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1章 张角（2/2）

颍川（今河南禹州）地处中原腹地，距离洛阳仅百余里，是保卫京师的战略要地。波才率领的颍川黄巾军人数众多，战斗力强，先后击败朱儁与皇甫嵩，对洛阳构成直接威胁。汉灵帝急调骑都尉曹操率领援军前往支援，形成了皇甫嵩、朱儁、曹操三路联军夹击颍川黄巾军的局面。黄巾军将领波才缺乏军事经验，“依草结营”，被皇甫嵩抓住战机，“因夜纵烧，必大惊乱”。在火攻与联军夹击下，颍川黄巾军大败，“斩首数万级”，波才率残部退守阳翟，不久后再次被联军击败，颍川战场宣告平定。颍川黄巾军的失败，使得黄巾军夹击洛阳的战略意图落空，朝廷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其他战场的起义军。

3.南阳主战场：持续最久的拉锯战

南阳（今河南南阳）作为东汉的陪都之一，地理位置重要，物产丰富。张曼成率领的南阳黄巾军攻杀郡守褚贡后，占据宛城，拥众数万。东汉朝廷派遣朱儁率军镇压，双方在宛城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拉锯战。张曼成战死后，赵弘、韩忠、孙夏等人先后接替指挥，坚守宛城，多次击败官军进攻。朱儁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扬兵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然后“自将精卒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最终攻克宛城。南阳黄巾军虽然失败，但坚持战斗长达半年之久，沉重打击了官军的有生力量。

除了三大主战场外，青州、徐州、扬州等地的黄巾军也纷纷起事，形成了燎原之势。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战略协调，各地黄巾军大多各自为战，未能形成合力，为朝廷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起义失败：多重困境与历史必然

中平元年八月，就在战争胶着之际，张角因病在广宗去世，这对黄巾军而言是致命的打击。张角作为太平道的创始人与起义的核心领袖，其宗教权威与组织能力是维系数十万信徒团结的关键。他的去世使得黄巾军失去了精神支柱与统一指挥，各部首领之间出现离心倾向，战斗力大幅下降。

张角死后，其弟张梁率领余部继续坚守广宗。皇甫嵩接任河北战场总指挥后，采取“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的策略，麻痹黄巾军。当黄巾军“意稍懈”之时，皇甫嵩“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阵”，发动突然袭击。双方激战至黄昏，黄巾军大败，张梁战死，“斩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焚烧车重三万余两”。皇甫嵩为了震慑民众，“剖棺戮尸，传首京师”，将张角的头颅送往洛阳报功，其手段之残酷，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极端仇视。

同年十一月，皇甫嵩与钜鹿太守郭典合兵进攻下曲阳，张宝率领黄巾军顽强抵抗，最终城破战死，“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所谓“京观”，即将敌军尸体堆积成山，覆土夯实，以此炫耀武功、震慑反抗者，这一野蛮行径充分体现了战争的残酷性。随着张宝的战死，黄巾军的主力部队被彻底消灭，黄巾起义在形式上宣告失败。

黄巾起义的失败，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力量分散，缺乏统一协调。黄巾军虽然号称数十万之众，但分散在八州数十郡，各部首领多为地方渠帅，缺乏大规模协同作战的经验与能力。朝廷正是抓住这一弱点，集中精锐部队逐个击破，使得各地黄巾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其二，军事素养不足，战术落后。黄巾军的主体是农民与流民，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也极为简陋，多为锄头、镰刀等农具。而官军则训练有素、器械精良，且拥有皇甫嵩、朱儁、曹操等富有军事才能的将领。黄巾军将领如波才、张梁等人，或因战术失误，或因缺乏应变能力，多次错失战机，最终导致失败。

其三，保密工作疏漏，起义仓促。唐周的告密使得起义计划提前泄露，内应被清除，主力部队未能按计划集结，被迫仓促起事，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此外，早在起义前夕，杨赐、刘陶等大臣就已向朝廷上书，指出张角“阴谋益甚”，但汉灵帝“殊不为意”，这从侧面反映出太平道的秘密工作不够严密，未能完全掩盖其起义意图。

其四，宗教狂热难以持久，内部凝聚力有限。太平道的宗教信仰是维系黄巾军的重要纽带，但这种凝聚力在残酷的战争与巨大的伤亡面前逐渐瓦解。部分信徒在遭遇失败后动摇退缩，甚至投降官军，使得黄巾军的力量不断削弱。

