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章 午夜的引魂人（1/2）

小区每夜两点都会准时响起诡异口哨声，邻居们都说那是风。

直到我在父亲遗物里发现泛黄的乐谱——

《百鬼夜行引路调》。

而谱子末尾标注：

“午夜吹响此曲者，将成为百鬼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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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七，我回老宅收拾父亲的遗物。

灵堂撤掉三天了，墙上的白幔却还没摘干净，风从窗缝挤进来，把那块涤纶布吹得一鼓一瘪，像什么东西在喘气。

我跪在地上，膝盖硌着冰凉的水泥，面前摊开一只樟木箱子。

这箱子在床底下塞了二十年。我小时候偷看过，里头是些发霉的账本、旧报纸、锈掉的钳子扳手。父亲生前是个木工，他的手不拿乐谱。

可今天我翻出来的第一样东西，是本乐谱。

硬壳封面，墨蓝色布面烫金，金粉已经氧化发黑，印着几个字。我凑近了，借着下午四点的日光辨认：

《民间器乐集成·卷七》。

我愣了愣。

父亲会吹口哨。小时候夏天的傍晚，他收工回来，坐在院子里用搪瓷杯喝茶，偶尔吹几声，不成调，像风吹过电线。我从不觉得那是音乐。

我翻开乐谱。

纸页脆得像酥饼，我小心翼翼，生怕一用力就碎成渣。扉页上用钢笔写着一行字，字迹潦草，是父亲的字。

“陈年旧事，不记也罢。”

我翻过去。

第一页是一首《喜盈门》，红双喜标题，谱子旁画了朵牡丹。第二页《凤还巢》，第三页《百鸟朝凤》。都是些民间红事喜乐。

我跪得太久，腿麻了，直起身换了个姿势。

窗外起风，梧桐叶哗啦啦响，白幔又鼓起来，像活物。

我翻到中间。

页码跳到四十七，没有四十八，四十九也没有。四十七之后是六十三，中间缺了十几页，像是被撕掉的，撕裂的齿痕还留在装订线上。

六十三页第一行，竖排小楷：

《百鬼夜行引路调》。

我整个人僵住了。

说不上为什么，就是僵住了。脊背发凉，像有一只手从后颈探上来。

那页谱子密密麻麻，简谱记法，但调子很奇怪。开头是低沉的“哆——”，滑到“嗦”，再往上挑，降半音，又降半音，在一个不应该停留的音阶上拖出长拍。

我试着在心里默唱，唱到第三小节，唱不下去了。

不是因为难。

是因为那个调子……我听过。

半夜两点。

老宅的钟停了，我不知道时间，但我就是知道——两点到了。

窗户外，小区里，传来一声口哨。

很轻，很远，像从几百米外的传达室飘过来的。

我屏住呼吸。

口哨声拖着长音，上扬，下沉，再上扬，再下沉。和谱子上那行我唱不出的旋律，一模一样。

我猛地合上乐谱。

口哨声还在继续。

它不是现代人吹的那种流行歌，不是周杰伦，不是凤凰传奇。它像旧戏班子里的过场，像给死人送葬的仪仗。

我起身走到窗边。

老宅在城北老工业区，九五年建的福利房，红砖外墙，楼道灯坏了十年没人修。这小区白天阴，晚上更阴。对面那栋楼黑着，亮灯的窗户不超过五扇。

口哨声从东边来。

我往东看——那是废弃的毛巾厂，厂区围墙都塌了，野草长得比人高。

没有人。

凌晨两点，老工业区废弃厂房的残骸边，站着什么人吹口哨？

不，那不可能是人。

我转身，想离窗户远一点。

乐谱还摊在床上，风从窗缝挤进来，翻动纸页，哗啦，哗啦。

我走过去，想把乐谱收起来。

然后我看到了那一行字。

页码六十七，乐谱结束处，谱线下方，有人用红墨水写了两行小字，笔迹工整，不是父亲的字。

“午夜里吹响此曲者——”

“将成为百鬼的领路人。”

红墨水在“领路人”三个字上洇开了，像一滴干涸的血。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我听到了第二声口哨。

