的侧脸，终于明白了那份电报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暗流。这趟北京之行，不是一次简单的汇报，而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关于路线和哲学的对决。

第二天下午，火车抵达北京站。

巨大的穹顶，熙攘的人群，空气中弥漫着烤白薯的甜香和北方特有的干燥气息。雷天君深吸一口气，夸张地张开双臂：“啊，北京！我老雷又杀回来了！”

站台上，一个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先锋半导体厂”。

看到他们，年轻人快步迎了上来，表情严肃，不带一丝笑容：“是先锋厂的同志吗？我是电子工业部办公厅的，我叫刘峰。车在外面，请跟我来。”

那份公事公办的冷淡，和先锋厂里热火朝天的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功和雷天君脸上的笑容都收敛了许多。

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安静地停在出口。刘峰拉开车门，一丝不苟地请他们上车。

车子平稳地驶上长安街。宽阔的马路，宏伟的建筑，骑着自行车的洪流，一切都让陈功和雷天君感到一种莫名的拘谨。

老马一言不发，只是透过车窗，看着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灰色建筑。他的手，不知何时，已经紧紧地攥在了一起。林秋知道，他看到的不是街景，而是正在被唤醒的，尘封了十多年的记忆。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即将在北京的某个会议室里，正式打响。

电子工业部的会议室，比先锋厂的整个办公楼都要气派。巨大的红木会议桌，擦得能映出人影。墙上挂着几幅气势磅礴的山水画。空气里，漂浮着高级香烟“中华”和劣质香烟“大前门”混合在一起的奇特味道，浓郁得化不开。

长条桌的一侧，坐着林秋、陈功、雷天君和老马。他们四个人，像是一群误入高档宴会厅的乡下亲戚，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陈功紧张地整理着自己那身借来的、不太合身的西装领带。雷天君则努力挺直腰板，想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个“部长”。

老马最是沉默，他就像一尊石雕，坐在椅子上，眼睛半睁半闭，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只有他放在膝盖上，那双微微颤抖的手，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

桌子的另一侧和上首，则坐满了人。有头发花白的老领导，有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专家学者，还有一些像刘峰一样，负责记录和服务的年轻干部。整个会议室里，气氛严肃得像是一场学术答辩的终审。

坐在主位上的，是一个方面孔、不怒自威的老领导，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他是电子工业部的张副部长。

“同志们，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听一听我们先锋半-导体厂，在‘龙芯一号’项目上取得的一些成果。”张副部长开口了，声音洪亮，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我们国家的半导体事业，走了不少弯路，也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有同志在基层，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搞出了名堂，这是大好事。我们就是要鼓励这种精神。>

陈功推了推林秋，示意他开始。

林秋站起身，没有半分紧张。他环视一圈，目光平静而自信。他没有拿讲稿，只是将几张关键的测试数据图表，分发给了在座的每一个人。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下午好。我叫林秋，是‘龙芯一号’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他的开场白简单直接。没有歌功颂德，没有诉苦抱怨。他直接切入了主题。

“‘龙芯一号’，是一颗32位，采用我们自主设计的‘龙指令集’的中央处理器。这是它的核心参数……”他指着图表，用最精炼的语言，汇报了芯片的晶体管数量、主频、功耗和性能测试结果。当他说到，在整数运算能力上，“龙芯一号”的“性能版”，已经可以追平英特尔两年前的主流产品80286时，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清晰可闻的抽气声和低低的议论。

“这不可能吧？286的水平？他们一个厂，怎么做到的？”

“数据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在特定的测试环境下跑出来的？”

林秋的汇报有条不紊，他详细解释了测试的方法和平台，展示了芯片点亮时运行“Hello,World!”的照片，逻辑严密，数据详实，让那些质疑的声音渐渐平息下去。

“……以上，是‘龙芯一号’的成果。但今天，我更想向各位领导和专家汇报的，是我们实现这个成果的‘方法’。”林秋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向了更深层次的领域。

“我们发现，在芯片设计的后端，特别是版图布局布线这个环节，单纯依靠现有的EDA工具，已经无法满足我们对性能的极致追求。我们内部启动了一个研究课题，称之为‘经验模型化’。”

他开始阐述“老司机理论”，讲述他们如何记录、分析和学习老工程师的手工优化技巧，试图将这种“手艺”，转化为一种科学的、可传承的“方法论”。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听得入了神。这个想法，太新颖，太大胆了。它跳出了单纯的技术引进和模仿，试图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就在这时，一个冷硬的声音，打破了会议室里的专注。

“我不同意。”

一个五十多岁，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穿着一身整洁的蓝色卡其布干部装的专家站了起来。他的镜片后面，是一双审视的、锐利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