尽管黄巾起义的主力在一年内被镇压，但其余部仍在各地坚持斗争：青州黄巾、徐州黄巾等先后与地方官军及豪强武装交战，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其中青州黄巾在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被曹操击败后，其精锐部队被曹操改编为“青州兵”，成为曹操统一北方的重要军事力量，继续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四、历史回响：张角与黄巾起义的深远影响

（一）对东汉王朝的致命打击：统治根基的崩塌

黄巾起义虽然未能直接推翻东汉王朝，却对其统治根基造成了致命打击，成为东汉王朝走向覆灭的转折点。在政治上，起义彻底暴露了东汉朝廷的腐朽与无能：面对数十万农民起义军，朝廷内部宦官与外戚依旧争权夺利，官吏贪污腐败，军事指挥混乱，使得民众对刘汉王朝的信任彻底丧失。为了镇压起义，朝廷不得不采取“大赦党人”的措施，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使得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的矛盾更加尖锐，为日后董卓之乱、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

在经济上，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尤其是豪强地主的势力。黄巾军“焚烧官府，劫掠豪族地主聚居的坞堡”，使得大量豪强地主的财产被没收，土地被重新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汉以来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但同时，战争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破坏，“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人口大量减少，农田荒芜，社会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东汉王朝的财政体系彻底瓦解，再也无法维持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

在军事上，起义直接导致了地方军阀的崛起。为了镇压各地黄巾军，朝廷不得不将军政大权下放给地方州牧与郡守，允许他们自行招募军队、征收赋税，形成了“州郡自擅，威福下移”的局面。这些地方官员趁机扩充自己的势力，拥兵自重，不再听从朝廷的调遣，逐渐演变为割据一方的军阀。例如，董卓凭借镇压黄巾起义的军功崛起，后来率军进入洛阳，废立皇帝，把持朝政；曹操、刘备、孙坚等三国枭雄也都是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积累了军事力量与政治资本，最终形成了军阀割据、逐鹿中原的局面。

（二）对中国农民起义的范式开创：宗教与革命的结合

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宗教为旗帜、以宗教组织为基础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开创了农民起义与宗教相结合的范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之前，秦末农民起义、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等，虽然也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但大多以“伐无道，诛暴秦”“复汉社稷”等政治口号为号召，缺乏宗教信仰的支撑。而黄巾起义则将宗教信仰与政治诉求、军事组织完美结合，通过太平道的宗教教义动员民众，以严密的宗教组织构建军事体系，以“天命更替”的宗教预言赋予起义合法性，极大地提高了农民起义的组织性与动员力。

这种“宗教+起义”的模式，被后世许多农民起义所借鉴。例如，南北朝时期的盖吴起义、唐代的黄巢起义、宋元时期的白莲教起义、明代的红巾军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等，都不同程度地利用宗教信仰作为动员民众的工具。其中，太平天国运动更是将这种模式推向了顶峰，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改造出适合中国农民的宗教思想，组织动员了数百万民众，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十余年的太平天国政权。张角开创的这一范式，之所以能够被后世继承，关键在于它精准地把握了底层民众的精神需求——在苦难的现实生活中，宗教信仰能够提供精神慰藉与希望，而宗教组织则能够提供生存保障与集体力量，这种双重作用使得农民起义的凝聚力与持久性大幅提升。

（三）对道教发展的深远影响：从民间宗教到正统信仰

张角创立的太平道，虽然在起义失败后被朝廷列为“邪教”，遭到严厉镇压，但它在道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却不可磨灭。太平道与同时期的五斗米道一起，共同奠定了道教的基本框架，使得道教从原始的方术集合发展为具备完整教义、组织、仪式的成熟宗教。太平道失败后，其部分信徒融入五斗米道（后来的正一道），其宗教教义与科仪制度也被正一道继承与发展，成为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黄巾起义促使后世道教与封建统治阶级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妥协与融合。太平道的革命实践让封建统治者认识到民间宗教的巨大力量，也让道教领袖意识到单纯的政治革命难以成功。因此，魏晋以后的道教逐渐改变了太平道“入世革命”的路线，转而向“出世修仙”与“辅助治国”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上层道教注重个人修行与神仙信仰，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精神寄托；下层道教则保留了“周穷救急、互助互济”的传统，成为民间社会的互助组织。这种转型使得道教得以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接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至今。