这一次不在窗外。

在走廊。

我转过身，老宅的木门关着，门缝底下透进来走廊的光——不，走廊没有光，楼道灯坏了十年了。那光从哪里来？

口哨声近了。

不是一个人在吹，是很多人。许多张嘴，许多个声部，高低错落，吹着同一个调子。像仪仗，像送葬，像旧时代迎神的队伍。

我往后退，后背撞上衣柜。

乐谱从床边滑落，啪地摔在地上。

口哨声停了。

走廊空了。

那团光消失了，门缝底下漆黑一片，和十分钟前一模一样。

我等了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膝盖发软，腿在抖。

我终于鼓起勇气，弯腰捡起乐谱。

封底内页，贴着一张老照片。

照片发黄，四角压花，是那种八十年代照相馆的出品。照片里有二十几个人，站成三排。

第一排坐着的人我不认识，西装革履，胸前别着红花。像是什么庆典。

第二排站着的人我也不认识。

第三排最边上，站着一个人。

我认识。

那是父亲。二十五六岁的父亲，头发乌黑，脊背挺直，手里拿着一把口琴。

父亲从不在我面前吹口琴。他只用口哨。

照片下方印着一行白字：

“1987年4月15日，本县民间艺术团赴省汇演留念。”

1987年。

那一年我还没出生。

我翻过照片，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名字，字迹潦草。

第三排，左起第七人——父亲的站位——旁边写着三个字：

“引路人”。

我盯着那三个字，手上的照片微微发烫。

不，不是照片发烫。

是我的手机在震。

来电显示：妈。

我按下接听。

“林深，你还在老宅？”母亲的声音很急，隔着电话都能听见她呼吸不稳。

“嗯，收拾东西。”

“你是不是……翻到你爸那本乐谱了？”

我顿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五秒钟。

“你马上回来。”母亲说，“把乐谱锁回去，别碰它。你现在就回来。”

“妈，这是什么——”

“那东西不能碰！”母亲的声音陡然尖锐，像在压着什么巨大的恐惧，“你爸他……他是被这谱子害死的！”

窗外又起风了。

梧桐叶哗啦啦地响。

我握着电话，低头看着封底内页那张泛黄的老照片。父亲年轻的面容站在第三排最边上，胸牌模糊，但腰背笔挺。

“妈，”我听见自己问，“引路人是什么意思？”

电话那头只有粗重的呼吸。

很久，很久。

母亲说：“你爸没告诉过你，他年轻时在县剧团待过。”

“我知道。”

“你不知道。”母亲打断我，“那个剧团，演的不是给人看的戏。”

她又沉默了很久。

“是给……那东西看的。”

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老宅昏暗的卧室里，窗外天已经黑透了。我跪在那里翻乐谱，从下午四点一直翻到日落，自己都没察觉。

乐谱还摊在床上。

《百鬼夜行引路调》。

夜里两点准时响起的口哨声。

父亲年轻时的老照片，照片背面写着“引路人”。

和母亲最后说的那句话——

“是给那东西看的。”

我把乐谱收进背包，拉链拉死，背上肩。

我不能就这么走。

我得知道那口哨声是什么。

第二天夜里一点四十五分。

我没睡。

老宅的卧室朝北，窗户正对着小区中庭。红砖楼间距窄，对面那栋楼亮灯的窗户我能数清——一共七盏，三楼、四楼、六楼。其中两盏每隔半小时闪一次，是节能灯快坏了。

我关了灯，坐在窗边，把窗帘撩开一道缝。

手机调成静音，屏幕亮度调到最低，压在腿侧。

乐谱在我身边，翻开到《引路调》那一页。

一点五十二分。

中庭安静得像坟场。

九几年的福利房没电梯，这个点没人走动。楼下自行车棚歪着几辆锈成废铁的永久牌，链条耷拉在地上。野猫都不来。

一点五十七分。

我开始数自己的心跳。

八十、八十一、八十二。

一点五十九分。

窗外起风了。

不是傍晚那种带凉意的秋风。这阵风是突然来的，贴着地面刮过去，卷起几片枯叶。枯叶打着旋，落在自行车棚的铁皮顶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两点整。

