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双影交锋（1/2）

一、晨雾追踪

民国二十九年，公历1940年4月10日，清晨六点四十五分。

陈朔站在申城大学外的梧桐树下，看着那个戴礼帽的男人消失在街角。三十米的距离，三秒钟的对视，足够确认两件事：第一，对方认出了他；第二，对方没有立刻采取行动。

这不符合追捕者的逻辑。

如果是小林信介的人，此刻应该已经吹响警哨、拔枪、或者发出信号。但那个人只是收起报纸，从容离开，仿佛只是路遇熟人后自然的告别。

陈朔的大脑在瞬间完成了几重判断：

可能性A：对方是“周先生”的人——那么不行动的理由可能是：a)不想在公共场所暴露；b)有更深的图谋；c)暂时不想与他冲突。

可能性B：对方是第三方势力——比如卡尔提到过的、第七卷“棋手”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更深层组织。

可能性C：对方就是“周先生”本人——前来“观察”他这个搅局者。

无论哪种可能，此刻他都必须立刻脱离这个区域。对方既然看到他进了刘教授家，接下来可能会：1)监视刘教授；2)在附近设伏等他返回；3)直接对刘教授采取行动。

陈朔没有返回教授公寓，而是沿着相反方向快步离开。他需要做三件事：第一，通知锋刃派人保护刘教授；第二，变更所有预定接头地点；第三，尽快解析那截缆绳的绳结密码。

七点整，他走进一家刚开门的老字号茶馆。这个时间茶馆还没什么客人，掌柜正在擦拭桌椅。陈朔选了最里面的位置，要了一壶龙井，然后在桌角用茶水写了三个数字：117。

这是给锋刃的紧急信号——如果有人在茶馆附近，会看到这个位置坐了人，并通知锋刃前来确认。

等待期间，陈朔取出铁盒里的地图，在桌下展开细看。十几个标注点中，有三个用红圈特别圈出：

1.公共租界，南京路，永安百货公司后巷——这是个繁华商业区，人流量大。

2.法租界，辣斐德路，某法国商人公寓——靠近法国领事馆区域。

3.日占区，虹口，四川北路，一处民宅——这个最危险，就在日军控制区腹地。

徐仲年在1939年标记这些地点，意味着什么？是“水纹镜”网络的据点？还是监视点？或者……是藏匿某种东西的地方？

陈朔的目光停在虹口那个点上。四川北路……这个地址有些眼熟。他迅速在记忆中检索——对了，白崇文提供的日军秘密物资调运记录里，提到过四川北路有一个“非军用仓库”，存放“特殊实验器材”。

如果徐仲年标记的是同一个地点，那么“水纹镜”网络与日军秘密项目之间，就存在直接的空间关联。

七点二十分，锋刃走进茶馆。他今天扮成黄包车夫，脖子上搭着汗巾，自然地坐到陈朔对面。

“陈先生，钉子已经派人去刘教授那边了，两个人，扮成学生，在公寓附近‘温书’。”锋刃低声说，“另外，您要的绳结解析有进展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上面画着复杂的绳结结构图：“我们找了一个老水手看过了。这个‘双渔夫结’的缠绕方式确实有讲究——绳结中央的交叉点，对应的是方位和距离。”

“怎么说？”

“老水手说，这种打法在走私圈里有时用来传递坐标。你看这里——”锋刃指着图上的几个节点，“这三个环的大小比例，代表经度差；这两段绳子的长度比，代表纬度差。起点是绳结固定端，也就是‘海鸥号’在香港的泊位。”

陈朔接过图纸：“终点呢？”

“老水手算出来了，坐标指向上海的一个地方。”锋刃顿了顿，“您猜是哪里？”

“四川北路，虹口区。”

锋刃惊讶地抬头：“您怎么知道？”

陈朔将地图推过去，手指点在那个红圈上：“徐仲年一年前就标记了这个位置。现在‘周先生’的人在香港的缆绳里留下坐标，指向同一个地方。这不是巧合。”

“那里有什么？”