（四）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三国时代的序幕

黄巾起义最直接的历史影响，是揭开了三国时代的序幕。正如《后汉书·皇甫嵩传》所记载，黄巾起义被镇压后，“朝政日乱，海内虚困”，中央集权名存实亡，各地军阀趁机崛起，互相攻伐，天下陷入长期战乱。董卓进入洛阳后，废少帝，立献帝，把持朝政，引发关东诸侯联合讨伐，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此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北方；刘备占据巴蜀，建立蜀汉；孙权割据江东，建立东吴，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格局。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黄巾起义虽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与人员伤亡，但它也打破了东汉以来僵化的政治格局，摧毁了腐朽的豪强地主势力，为社会的重新整合创造了条件。三国时代的到来，不仅是军阀割据的结果，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各国为了争夺天下，纷纷推行改革，发展生产，重视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文化的繁荣。例如，曹操推行屯田制，解决了军粮问题，促进了北方农业的恢复；诸葛亮治理蜀汉，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使得巴蜀地区成为天府之国；孙权开发江东，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与民族融合。这些成就的取得，在某种程度上都得益于黄巾起义对旧有统治秩序的摧毁。

五、历史评价：争议与定位中的张角形象

（一）正史中的负面形象：“妖贼”与“乱臣”

在《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中，张角及其领导的黄巾起义被赋予了明确的负面评价。《后汉书·皇甫嵩传》称张角“转相诳惑”，将太平道的传教活动视为“妖言惑众”；将黄巾军称为“蛾贼”，意为“像飞蛾一样自取灭亡的盗贼”；将起义的爆发归咎于张角的“阴谋叛乱”，将镇压起义的皇甫嵩等人誉为“忠臣良将”。这种评价显然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将农民起义视为“犯上作乱”的叛逆行为，忽视了起义爆发的社会根源与历史必然性。

正史对张角的负面定位，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传统。在封建正统史观看来，“君权神授”是天经地义的，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就是“逆天而行”的叛逆行为。因此，无论起义的原因多么正当，规模多么宏大，都必然被贴上“妖贼”“乱臣”的标签。这种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对张角的认知，使得张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视为反面人物。

（二）近现代以来的重新评价：农民起义领袖与革命者

随着近现代史学研究的深入与历史观的转变，张角的形象逐渐得到重新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以郭沫若、翦伯赞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站在唯物主义史观的立场上，充分肯定了黄巾起义的历史进步性，将张角视为反抗封建压迫的农民起义领袖与革命者。他们认为，黄巾起义是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是底层民众对腐朽统治的正义反抗；张角作为起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与革命勇气，他创立的太平道不仅是发动起义的工具，更是反映农民阶级利益诉求的思想武器；黄巾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起义的历史地位得到进一步肯定，张角作为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农民起义领袖，被写入中小学历史教材，成为反抗封建压迫、追求美好生活的象征。这种评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正史的偏见，但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即过分强调张角的“革命性”，而忽视了其作为宗教领袖的复杂性与起义本身的局限性。

（三）客观历史定位：时代的产物与历史的推动者

客观而言，张角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其形象既非正史所贬斥的“妖贼”，也非近现代史学所美化的“完美革命者”，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

张角的复杂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宗教领袖，他创立太平道，以符水疗病、互助互济的方式救助底层民众，为苦难中的民众提供了精神寄托与生存保障，其宗教活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作为起义首领，他领导的黄巾起义是对腐朽封建统治的正义反抗，虽然最终失败，但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他的起义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宗教迷信色彩浓厚、军事指挥能力不足、缺乏长远的政治规划等，这些局限性最终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张角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自己的行动打破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他所领导的黄巾起义，既是对过去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的探索。虽然这种探索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为后世的农民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三国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正如着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说：“黄巾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不仅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而且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结语

张角的一生，是东汉末年乱世的缩影。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大贤良师”，到聚集数十万信徒的宗教领袖，再到震动天下的起义首领，其人生轨迹与东汉王朝的覆灭轨迹紧密交织在一起。他创立的太平道，是底层民众在苦难中的精神寄托；他领导的黄巾起义，是对腐朽统治的正义反抗；他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是时代的呐喊，是历史的必然。

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所蕴含的精神力量与历史意义却永远流传。它告诉我们，任何腐朽的统治都无法长久维持，任何压迫都必然引发反抗；它开创的“宗教+起义”的模式，为后世农民起义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它对东汉王朝的打击，为三国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张角作为这场伟大起义的领导者，其历史地位值得我们客观公正地评价。他既是宗教领袖，也是起义首领；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推动者。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与历史悲剧性，但他所掀起的历史浪潮，却永远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正如黄河之水奔腾不息，张角与黄巾起义的历史回响，也将永远回荡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为后人提供无尽的思考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