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精灵（1/2）

北京城刮起了大风。从蒙古高原卷来的沙尘，混着城里的灰土，漫天都是黄蒙蒙的。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用袖子捂着口鼻，快步走着。树叶还没黄透，就被风刮下来，在地上打着旋。

张砚站在摹形司院子里，看着那堆新砍的槐树柴。树干已经劈开，晾了一个多月，干透了，裂着大口子，露出里面暗黄的木芯。再过些日子，这些柴就要搬进库房，供冬天烧炕用。

树是“玄黄一号”死后第三天砍的。吴良说，树死了，留着碍眼，不如砍了烧火。张砚没说话，看着杂役们把树放倒，锯成段，劈成柴。树干倒下的那一刻，发出沉闷的响声，扬起一片尘土，像是最后的叹息。

现在树没了，院子里空了一大块，阳光直直地照在地上，白花花的，刺眼。

十月初十，吴良召集所有人到前厅。

“有件事宣布。”他站在厅中，脸色比平时更苍白些，“我调走了。去内务府档案司，做个副主管。”

屋里静了一瞬。两个年轻记录员——郑、王二人，互相看了一眼，眼神里有惊讶，也有不安。吴良在摹形司二十多年，是这里的主心骨。他突然调走，意味着什么？

“接替我的是赵公公。”吴良接着说，“原内务府慎刑司的，明天就来交接。你们照常做事，听赵公公安排。”

赵公公。张砚听过这个名字，但不熟。只知道是内务府的老人，手段硬，不好说话。

“那……咱们司里，以后还做原来的事吗？”郑记录员小声问。

吴良看了他一眼：“上面还没定。等赵公公来了，会有安排。”

散会后，吴良把张砚单独留下。

“你跟我来。”

两人进了里间。吴良关上门，从抽屉里取出个扁平的木匣，推给张砚。

“这个，你收着。”

张砚打开。里面是几本册子，很薄，蓝布封面，没有字。

“这是什么？”

“我这些年的笔记。”吴良说，“不是公事，是……一些私人的想法，观察，还有……后悔。”

张砚翻开一本。字迹是吴良的，但比平时潦草，像是夜深人静时匆匆写下的。内容很杂：有对某个副本反应的记录，有对药方效果的反思，有对“玄黄计划”的担忧，甚至……有几页是忏悔，忏悔造了那么多“人”，又毁了那么多“人”。

“您……为什么给我这个？”张砚问。

“因为你是这里最明白的人。”吴良说，声音有些沙哑，“这些东西，我带不走。交给别人，我不放心。你留着，也许……也许以后有用。”

“有什么用？”

“不知道。”吴良摇头，“也许就是让人知道，做过这些事的人，夜里也会做噩梦。”

张砚合上木匣，抱在怀里。匣子不重，但觉得沉甸甸的。

“吴先生，”他问，“您调走，是因为‘玄黄计划’的事吗？”

吴良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算是吧。上面总要有人担责。我能全身而退，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那赵公公来……”

“来收拾残局。”吴良说，“摹形司这些年，积累的东西太多，有些能留，有些不能留。赵公公的任务，就是彻底清理，然后……关停。”

关停。张砚心里一震。虽然早有预感，但亲耳听到，还是不一样。

“那我们这些人……”

“看造化。”吴良说，“年轻的，可能调去别的衙门。年纪大的……可能就放回家了。”

放回家。张砚五十六了，无妻无子，老家早就没人了。回家？回哪儿？

“张砚，”吴良看着他，“你跟了我二十八年，没出过差错。我会尽量安排，让你有个好去处。”

“谢谢吴先生。”

“不用谢。”吴良摆摆手，“这是我欠你的。欠这里所有人的。”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空荡荡的院子。

“这地方……我待了二十多年。”他喃喃，“刚来的时候，也是秋天，院子里那棵槐树还茂盛。现在树死了，我也该走了。”

张砚不知该说什么。

“好了。”吴良转过身，“你回去吧。记住，赵公公来了，少说话，多做事。他问什么，照实答，但别多话。”

“是。”

张砚抱着木匣回到住处。关上门，他把匣子藏在床板下，和朱慈焕留下的布包、“玄黄一号”那封烧剩的信灰，放在一起。

三样东西，三个人的遗物。真身，副本，造副本的人。

现在，造副本的人也要走了。

第二天，赵公公来了。

五十多岁，胖，脸圆，眼睛小，看人时眯着，像在打量货物。说话声音尖细，带着宫里太监特有的那种腔调。吴良陪着他，在司里转了一圈，介绍了各处的情况。

赵公公听得很敷衍，不时嗯啊两声。转到库房时，他停下，问：“这些档案，都整理过了？”

“整理过了。”吴良说，“该留的留，该销毁的销毁。”

“销毁干净了？”

“干净了。”

赵公公点点头，没再多问。

转到后院，看见那堆槐树柴，他忽然笑了：“这树死得是时候。冬天正好烧火。”

吴良没接话。

中午，吴良在司里摆了桌简单的酒菜，算是送别，也是迎新。赵公公坐了上座，吴良陪坐，张砚和两个记录员作陪。

酒过三巡，赵公公话多起来。

“吴公公这一走，摹形司可就冷清喽。”他夹了筷菜，慢悠悠地说，“不过也好，这地方，本来就不该存在。”