口哨声响了。

我全身汗毛竖了起来。

这一次比昨天近。不是从毛巾厂方向来——是从楼下。

是从这栋楼的正下方，中庭的花坛边。

我压着呼吸，把窗帘缝撩大一点点。

花坛荒废多年，泥土龟裂，杂草丛生，中央立着一棵半死不活的冬青树。树影底下，好像站着个人。

不是好像。

就是站着个人。

那人背对着我，看不清男女，穿一身深色衣服。肩膀的轮廓微微佝偻，头低垂，像是看着地面，又像是在打瞌睡。

口哨声从他嘴里传出来。

《百鬼夜行引路调》。

我听着那调子——谱子上那些我唱不下去的降半音、滑音、拖拍，被他一气呵成地吹出来，顺得像水淌过青石板。

他不是在“吹”。

他是在“引”。

风变了。

不是秋天的风。是冬天那种干冷、滞涩的风，从四面八方挤过来，把中庭的杂草压伏在地。

花坛边的阴影动了。

不是树影，树没动。是那团黑漆漆的空地上，有什么东西在聚集。

它们没有形状。我仔细看，又好像有形状——驼背的老人，矮小的孩童，抱着襁褓的妇人……影影绰绰，半透明，像水里晕开的墨。

口哨声不停。

那些影子越来越多。自行车棚底下挤了七八个，花坛边蹲着五六个，还有的在往这边走——往这栋楼走。

往我的窗下走。

我猛地后仰，把窗帘合上。

心脏快要从喉咙里跳出来。

窗帘布是涤纶的，很薄，透光。我隔着那层布看见窗户上多了一团黑影，就停在玻璃外侧，一动不动。

它离我不到三十厘米。

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窗玻璃。

我想跑。

腿不听使唤。

我想尖叫。

喉咙像被人掐住。

就在这时候，口哨声停了。

那团黑影从窗帘上消失了。

楼下中庭恢复寂静，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瘫坐在墙边，后背的汗把衬衫洇湿了一大片。

不知过了多久，我摸到手机，亮屏。

02:09。

从两点到两点零九，那哨声吹了整整九分钟。

而我以为只有几秒钟。

第二天我没敢再去老宅。

我回了母亲那里，把乐谱锁进书柜抽屉，钥匙藏到书架最上层。母亲什么也没问，只是看我神色不对，往我碗里夹了块排骨。

“多吃点，”她说，“瘦了。”

她没再提那通电话，我也没问。

但有些事不是你关上抽屉就能当作没发生的。

第二天夜里，我又听到了口哨声。

不是从老宅的方向。

是从我家楼下。

我住在城东的一个新小区，十九楼，窗户对着主干道。凌晨两点，主干道早就没车了，路灯照着空荡荡的柏油路，偶尔有夜班出租车驶过。

口哨声是从小区中庭的凉亭那边传来的。

我站在十九楼的窗前，握着手机，脚像生了根。

那调子隔着几百米传上来，和昨晚、前晚一模一样。

《百鬼夜行引路调》。

我走下楼。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下楼。可能是恐惧过了头，反而生出一种破罐破摔的冲动。也可能我只是想证明——证明那不是什么百鬼，只是个失眠的老头半夜遛弯。

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

楼层显示屏从19跳到18、17、16……

叮。

1楼到了。

单元门虚掩着，夜风挤进门缝，凉得像冰水。

我推开门。

中庭的凉亭在三十米外，八角飞檐，红漆剥落，石桌边果然坐着个人。

又是那个背影。深色衣服，微驼的肩膀，头低垂着。

口哨声停了。

他转过脸来。

路灯照不清他的五官，只能看到轮廓——瘦削的下颌，凹陷的眼眶，头顶稀疏的白发被夜风吹动。

是个老人。

一个我不认识的老人。

他看着我，没说话。

我站在单元门口，手脚冰凉。

“你……”我听见自己开口，声音干涩得像砂纸，“你也听见那个口哨声了？”

老人没回答。

他慢慢站起身，转身走进凉亭后的树影里，消失了。

第二天中午，我去物业查监控。

值班的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听我说完，露出古怪的表情。

“你说凉亭？半夜两点？”

“对。”

“不可能，”阿姨摇头，“凉亭那块的监控我天天看，半夜连个野猫都没有。”

