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北伐惊雷（1/2）

洪武元年的春天，是在北伐大军的辚辚车马与猎猎旌旗中到来的。金陵城内的登基庆典余韵犹在，但帝国的中枢已如同上紧的发条，将全部的精力和资源，投向了广袤而沉郁的北方。

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统兵二十五万，自应天誓师北上。檄文所至，宣称“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其势如破竹。山东、河南等地的元军守将，或望风归附，或一触即溃。北伐的捷报，如同春风中的柳絮，不断飘回金陵，落在武英殿那张日益精确的天下舆图上。

李承泽身处中书省，能最直观地感受到这场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对新生帝国带来的巨大压力。粮秣、军械、饷银、民夫……每一项都需要精密的计算和高效的调度。昔日应对陈友谅、张士诚的战争，与如今支撑一支远离根基、深入敌境的大军团作战相比，其复杂和艰难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他常常与李善长等人工作至深夜，核算钱粮，拟定转运章程，处理北方新附州县的急报。

然而，与后勤的繁重相比，更让李承泽内心感到一种微妙震颤的，是随着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不断传回的那些关于北地风貌与人心的描述。

这一日，他收到一份来自北伐军幕僚的详细禀报，并非军情，而是沿途见闻。文中描述，大军进入中原，所见城池残破，田野荒芜，与江南的繁庶形成鲜明对比。更令李承泽触目惊心的是文中提及的“人烟稀少，百不存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以及遗民“初见我师，皆惊恐走匿，后见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始有箪食壶浆者，然神色犹带惊疑”。

这些文字，与他自幼所读圣贤书中“华夏故地”、“礼乐之乡”的想象，相差何止千里！他想起洪武帝登基前，与他讨论“天命在野”，讨论“拯生民于水火”。如今，这“水火”二字的残酷真相，正通过这一纸文书，血淋淋地呈现在他面前。北地遗民，在异族百年统治与连年战乱下，承受了何等深重的苦难？他们对这支打着“恢复中华”旗号的南方军队，又怀着怎样复杂的戒惧与期盼？

他将这份文书整理后，连同其他紧急军报，一并送入武英殿。

殿内，洪武帝朱元璋正与李善长、刘基（伯温）等重臣议事。北伐的顺利，并未让这位新帝有丝毫松懈，他眉宇间的沉郁之色，反而似乎更加深重。

李承泽将文书呈上，洪武帝快速浏览，尤其是在那份描述北地惨状与民情的禀报上停留了片刻。殿内一时寂静，只有灯花偶尔爆开的轻微噼啪声。

“你们都看看。”洪武帝将文书递给李善长，声音听不出情绪。

李善长与刘基传阅后，神色也都凝重起来。

“陛下，”李善长沉吟道，“北地凋敝至此，收复之后，安抚流亡，恢复生产，恐需倾注大量钱粮人力，非一朝一夕之功。”

刘基补充道：“元廷虽溃，然其主北遁，名将王保保（扩廓帖木儿）仍拥兵塞上，不可小觑。且北地遗民，久习胡风，心向如何，尚需时间观察抚慰。大军深入，粮道绵长，若王保保窥得时机，断我粮道，或联络西北残元势力反扑，则局势危矣。”

他们的担忧，正是洪武帝心中所虑。北伐并非简单的军事征服，更是一场政治、经济、人心的全面重整。打下来容易，要真正将这片饱经创伤的土地重新纳入有效治理，并抵御可能来自漠北的反扑，其难度远超乎常人想象。

洪武帝站起身，走到那幅巨大的舆图前，目光越过已标注为明军控制的山东、河南，投向那片更为广袤的河北平原，最终，定格在那个象征着旧日荣光与屈辱的城池——大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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