“日军的一个秘密仓库，存放所谓的‘实验器材’。”陈朔收起地图，“但具体是什么，需要亲眼看看。”

“太危险了，那是日占区核心地带。”

“所以需要计划。”陈朔看了眼怀表，“我们现在有两个线索源：徐仲年的铁盒，和香港来的绳结密码。两者都指向四川北路。这说明，那个地方要么是‘水纹镜’网络的核心据点，要么藏着这个网络想要获取或保护的东西。”

锋刃思考片刻：“要不要先让钉子带人去侦察？”

“不，这次我亲自去。”陈朔做出决定，“但需要你配合做几件事。”

“请指示。”

“第一，让钉子继续调查艺术圈那条线，特别是擅长日本樱花纹样、又有机会接触日军高层的中国书画家。第二，阿瑾要重点监听宪兵队今天的所有通讯，特别是关于四川北路区域的异常调动。第三，你带一个小队，在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在虹口其他几个位置制造小规模骚乱，分散注意力。”

“您打算什么时候去？”

“今晚八点。”陈朔计算着时间，“那个时候天色已暗，但宵禁还没开始。日军守卫会进入晚餐后的松懈期。我需要两个小时完成侦察。”

“怎么进去？那里肯定守卫森严。”

陈朔从皮箱里取出一个证件：“这是锁匠的新作品——‘日本陆军后勤部特派稽查员’。证件、印章、甚至军服都准备好了。我扮成稽查员，以‘例行检查仓库安全’的名义进去。”

“但口令、内部流程……”

“小林信介的副官，昨天在安全屋转移时，我注意到他的公文包里有几份文件。”陈朔回忆着，“其中一份是‘虹口区特别仓库季度巡检安排’，我看到了一眼，记得巡检代码是‘樱花-7-delta’。这是本月使用的动态口令格式。”

锋刃难以置信：“您只看了一眼就记住了？”

“训练出来的。”陈朔没有多说。穿越前的记忆力和观察力训练，在这个时代成了宝贵的能力。“但为了保险，我们还需要一个‘内部接应’。”

“谁？”

“卡尔·霍恩。”陈朔说，“他今天上午要去宪兵队办手续，影佐或小林可能会见他。如果他有机会，可以‘无意间’透露一个信息：听说四川北路仓库最近有‘异常物资流动’，可能是有人在倒卖战略物资。”

锋刃明白了：“让日本人自己先起疑心，然后您这个‘稽查员’的出现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对。而且如果仓库真有问题，守卫会心虚，反而更容易露出破绽。”陈朔饮尽杯中的茶，“现在，我需要你去办另一件事。”

“什么？”

“查一下徐仲年早年在日本的留学记录。”陈朔说，“刘教授提到他留学早稻田大学，学的是文学。但一个人从文学转到政治，再到接触‘镜社’这样的地下组织，中间一定有转折点。我需要知道他在日本期间，接触过哪些人，加入过什么团体。”

“这需要时间。”

“我给你三天。”陈朔起身，“现在，分头行动。下午五点，在闸北货栈汇合，做最后的行动推演。”

两人先后离开茶馆。

清晨七点五十分，陈朔走在法租界的街道上，阳光已经开始有些刺眼。他需要找个地方度过白天，同时整理所有线索。

他想起一个地方——卡尔·霍恩在法租界的仓库。那里存放着这次运来的盘尼西林，而且按照约定，钥匙应该已经在锋刃的人手里。

更重要的是，徐仲年的地图上，那个仓库的位置也被标记了。

陈朔决定冒个险。

二、仓库的发现

上午九点，法租界仓库区。

卡尔·霍恩的仓库编号是C-7，是个不起眼的单层砖房，门口挂着“昌隆货栈”的牌子。陈朔用钥匙打开门，里面堆满了货箱，大部分是茶叶和丝绸，空气中有淡淡的霉味。

他按照卡尔的描述，找到第三排货架的最底层——那里有几个看起来和周围无异的茶叶箱，但箱底的封条是红色的，而非普通的黑色。

打开箱子，上层是真正的福建乌龙茶，但拨开茶叶，

陈朔点了数量，确认无误后重新封箱。然后，他开始检查仓库的其他地方。

徐仲年在地图上标记了这个位置，一定有原因。

他仔细查看墙壁、地板、货架背面。在第五排货架的角落，他发现了一块松动的地砖。撬开地砖，

打开油纸包，里面是几页泛黄的日文文件，时间戳是1938年6月。文件内容是关于“特殊文化项目”的经费申请，申请单位是“东亚文化研究会”，负责人签名处是一个花体英文名：J.Matsuoto。

