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1章 远方的召唤（1/2）

回程的船顺着阿勒河的水流下行，速度比来时快了许多。杨保禄站在船头，两岸熟悉的、被庄园这些年逐步垦殖出的整齐田垄和稀疏林地向后退去，他却无心欣赏。苏黎世主教格里高利那双深灰色眼眸，以及那句“为了长久的安宁与福佑”，如同粘在靴底的湿泥，总在思绪空闲时显现。

船上满载着此次换回的物资：优质的羊毛捆、几袋珍稀的香料、一些庄园尚不能自产的铜锭，还有几捆据说是从南方法兰克流传过来的羊皮纸张。这是实打实的收获，足以让工坊和库房忙碌一阵。但杨保禄清楚，与这些有形之物同船而归的，还有一个无形却可能更棘手的“提议”。

乔治在船舱里核对账目，偶尔抬头看看他笔直的背影，心中了然。这年轻人第一次独立面对如此层面的外交或者说试探，心事重重再正常不过。他没去打扰，有些关隘，必须自己先想通，旁人的宽慰未必有用。

远远地，河口那片新起的、在春日阳光下泛着浅黄光泽的夯土包砖石墙映入眼帘。墙头已有简易的望楼轮廓，墙内隐约可见新盖屋舍的坡顶。集市日刚过，河滩上依然停靠着几艘大小货船，人力与驮马穿梭，比苏黎世码头少了些混乱肮脏，多了些有序的忙碌。这里，是“盛京”的外延，是触角，也是屏障。看到这景象，杨保禄心中那份离开苏黎世后的紧绷，才稍微松动了一些。这里是他的家，有高墙，有训练有素的伙伴，更有父亲坐镇。

船未在集市码头多停，直接驶向上游更僻静的自家小码头。靠岸时，杨保禄一眼就看到父亲杨亮背着手站在坡上，似乎在查看新移栽的几棵果树。他穿着寻常的深色麻布短衣，裤脚沾着点泥，像个老农，只有挺直的脊梁和沉静的目光，透露出与众不同的气度。

“父亲。”杨保禄快步上前，行礼。

杨亮转过身，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点点头：“回来了。没缺胳膊少腿，脸色也还成，看来没吃什么大亏。”语气是惯常的平淡，但杨保禄能听出其中的关切。

“一路顺利，交易也做成了。只是……”杨保禄顿了顿，知道不必在此时此地细说，“有些事，需向您禀报。”

杨亮“嗯”了一声，没立刻追问，反而指了指旁边的果树：“南边弄来的苗，试试看能不能活。走，回家说。”

书房还是老样子，木桌椅，墙边是顶到天花板的厚重书架，上面塞满了手抄的册子和卷轴，混合着纸张、墨汁和木头的气息。窗户开着，带着河水与青草味道的风吹进来，驱散了一丝沉闷。杨保禄的母亲端来两碗热腾腾的加了蜂蜜的草药茶，默默放下，看了儿子一眼，便退了出去，轻轻带上门。

杨保禄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此次交易最重要的凭据和父亲特意嘱咐搜集的几份苏黎世流通的货物清单，一一在桌上放好。然后，他才深吸一口气，将觐见格里高利主教的经过，尤其是最后关于派遣神父驻留“盛京”的提议，原原本本，一字不落地复述了一遍。他没有加入过多自己的揣测，只是陈述事实，连主教说话时的神态语气都尽量模仿出来。

杨亮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陶制茶碗边缘，目光落在窗外逐渐西斜的日头上，显得很专注。直到杨保禄说完，书房里安静了片刻，只剩下风吹过纸页的细微声响。

“你怎么回的？”杨亮终于开口，声音没什么起伏。

“我说此事关系重大，我一晚辈不敢擅专，需回来禀明父亲与族中长辈，慎重商议后才能答复。”

杨亮嘴角似乎弯了一下，像是赞许，又像是觉得本该如此。“回答得妥当。没答应，也没把话说死。”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缓缓道，“这事儿，你怎么想？”

杨保禄组织了一下语言：“儿子觉得，主教此议，名为关怀商旅灵魂，实则是看中了集市汇聚的财富和人气，想把手伸进来。一来可以募捐敛财，二来也能安插眼线，探听虚实。我们若断然拒绝，恐其不悦。苏黎世是我们酒类外销的主要通道，格里高利若以‘冷淡信仰’为由，刁难我们的商队，甚至发动其他商人抵制，麻烦不小。他最后那句‘安宁与福佑’，听着像是祝福，实是警告。”

他把路上反复思量的利弊说了出来，目光炯炯地看着父亲。

杨亮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你想得对，但还不够透。你担心贸易受阻，这没错。但你没想明白，他为什么选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提出来？”