她把屏幕切到回放，拖到02:00。

凉亭空无一人。

石桌边没有驼背的老人，亭子里连个矿泉水瓶都没有。

“你是不是看错了？”阿姨打量我一眼，眼神里带着那种“年轻人熬夜太多”的同情。

我没解释。

下午三点，我去了毛巾厂后面的老小区——就是那栋红砖楼，我父亲的旧宅。

楼道灯还是坏的，我摸黑爬上四楼。

门开着。

我确定我离开时锁了门，钥匙还在我口袋里。

但门就是开着，虚掩一道缝，门缝底下没有光。

我推开门。

老宅里一切如常。水泥地、旧家具、床板上摊着我没收完的杂物。没人来过。

只是窗台上多了一样东西。

那是我父亲的口琴。

铜绿色，旧上海的老牌子，他年轻时用过的那一把。我记得这把口琴，小时候他偶尔吹过几回，后来就收起来了，我从没见他拿出来过。

它应该在那只樟木箱子里。

我翻过箱子。没有。

它现在在窗台上，躺在午后的阳光里，口琴格子里积着灰。

我拿起口琴。

琴身冰凉。

我凑近看了看——吹孔旁边沾着什么，暗红色，干了。

不是锈。

是血。

老旧的、渗进铜片纹理里的血渍。

我把口琴翻过来。

背面刻着两个字，刀痕很浅，像是用钝器一下一下划出来的：

“陈渊”。

陈渊。

那不是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陈德厚。

陈渊是谁？

我坐在床沿，手握着那把口琴，阳光从窗外移走，房间一寸一寸暗下去。

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是陌生号码，本地座机。

我接起来。

“是陈德厚的儿子吗？”对方是个老年男性的声音，沙哑，带一点口齿不清，像很久没和人说过话。

“我是。您哪位？”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我叫周明德，”那个声音说，“以前和你爸一个剧团。”

我攥紧了口琴。

“你拿到那本乐谱了，对吧？”

“您怎么知道？”

周明德没回答我的问题。

“今晚十点，”他说，“老毛巾厂门口，废料仓库。来的时候别带手机。”

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老宅昏暗的光线里，看着窗外废弃厂房生锈的烟囱。

老毛巾厂就在小区东边，走路五分钟。

我去了。

十点差五分，我站在毛巾厂门口。厂门早就拆了，门卫室玻璃碎尽，野草从窗台里长出来，在夜风里摇晃。

废料仓库在厂区最深处。

我沿着杂草丛生的水泥路往里走，手电筒的光柱晃过墙根，惊起几只不知道在吃什么的野猫。

仓库到了。

铁门虚掩，门缝里透出昏黄的烛光。

我推门进去。

仓库里堆着些八十年代淘汰的纺织机，铸铁机身锈成蜂窝，布满了蛛网。唯一一片空地中央摆着一张折叠桌，桌上点了根蜡烛。

桌边坐着三个人。

两个老人，一个中年女人。

开口约我来的那个——周明德——坐在最左边。他比我想象的更老，八十出头，背驼得厉害，眼窝深陷，像大病初愈。

他旁边坐着另一个老头，稍年轻些，但也在七十岁以上，缺了半条胳膊，右袖管空空荡荡。

女人大约五十多岁，短发，瘦削，穿着九十年代款式的灰色西服，手边放着一只旧皮包。

周明德抬起头看我。

“你来了。”

我站在门口没动。

“你爸那把口琴，”他说，“你找到了。”

不是疑问句。

“陈渊是谁？”我问。

三个人的脸色变了。

不是恐惧。是另一种东西——愧疚、悲伤、还有一点我说不出的解脱。

周明德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陈渊，”他说，“是我们团的领路人。”

他把“领路人”三个字咬得很重。

“1987年，”他缓缓说，“咱们县民间艺术团去省里汇演。那是三月，团长接到的通知。演出四月十五，还剩不到一个月。”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回忆。

“那时候团里人手不够。会吹口哨的就三个：我，老郑——就是这老郑——还有你爸。领路人的谱子，只有陈渊吹得最好。”

独臂老人——老郑——接过话头。

“陈渊那年二十三，比你爸还小三岁。他是孤儿，从小跟着师傅学民间器乐，什么都会吹，唢呐、笛子、口琴、口哨……师傅死后他就一个人在县里混，我们团收留了他。”

他低头看着自己空荡荡的袖管。

“领路人，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

“那是四月十三，”周明德说，“离汇演还有两天。团长说咱们排的那出《百鬼》还差点意思，要再练。陈渊就一个人留在礼堂里，从晚上七点练到……”

他停住。

“练到夜里两点。”