松本健一。

陈朔的心跳加速了。这些文件证明，至少在1938年，松本健一就在上海活动，而且是以“文化项目”为掩护。而徐仲年作为周佛海的秘书，完全有可能与松本有工作往来。

他继续翻阅文件，最后一页是与会人员名单，除了松本和几个日本学者外，还有一个中文名：徐仲年。

名单末尾有一个备注：“徐氏负责中方联络，建议深度合作。其早稻田背景及对日本文化之理解，可成为重要桥梁。”

这是直接证据——徐仲年与松本健一在1938年就有合作关系。

那么，1939年徐仲年的死亡，是否与松本有关？或者与松本背后的“棋手”小组有关？

陈朔将文件收好，继续搜索。在仓库后门内侧的门框上，他发现了一个刻痕——很浅，但明显是人为刻上去的符号：一个椭圆，里面是水波纹，中心有一个点。

水纹镜符号。

但这个符号的樱花纹，只有五瓣，不是李水生文件上的八瓣。

陈朔用微型相机拍下刻痕，然后测量了位置和尺寸。刻痕位于门框距地面一点五米处，正常人视线的平行高度。这说明刻符号的人，是站着完成的，身高应该在一米七到一米七五之间。

徐仲年的身高？陈朔回忆卡尔提供的照片——徐仲年站在影佐身边，略矮一些。影佐大约一米六八，那么徐仲年可能在一米六五左右。

刻痕的高度对徐仲年来说，需要抬手才能完成。而一个需要抬手刻的符号，通常不会是随手涂鸦，而是有意标记。

标记什么？

陈朔退后几步，从刻痕的位置向外看，视线正好穿过仓库后门的小窗，指向街对面的一栋建筑——那是家德国人开的钟表店，招牌上写着“亨得利”。

钟表店……

他忽然想起什么，从皮箱里取出徐仲年铁盒里的那张地图。在法租界区域，除了这个仓库被标记外，还有三个点：霞飞路安全屋、贝当路安全屋，以及……一个没有写具体地址，只画了一个钟表符号的位置。

当时他以为那是泛指“钟表店”或“时间相关地点”。但现在看来，可能特指这家“亨得利”。

陈朔决定过去看看。

上午十点，钟表店刚开门。店里很安静，只有一个老修表匠在柜台后摆弄工具。店里陈列着各种西洋钟表，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摆钟，秒针走动的声音在安静的空间里格外清晰。

“先生修表？”老修表匠抬起头，说的是带德国口音的中文。

“我想买一个怀表，要老式的，最好是明治时期的日本怀表。”陈朔用日语说道。

老修表匠的眼神闪了一下：“明治时期的日本怀表……我店里不多。不过后面工坊里可能有一块，需要找找。您跟我来？”

这是暗号。陈朔在第七卷与卡尔接头时用过类似的——要求特定年代和产地的钟表，作为身份识别。

他跟着老修表匠穿过店面，进入后面的工坊。工坊里堆满零件和工具，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味。

老修表匠关上门，转身，用流利的日语说：“您比约定时间晚了四个月。”

陈朔不动声色：“路上有些事情耽搁了。”

“信物呢？”

陈朔取出徐仲年铁盒里的半张照片——影佐祯昭的右侧部分。

老修表匠接过照片，走到工作台前，打开台灯，仔细查看照片边缘的裁切痕迹。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放大镜，在照片背面某个位置看了很久。

“是真的。”他放下照片，“但您不是徐先生。”