杨保禄一怔。

杨亮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远处正在加高的城墙：“因为他知道，硬来不行。林登霍夫伯爵的下场，就算传闻有夸大，也足以让他明白，咱们不是他能用几队骑士就随意拿捏的普通庄园。动武，代价太大，得不偿失。所以，他换了个法子，打出一张‘合情合理’的牌——照顾信徒，天经地义。我们若拒绝，道理上就先输了一筹，他反而可以站在道德高地，宣传我们敌视正信，到时候再施加贸易压力，甚至搞个‘绝罚’之类的宗教禁令，鼓动别的领主孤立我们，名正言顺。”

“绝罚？”杨保禄对这个词的分量理解还不深。

“就是开除教籍。”杨亮解释，语气带着一丝冷意，“被绝罚的人，理论上其他信徒不得与之交往、贸易。虽然执行起来未必彻底，但足以让很多不明就里、敬畏教会的商人望而却步，对我们的集市将是沉重打击。他未必敢轻易对我们庄园核心人物用这招，但用来威胁、干扰我们的贸易网络，却可能很有效。”

杨保禄倒吸一口凉气，这才意识到宗教手段在当下的威力。这确实比刀剑更难防范。

“所以，父亲，我们只能答应？”他有些不甘。

“答应，但不是无条件的答应。”杨亮转过身，目光恢复了平时的沉稳，“硬顶固然不明智，但也不能让他觉得我们软弱可欺，可以得寸进尺。派神父来，可以。但来的必须是我们能接受的人选，不能是格里高利的死忠心腹。来了之后，住在哪里，教堂建在何处，规模多大，日常活动范围，募捐的规矩……这些，都必须由我们说了算。可以给他划一块地方，在集市边缘，离我们核心区远点。允许他给信教的商人做弥撒、行圣事，但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庄园内部事务，不得向我们的庄客、尤其是孩子们强制传教。募捐可以，但账目需向我们的管事报备，数额也得有个双方认可的限度。”

杨亮一条条说着，思路清晰，显然不是临时起意。“这事，本质上是一场谈判。我们让出一小部分‘信仰市场’的管理权，换取贸易通道的顺畅和表面上的和睦，同时把教会的影响力框定在有限的、可控的范围内。底线是，庄园的魂，不能让他染指。”

杨保禄听得心潮起伏，父亲的话如同拨云见日，将纷乱的利弊梳理得清清楚楚。他想起自己肋下的手雷和离开主教城堡时的沉重，忽然觉得，父亲面对的棋局，远比他一路上想象的更为复杂，需要的不是硬碰硬的勇气，而是绵里藏针的智慧和长远的权衡。

“那……我们就不怕他派来的神父暗中搞鬼，或者他们的教义吸引走一些人吗？”杨保禄问出了心底另一层隐忧。

杨亮看着儿子，脸上露出一丝真正的、带着些微感慨的笑意。这笑意里，有对儿子能想到这一层的欣慰，也有一种更深沉的、几乎可以称之为“俯瞰”的自信。

“保禄，”他走回桌边坐下，语气变得平和，像在讲述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你记住，未来‘盛京’也好，我们杨家主导的任何地方也好，信仰自由会是一条根本规矩。只要不是蛊惑人杀人放火、自残身体的邪教，别人信什么，我们原则上不干涉。这不是妥协，这是自信。”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又似乎在回忆什么极其遥远而笃定的东西。

他当然有这份自信。这自信并非源于盲目的傲慢，而是根植于他的来历，根植于他亲眼见证过、并深刻理解的另一种力量。他曾来自一个宗教退居个人精神角落的时代，那里的人们建造高楼、飞越天空、洞察微观，依靠的不是对神的祈祷，而是对自然规律的探寻和运用。那种力量，叫做科学。他曾生活在一种强调集体协作、个人努力与现世幸福的文化里，那种文化或许不完美，但它教会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去创造，去解决问题，去追求更公正、更富足的生活，而不是将希望寄托于彼岸的救赎。

格里高利主教看到的，是商人的钱袋和灵魂的统治权。杨亮看到的，是更本质的东西：人需要安全感，需要归属感，需要解释世界的框架，需要应对苦难的精神慰藉。在中世纪，教会提供了这一切，尽管伴随着代价。

但杨亮能给得更多、更实在。在他的庄园里，辛勤劳作能换来饱暖，学习知识能获得尊重，遵循明确的规矩能得到公平的对待。这里没有领主随意的鞭子，没有教士对“十一税”的催逼，孩子可以学习文字算数而不是整天背诵晦涩的祷文。当生病时，他们尝试用柳树皮煎水退烧，用煮沸的布条处理伤口，而不是只能等待放血疗法或祈求奇迹。当外敌来袭时，他们依靠的是夯实的城墙、淬火的刀剑和精心配比的火药，而不是圣徒的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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