仓库里只有蜡烛燃烧的毕剥声。

“两点的时候，”老郑声音嘶哑，“我醒了。就睡在礼堂后面的临时宿舍里。我听见礼堂那边有口哨声，是《引路调》。但那调子不对。”

“怎么不对？”我问。

“它不是一个人吹的。”

老郑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盯着我。

“是很多人在吹。那些不该被叫来的东西，被陈渊引来了。”

“然后呢？”

周明德接话：“然后他吹了九分钟。”

九分钟。

我在凌晨两点老宅的窗前，听到的也是九分钟。

“那九分钟里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我们赶到礼堂时，陈渊倒在地上，口琴还攥在手里。他还有气，但眼睛睁着，看不见东西。”

“失明了？”

“失明了。”周明德说，“医生说是什么……声波冲击，鼓膜、视神经都损伤了。但我们知道不是。”

“那他——”

“他活到1989年，”周明德打断我，“那年冬天走的。走的时候不到二十五。”

仓库里又安静了。

我握着背包带子，手心里全是汗。

“那谱子背面写着‘领路人’……”我开口。

“那是他写的。”老郑说，“出事第二天，他让我们在那谱子上加那行字。他说以后不能再让别人吹这个调子。”

“‘午夜吹响此曲者，将成为百鬼的领路人’。”

我复述出那行字。

周明德点点头。

“他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了——我们以为。1999年你爸调回县里，我们见过一面。他说他在整理陈渊的遗物，想留个念想。我们没多想。”

他看着我，目光像锥子。

“我没想到他敢把这谱子留给你。”

“我爸从没让我碰过。”

“但你碰了。”

我没说话。

周明德沉默良久。

“陈渊吹完那九分钟之后，”他说，“每年的七月十七到七月二十四，夜里两点，口哨声都会准时响起来。”

七月十七。

今天七月十八。

我父亲去世后第十四天。

周明德看着我，一字一顿。

“那是百鬼在找新的领路人。”

我从毛巾厂回到家，已经过了十一点。

母亲睡了。客厅没开灯，我摸黑走进自己房间，关上房门。

乐谱还在抽屉里，口琴放在桌上。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看天花板。

七月十七到七月二十四。

每年这七天，夜里两点，口哨声都会响起。

今天是第二天。

两点整。

口哨声从窗外传来。

我没有起身去阳台看。我蜷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那调子却像有实体一样钻进耳膜，每一个降半音都压在心脏上。

它今天吹了八分钟。

不是九分钟。

我数着。

第三天夜里，我去了县图书馆。

九几年的旧档案还封存在地下室里，管理员是个快退休的大叔，听说我要查“民间艺术团1987年汇演”，从角落拖出一只落满灰的纸箱。

“就这些了，没人借过。”

我谢过他，蹲在地上翻档案。

当年的节目单一式三份，装订线都松了。我小心翻开。

第三页，《百鬼》。

编曲：陈渊。

演奏：陈渊（口哨）、陈德厚（口琴）、周明德（笛）、郑国栋（鼓）……

就是那个缺了半条胳膊的老人。

节目单旁边贴着一张剪报，县报的文化版，豆腐块大小。

“我县民间艺术团赴省汇演获好评，器乐合奏《百鬼》以其独特的民间韵味吸引观众……”

没有更多了。

我翻到剪报背面。

那是一则讣告。

“民间艺术团青年演奏员陈渊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9年12月7日逝世，终年24岁。追思告别仪式定于12月10日上午9时在县殡仪馆举行。”

讣告旁边，有人用铅笔写了一个数字：

9。

九分钟。

还是九分钟。

我把讣告折起来，夹进乐谱封底。

下午四点，我去找母亲。

她正在阳台上浇花，听到我的脚步声没回头。

“妈，”我说，“你认识陈渊吗？”

母亲的手顿了一下。水壶嘴还在流水，洇湿了兰花盆沿。

“你见过周师傅了。”

不是疑问句。

“是。”

母亲放下水壶，慢慢在藤椅上坐下。阳台朝西，下午的阳光照着她的侧脸，白发比以前多了。

“陈渊，”她说，“是你爸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

她在阳台上坐了很久。阳光从西移到东，从她脸上移开，落到瓷砖地上。

“那件事你爸从不提，”她说，“我也是后来才慢慢拼出来的。”

“1987年，你爸二十三，刚和我订婚。剧团要去省里汇演，他高兴得很，说这是出头的机会。”

