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1章 一个老兵的故事（2/2）

它说，真正的敌人不在对面战壕，而在我们身后的宫殿、银行和议会里。”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清晰地指出了一条路：

劳动者必须自己组织起来，不是祈求，而是夺取——夺取生產工具，夺取政权，建立一个由工人农民自己管理、没有剥削和压迫、也没有愚蠢战爭的新社会。

它讲了德国那边的工人是怎么做的，虽然困难重重，但他们正在建设。

那本书里的道理，像闪电一样劈开了我脑子里所有的疑问。

我突然明白了，我过去的痛苦、战友的死、街头的鲜血，都不是偶然的倒霉，而是一个系统性的谋杀。

而打破这个系统，不仅是报仇，更是为所有和我一样的人，为將来不再有孩子经歷战壕和街头屠杀，找到的唯一出路。”

“我带著那本小册子，找到了本地的工会，后来接触了法共的同志。

一开始，我也警惕，但他们的同志跟我一样是工人，是退伍兵，他们理解我的伤疤和愤怒，但他们不只有愤怒，他们有组织，有学习，有行动计划。

他们教我学理论，分析社会。

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一个阶级的一员，这个阶级遍及全世界，包括那些曾经在战壕对面的德国工人。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资本主义。

我开始参加活动，从散发传单到组织罢工，从学习到在集会上发言。这道疤，”他摸了摸脸上的伤痕，

“不再是耻辱或痛苦的记號，它成了我的勋章——旧世界罪恶的活证据，和为新世界战斗的宣言。”

亨利站起身，

“现在，我站在这里，不是乞求，不是等待被拯救。我和我的同志们，在建设，在守卫，在学习如何管理我们自己的街区。

我们知道南边政府区的那些老爷们恨不得把我们碾碎，也知道前路艰难。

但这一次，我们手里有武器。

我们也许还会流血，但再也不会白白流血。每一次斗爭，无论成败，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共和国奠基。”

勒费弗尔的故事讲完了。

他拍了拍斯诺的肩膀，力道很重：

“记者先生，把我们的故事写下来。告诉美国人，告诉全世界还在受苦和迷茫的人：

等待资本家的仁慈，不如等待石头开花。出路不在选票箱里，而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在组织起来、认清敌人、並下定决心改变一切的劳动中。”

说完，他转身回到检查点，继续他日常的工作。

当晚，斯诺在左岸一家廉价的旅店房间里，面对著他的打字机和笔记本，久久无法落笔。

白天两个男人的面孔在他脑海中交替浮现：

那个深陷於过去“体面”的幻觉、被资本泡沫榨乾后又因阶级隔阂而自我囚禁的破產律师；

那个被旧国家背叛、在绝望中找到全新阶级认同和战斗意义的老兵。

这是资本主义危机下，同一座城市里诞生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悲剧与觉醒。

乞丐的悲剧在於，他曾是那个体系的受益者或自以为是的参与者，以至於当体系崩溃將他吞噬时，他无法在精神上斩断与它的联繫。

他的体面成了他接受救济的障碍，他过去的阶级立场成了他寻求生路的心理枷锁。

他代表了那样一批中產阶级：

他们的世界观与现存秩序绑定得太深，以至於秩序的崩溃也意味著他们个人意义的彻底湮灭。

他们可能饿死在旧世界的废墟上，也无法向新生的、带著他们过去对立面印记的曙光迈出一步。

而老兵的觉醒则表明，对於从未在旧秩序中真正拥有过什么、反而被其残酷剥夺和背叛的无產者而言，转向一种彻底批判並意图推翻该秩序的思想，是逻辑的必然，甚至是生存的必需。

他的痛苦是整个阶级被系统性牺牲的缩影。

韦格纳的思想以及更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为他提供的，不仅是对痛苦的解释，更是一个清晰的敌人画像、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蓝图，以及一种將个人苦难转化为集体力量的路径，一种赋予伤痕以新意义的敘事。

他从一个被遗弃的、绝望的个体，转变为一个有归属、有目標、正在参与创造歷史的集体中的一员。

斯诺在笔记上写下：

“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仅產生经济难民，更在大量製造其自身的革命者。

前者被困於旧世界，后者则在废墟上锻造新世界的武器。这是一种比经济需求更深刻、更强大的动力。”

斯诺也意识到，这样的故事，或许正在德国以更系统、更成功的方式上演。而

法国的故事，则展现了这条道路在资本主义腹地斗爭的残酷性、复杂性和未完成性。

合上笔记本，斯诺望向窗外巴黎的夜空。这座城市被无形的界线分割，一边是缓慢腐朽的绝望，一边是艰难孕育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