“徐先生去世了。”陈朔说，“他临终前说，如果有人拿着这半张照片来，就把东西交给他。”

老修表匠盯着陈朔看了几秒：“徐先生还说过什么？”

“镜花水月本是空，纹波深处藏真容。”陈朔念出藏头诗的前两句。

老修表匠的表情松弛下来。他走到墙边，挪开一个工具箱，露出后面的保险箱。转动密码盘，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个厚厚的档案袋。

“这是徐先生寄存的。他说，如果将来有人能对上暗号，就把这个交给他。”老修表匠将档案袋递给陈朔，“另外，他还留了一句话。”

“什么话？”

“‘镜子已经碎了，但每一片碎片都能割伤手。拿碎片的人，要知道自己在拼什么。’”

陈朔接过档案袋，没有立刻打开：“徐先生什么时候寄存的？”

“去年九月，大概是他去世前一周。”老修表匠回忆，“他来的时候很匆忙，说这些东西不能留在身边。我问他为什么选我这里，他说……因为钟表匠最懂时间，而时间会证明一切。”

“您和徐先生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我只是受朋友所托，帮他保管东西。”老修表匠顿了顿，“那个朋友，已经不在上海了。”

“松本健一？”陈朔试探地问。

老修表匠的眼神变得锐利：“您知道得太多了。”

“松本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去年冬天之后，就再没联系过。”老修表匠摇头，“但徐先生去世后，有人来找过这个东西。不是您。”

“什么人？”

“一个中国人，左手无名指有伤疤。”老修表匠说，“他拿不出信物，但说出了徐先生的名字和一些细节。我没给他。”

伤疤男。果然。

“他后来又来过吗？”

“没有。但我觉得，他可能还在附近监视。”老修表匠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看到对面咖啡馆二楼那个位置了吗？最近经常有人坐在那里，一坐就是半天。”

陈朔凑过去看。斜对面咖啡馆的二楼窗边，确实坐着一个男人，正在看报纸。但距离太远，看不清脸。

“谢谢您的提醒。”陈朔收起档案袋，“最后一个问题：徐先生有没有说过，这些资料最终要交给谁？”

“他说过。”老修表匠看着他，“交给能阻止‘双影计划’的人。”

双影计划。

又一个新名词。

陈朔点头：“我明白了。今天我来过的事，请保密。”

“当然。这是行规。”

离开钟表店时，上午的阳光正好照在街道上。陈朔提着档案袋，没有立刻回望，但他能感觉到，对面咖啡馆二楼的那道目光，正落在他身上。

他没有躲避，也没有加速，只是以正常的步伐走向街角。然后在拐弯处，迅速闪进一家百货公司，从侧门离开，换了三次车，绕了五条街。

上午十一点，他确认没有尾巴，才来到闸北货栈——新的临时据点。

三、档案里的真相

货栈地下室里，锋刃已经等在那里。看到陈朔带来的档案袋，他立刻开始布置警戒。

陈朔打开档案袋，里面是三类材料：

第一类，财务记录。详细记载了1938-1939年间，通过“东亚兴业株式会社”流转的资金，总额超过二百万日元。资金流向包括：收买中国官员、资助亲日文化团体、购买战略物资、以及……支付给一个代号“镜师”的个人账户。

“镜师”的收款频率很规律，每月一次，每次五千到一万日元不等。最后一笔支付日期是1939年9月20日——徐仲年死亡前五天。

第二类，人员名单。列了三十七个人，分为三组：

A组（文化界）：包括申城大学的刘教授、几位报社主编、书局老板、画家、音乐家。备注标注“可争取，需软性手段”。

B组（商界）：包括华洋商会的李会长、几位实业家、银行家、船运公司老板。备注标注“关键节点，需控制或清除”。

C组（实务界）：包括海关、码头、市政、铁路等部门的中国官员。李水生的名字在列，备注是“已收买，不稳定，需监控”。

名单的末尾有一行手写字：“以上为‘清镜’基础名单，执行时可依据实际情况调整。——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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