吴良笑笑：“赵公公说得是。”

“要我说啊，”赵公公喝了口酒，“这‘摹形’之术，本就是逆天而行。人就是人，怎么能‘造’呢？造出来的，能是人吗？”

这话说得直白。郑、王二人低着头，不敢吭声。张砚也垂着眼，盯着酒杯里的倒影。

“可上面非要搞。”赵公公继续说，“搞了这么多年，搞出什么名堂了？‘玄黄一号’倒是造出来了，结果呢？跑了，闹了，最后还是得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吴良脸色有些难看，但还维持着笑容：“是，赵公公高见。”

“我不是高见，我是实话。”赵公公摆摆手，“现在好了，‘朱三太子’死了，天下太平了。这摹形司，也该寿终正寝了。”

他看向张砚三人：“你们几个，跟着吴公公这么多年，也辛苦了。放心，我老赵不是刻薄人，会给你们安排个好去处。”

三人连忙起身道谢。

饭后，吴良收拾了东西，准备走。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就几件衣服，一些文书。张砚送他到门口。

“就送到这儿吧。”吴良说，“以后……自己保重。”

“您也保重。”

吴良点点头，上了马车。车帘放下前，他最后看了一眼摹形司的院子，眼神复杂。然后车帘落下，马车驶远。

张砚站在门口，看着马车消失在街角。风很大，卷起尘土，迷了眼睛。

回到司里，赵公公已经在里间坐着了。他让人把张砚叫进去。

“坐。”赵公公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张砚坐下。

“张砚，是吧？”赵公公翻着手里的名册，“康熙十八年入司，二十八年了。一直是记录员。”

“是。”

“这二十八年，经手过不少案子吧？”

“不少。”

“都记得？”

“记得一些。”

赵公公放下名册，看着他：“‘玄黄一号’的事，你知道多少？”

张砚心里一紧，面上尽量平静：“知道该知道的。”

“什么是该知道的？”

“它的制造过程，训练记录，最后……处决。”

“处决？”赵公公挑眉，“你是说菜市口那次？”

“是。”

“那是假的。”赵公公忽然说。

张砚愣住了。

“死的那个，不是‘玄黄一号’。”赵公公慢条斯理地说，“真的‘玄黄一号’，早跑了。现在在哪儿，没人知道。”

屋里静下来。张砚脑子飞快转动。赵公公为什么说这个？试探？还是……他知道什么？

“您……您怎么知道？”他小心地问。

“内务府有内务府的消息。”赵公公笑了笑，“不过这事，你知道就好，别往外说。朝廷需要‘朱三太子’死，那他就得死。真的假的，不重要。”

张砚想起刑场上那颗人头，那双睁着的眼睛。如果那不是“玄黄一号”，是谁？一个替死鬼？一个无辜的人？

“那……真的那个……”

“在逃。”赵公公说，“不过掀不起风浪了。腿废了，人也老了，能躲多久？早晚会落网。”

他顿了顿，看着张砚：“不过这些，都跟咱们没关系了。摹形司的任务，就是让‘朱三太子’死。现在他死了，任务完成。接下来，就是清理。”

“清理什么？”

“清理所有痕迹。”赵公公说，“档案，药方，工具，还有……人。”

张砚后背发凉。

“人……怎么清理？”

“该调的调，该放的放，该……”赵公公没说完，但意思明白。

张砚想起那两个被“另行处置”的杂役，想起药房的老药师。他们，就是被“清理”了。

“你不用担心。”赵公公说，“你是记录员，干干净净的，没问题。等司里的事处理完，给你安排个清闲差事，养老。”

“谢赵公公。”

“嗯。”赵公公摆摆手，“去吧。这几天，把库房里剩下的档案再清点一遍，列个单子给我。要详细，一本都不能少。”

“是。”

接下来的日子，张砚和郑、王二人一起，重新清点库房。

其实没什么好清点的。大部分档案已经销毁，剩下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日常开销账本，杂役名册，药材采购记录，还有一些过时的技术笔记——不是核心的，是边缘的，早该扔的。

但赵公公交代了，要一本一本清点，登记造册。三人不敢怠慢，每天泡在库房里，灰尘扑面，霉味刺鼻。

郑记录员有天小声抱怨：“这都烧得差不多了，还点什么呢？”

王记录员摇头：“赵公公让点，就点吧。少说话，多做事。”

张砚没说话。他知道，赵公公不是真要这些档案，是要看他们的态度，看他们是否听话，是否……知道得太多。

清点到第五天，在库房最角落的一个废木箱里，张砚发现了一些东西。

不是档案，是些零散的物件：一支磨秃的毛笔，一方裂了的砚台，几个空药瓶，还有……一个草编的蚂蚱。

草蚂蚱。

张砚拿起它。草已经枯黄，编得粗糙，几条腿长短不齐。他记得这个蚂蚱——康熙二十二年，那个为虚构的妻儿流泪的“七号副本”，在临死前编的，送给了他。他后来烧了，但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

也许，“七号”编的不止一个。也许，这是别的副本编的。也许……是“玄黄一号”编的？

张砚不知道。他握着草蚂蚱，枯草扎手，但很轻，轻得像没有重量。

“张先生，发现什么了？”郑记录员凑过来。

“没什么。”张砚把草蚂蚱放进袖子里，“一些废品。”

“要登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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