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8章 糜芳（1/2）

在三国乱世的星群中，糜芳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出身东海望族，以巨额家资襄助刘备创业，历经十余年颠沛而不离不弃，却在蜀汉事业鼎盛之际，以荆州重镇江陵降吴，间接导致关羽败亡、荆州易主，成为影响三国格局的关键转折。

千百年来，他被贴上“叛徒”的标签，其行为被简单归为贪生怕死、背主求荣。然而，梳理《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结合当时的政治生态、人际纠葛与战争形势，糜芳的一生并非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所能涵盖。他的崛起依托于家族势力与乱世机遇，他的抉择受制于多重压力与绝境困境，他的结局则彰显了乱世中忠诚与生存的复杂博弈。

本文拟结合真实史料，还原糜芳从东海富家子到蜀汉封疆大吏，再到东吴降将的完整人生轨迹，探讨其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东海望族：乱世中的资本与抉择

糜芳，字子方，东海郡朐县（今江苏连云港）人，其家族是东汉末年东海地区的顶级豪强。《三国志·糜竺传》记载：“麋竺字子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

作为糜竺的胞弟，糜芳自幼生长在钟鸣鼎食之家，深受家族商业基因与豪强文化的熏陶。东汉末年，中央集权瓦解，地方豪强纷纷拥兵自重或择主而事，糜氏兄弟凭借“赀产钜亿”的经济实力与“僮客万人”的人力基础，成为东海地区不可忽视的地方势力。

灵帝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入京废立，天下大乱，关东诸侯并起讨董，徐州地区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先是陶谦据有徐州，糜竺因其声望与实力被任命为别驾从事，成为陶谦麾下核心幕僚，糜芳亦随之进入仕途，初步积累了政治经验。

兴平元年（194年），陶谦病逝，临终前嘱咐糜竺：“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糜竺遵从遗命，率徐州吏民迎接刘备入主徐州，这一决策成为糜氏家族与刘备绑定的开端，也为糜芳的人生定下了基调。

此时的刘备虽有“汉室宗亲”之名，却无固定基业，兵微将寡，处境艰难。兴平二年（195年），吕布乘刘备出击袁术之际，袭取徐州治所下邳，俘获刘备妻子，刘备军溃散，被迫转战海西，陷入“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的绝境。

就在刘备濒临崩溃之际，糜氏兄弟做出了改变历史进程的抉择：糜竺“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糜芳则全力支持兄长的决定，将家族资源倾囊相助。

这一投入堪称豪赌——不仅是财富与人力的付出，更是将整个家族的命运与刘备的前途绑定。对刘备而言，这份资助犹如雪中送炭，使其得以重整旗鼓；对糜芳而言，这既是家族利益的考量，也是对刘备人格魅力的认同，从此他正式成为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颠沛追随之路。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于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日益强盛。为拉拢糜氏兄弟、分化刘备集团，曹操表荐糜竺为嬴郡太守，糜芳为彭城相。

彼时的彭城是徐州重镇，彭城相位列二千石，是东汉体制内的高级官员，而刘备当时仅能依附于吕布，处境窘迫。面对如此丰厚的诱惑，糜氏兄弟“皆去官，随先主周旋”，毅然放弃了安稳的仕途与曹操提供的高官厚禄，选择追随刘备继续流浪。

这一选择足以证明，早期的糜芳并非趋炎附势之辈，他对刘备的忠诚有着深厚的基础——既有家族绑定的必然，也有乱世中对明主的期许。此后数年，刘备先后依附曹操、袁绍、刘表，糜芳始终不离不弃，辗转于汝南、新野等地，见证了刘备集团的低谷与坚守。这段颠沛流离的经历，不仅锤炼了糜芳的意志，也让他在刘备集团中积累了无可替代的资历，为日后的封官晋爵埋下伏笔。

二、蜀汉勋贵：荆州重镇上的隐忧

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爆发，刘备与孙权联军击败曹操，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战后，刘备趁机夺取荆南四郡，又从孙权手中借得南郡，终于拥有了稳固的基业。随着势力的扩张，刘备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逐渐成型，糜芳作为元老勋贵，迎来了人生的巅峰。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平定益州，自领益州牧，大封功臣：糜竺被任命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地位仅次于刘备，高于诸葛亮、法正等人；糜芳则被授予南郡太守一职，驻守江陵。

这一任命看似是对糜芳资历的认可，实则暗藏危机。南郡是荆州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江陵城更是城防坚固、粮草充足，是刘备集团在荆州的核心据点，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刘备将如此重任托付给糜芳，既体现了对他的信任，也反映了当时集团内部的权力平衡——糜竺作为文臣领袖，糜芳作为封疆大吏，糜氏家族在蜀汉的地位无可撼动。