“《百鬼》这曲子是陈渊编的，领路人那个调子也是他独创的。原本应该他独奏，但你爸……”

她停了一下。

“你爸争取了很久。团长最后同意让他和陈渊轮流排练，谁效果好谁上。”

“他吹了吗？”

“吹了。”母亲点头，“就在汇演前两天，四月十三夜里，你爸一个人在礼堂练到很晚。”

我猛地抬头。

“不是陈渊？”

母亲看着我。

“那是第二天剧团里传的版本。说是陈渊练得太累出了意外。但我知道不是。”

“那是……”

“是你爸。”母亲说，“那天夜里他回来，浑身发抖，我怎么问他都不肯说。过了两天陈渊就出事了，你爸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没出门。”

她停顿了很久。

“直到今天，我也没问过他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站在阳台门口，手里握着背包带。

那夜里两点吹响《引路调》的人，不是陈渊。

是我父亲。

1987年4月13日，夜。

父亲站在县礼堂空荡荡的舞台上，手里握着那把口琴。

他应该回去休息了，明天还要排练。但团长那句“谁效果好谁上”像刺一样扎在心里。陈渊比他小三岁，进团比他晚，凭什么那个独奏的机会要给陈渊？

他比自己以为的更不服气。

礼堂没开灯，只有窗外路灯的光透进来，照着舞台边缘的一排脚灯。他试着吹了几下口琴，不成调。他把口琴放到一边。

然后他想起陈渊这几天反复练的那段调子。

他只是想试试。

试试那个滑音到底怎么吹，试试那个降半音要怎么拖拍才能拖出陈渊那种味道。

他吹了。

开头很顺，低沉的“哆——”滑到“嗦”，往上挑，降半音，又降半音，在一个不应该停留的音阶上拖出长拍。

他沉浸在那调子里，甚至没发现礼堂里变了。

风从四面八方挤进来。六月的夜风不该这么冷，冷得像刀子，刮过后颈。

他停下口哨。

台下第一排座位上，不知什么时候坐满了人。

不对，不是人。

那些东西有人的轮廓，但看不清五官。脸的位置是平的，像一张没画完的白描草图。它们的身体半透明，在黑暗中微微发光——不是荧光，是月光透过薄云那种暗淡的白。

它们在听。

几十个、上百个这种东西坐在台下，寂静无声，像观众等待开场。

父亲后来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跑出礼堂的。

他只记得跑出很远后回头，礼堂的窗户一扇扇亮着灯——不是灯光，是那种惨白的、从内部透出的光。

第二天的《引路调》，是陈渊吹的。

陈渊不知道前夜发生了什么。他只说这谱子越来越顺，顺得像有人帮他调过音。他吹完九分钟，倒在舞台上。

那九分钟里，他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没人知道。

他昏迷了两天，醒来后双目失明。

他再也没有吹过口哨。

母亲讲完这些，天已经黑了。

我坐在她对面，膝盖上的乐谱沉得像铅块。

“陈渊知道那天晚上的人是你爸吗？”

母亲摇头。

“他从来没问过。出事之后你爸天天去医院，陈渊待他和从前一样，什么都没提。只是后来……”

“后来什么？”

“后来他把那本乐谱给了你爸。”母亲说，“扉页上写的那行字——‘陈年旧事，不记也罢’——是陈渊写的。”

我打开乐谱。

扉页上那行潦草的钢笔字，我一直以为是父亲的字。

现在凑近看，笔迹确实不同。更年轻，更用力，几乎划破纸面。

陈年旧事，不记也罢。

不记也罢。

可他全记着。

母亲握住我的手。

“林深，你听妈说。”

她用力很重，指甲掐进我手背。

“那谱子，那口哨声……你爸躲了一辈子，最后还是没躲掉。他这些年从不提县剧团的事，也不和任何旧同事来往。他以为断了联系就能断了那东西。”

“那为什么……”

“因为你。”母亲说，“他查出病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翻出这只樟木箱子。他说有些事拖太久了，欠的债总要还。”

“他欠陈渊的？”

“他欠那百鬼一个领路人。”

母亲的声音很轻。

“1987年你爸把那群东西引来了，却没有吹完那支曲子。陈渊替他吹完了，替他把那些东西送走了。但送走的不彻底。每年七月，它们还会回来。”

“回来找新的领路人。”

母亲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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