但问题在于，糜芳的军事才能与南郡太守的职责并不匹配。纵观史料，糜芳从未有过独立领兵作战的胜仗记录，其能力更多体现在行政后勤与家族协调方面，而非军事防御与战略决断。将如此重要的军事据点交给一位缺乏实战经验的勋贵，本身就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更致命的是，糜芳与荆州地区的军事统帅关羽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羽作为刘备集团的头号武将，被任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督守荆州，是糜芳的直接上级。但关羽“刚而自矜”的性格，与糜芳的勋贵身份形成了天然的冲突。关羽素来轻视凭借家族背景或裙带关系上位者，在他眼中，糜芳“素无军功”，仅凭兄长糜竺的功劳与早年的资助得以身居高位，根本不配驻守江陵这一军事重镇。因此，关羽对糜芳“轻傲已甚”，日常相处中多有羞辱与轻视，《三国志·关羽传》注引《蜀记》记载，关羽常称糜芳为“貉子”，这一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足见二人关系之紧张。

这种矛盾在军事行动中逐渐激化。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率军北上攻打曹操麾下的曹仁，荆州后方的后勤补给与城防重任全落在糜芳与公安守将士仁身上。

关羽出征前，命令糜芳“供给军资，然芳有失供给”，或许是因为战事紧急、物资筹措困难，糜芳未能及时足额完成补给任务。关羽得知后，怒不可遏，当众扬言：“还当治之！”这句话在当时的语境下绝非简单的斥责，而是带有明确的军法处置意味。关羽素来以治军严厉着称，当年在徐州时，就曾因部下稍有过失便处以重刑，糜芳深知关羽言出必行，对此“内怀惧不安”，心中的恐惧与不满日益累积。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糜芳因补给问题惶惶不可终日之际，江陵城内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灾。《三国志·糜竺传》注引《吴书》记载：“芳为南郡太守，与关羽共事，而私好携贰，叛迎孙权。”

虽未明言火灾之事，但结合其他史料推断，此次火灾大概率烧毁了部分军粮或军械，这在战时无疑是死罪。糜芳深知，仅凭补给失责与火灾两件事，关羽班师回朝后必定会将他军法处置，而远在成都的刘备即便想护着他，也碍于军法与关羽的颜面难以周全。此时的糜芳，已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坚守江陵，等待他的可能是关羽的屠刀；弃城而逃，不仅会背负逃兵之名，还会连累兄长糜竺与整个家族；而投降则成为了他眼中唯一的求生之路。

三、江陵之叛：绝境中的抉择与历史的转折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月，东吴吕蒙趁关羽北上襄樊、荆州空虚之际，发动奇袭。吕蒙采用“白衣渡江”之计，伪装成商人，悄然抵达江陵城下，将关羽设置的江边烽火台全部控制，使得荆州后方完全没有察觉敌军来袭。此时的江陵城，虽然城防坚固、粮草充足，但军心已然动摇——糜芳因惧怕关羽而心怀异志，士兵们则因关羽平日的严苛而士气低落。

吕蒙抵达江陵后，并未急于攻城，而是采取了攻心战术。他首先派人劝降公安守将士仁，士仁与糜芳处境相似，同样因补给问题遭到关羽的威胁，心中早已不满。在吕蒙的劝诱下，士仁“开城出降”，

公安的陷落让江陵失去了重要的屏障，也彻底摧毁了糜芳的抵抗意志。随后，吕蒙派虞翻前往江陵劝降糜芳，虞翻在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军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举，此非天命，必有内应。将军不先见时，时至又不应之，独守萦带之城而不降，死战则毁宗灭祀，为天下笑矣。”

虞翻的劝降信精准地击中了糜芳的软肋：一是东吴大军压境，江陵已成孤城，坚守必败；二是士仁已降，江陵失去外援，抵抗毫无意义；三是若死战不降，不仅自身难保，还会连累家族被灭族。

此时的糜芳，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挣扎：一边是追随十余年的主公刘备，一边是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一边是忠诚的名节，一边是家族的存续。最终，求生的本能战胜了忠诚的信念，糜芳“开城请降”，将荆州重镇江陵拱手献给吕蒙。

江陵的陷落产生了连锁反应：首先，关羽的后勤补给线被彻底切断，襄樊前线的蜀军因粮草断绝而军心动摇；

其次，吕蒙占领江陵后，善待关羽将士的家属，“存恤耆老，问所不足”，使得关羽麾下将士“咸无斗心”；最后，陆逊乘胜西进，夺取宜都、秭归等地，切断了关羽退回益州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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