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7章 军事变革与科学黎明（1/2）

崇祯十年正月初十，河套马场。

三千八百匹缴获的蒙古战马在刘三鞭的精心调养下，已恢复了七成元气。毛色渐亮，膘情见长，清晨放牧时万马蹄声如闷雷滚过山谷。但李健知道，光有马还不够——骑兵是人马合一的艺术。

“选拔标准：年龄十八至三十，身高五尺以上，臂力能开八斗弓，有骑射基础者优先。”李健站在校场将台上，看着

选拔持续了三天。来自河套各堡寨、屯垦点的青壮排成长龙，测试臂力、眼力、骑术。许多人虽未正式从军，但边民自幼在马背上长大，骑射是生存技能。到正月十三，两万精壮选拔完毕，其中七成有过与蒙古人交手经历。

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河套都督府骑兵训练营正式开训。

校场上，两万新兵整齐列队。他们面前不是战马，而是刷子、水桶、草料——第一课是养马。

“都给我听好了！”

曹变蛟骑着战马在队列前巡视，声音如洪钟，“从今天起，你们不是骑手，是马夫！马是什么？马是兄弟！是战场上替你挡箭、驮你冲锋、带你回家的兄弟！”

他翻身下马，亲自示范：“刷马要顺毛，用力要匀；喂料要先草后料，饮水要温；蹄铁要三天一查，马掌要半月一换。谁要是把马当牲口使唤——”

他目光如刀，“军棍三十，滚出骑兵营！”

刘三鞭带着两个儿子穿梭在队列中，手把手地教。老兵们起初不以为然——当兵吃粮，马不就是坐骑？但很快，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他们。

有个叫赵大的老兵，自恃骑术精湛，训练时猛抽马鞭，结果马匹受惊把他摔了下来。

按军规，本只是训诫，但曹变蛟却当众宣布：“赵大虐待战马，鞭二十，降为马夫，专职清理马厩一个月！”

更严厉的是，所有骑兵的伙食标准与马匹挂钩：马养得好，骑兵吃细粮；马养得差，骑兵啃粗粮。甚至马匹的膘情、毛色、精神状态，都计入考核。

“凭什么？！”有士兵不服，“我们是来打仗的，不是来伺候牲口的！”

曹变蛟的回答很简单：“你现在伺候它，战场上它才肯为你死。你不把它当兄弟，它凭什么为你冲锋陷阵？”

一个月后，变化悄然发生。士兵们给战马起了名字，夜里偷偷加料，训练间隙为马梳理鬃毛。人与马之间，建立起一种超越主仆的情感纽带。

正月末，首批骑兵已能列队慢跑。两万人马在校场上移动，虽队列尚显生疏，但气势已初具规模。然而曹变蛟清楚，这离真正的骑兵还差得远。

“列队冲锋，十人里要摔下来三个。”他在军报中如实写道，“骑射命中率不足两成，马刀劈砍无力。若要形成战力，至少还需三个月严训。”

李健批示：“不急。骑兵乃大计，宁慢勿糙。”

二月初，训练进入实战阶段。李定国、曹文诏、贺人龙三位将领齐聚训练场，他们要解决一个难题：如何让新组建的骑兵在野战中发挥最大效用？

“蒙古骑兵之利，在于机动。”

李定国在沙盘上推演，“来去如风，聚散无常。我军骑兵新建，若与之野战追逐，必落下风。”

曹文诏提出设想：“可否借鉴戚继光车营之法？以车阵为依托，骑兵藏于阵后。敌若攻，则车阵阻之；敌若退，则骑兵追之。”

贺人龙补充：“还要考虑火器。我们的燧发枪射程百步，可在车阵后布置火器队。骑兵不必冲锋陷阵，只需在火器齐射后，追击溃敌即可。”

三人反复推演，设计出“车骑协同”战术：每千人为一作战单元，配战车五十辆、骑兵三百、火铳手两百、长枪手三百、弓弩手一百五十。

战车不是普通的运输车，而是特制的防御车：车身包铁皮，车辕可拆卸组装成拒马；车上装载小型佛郎机炮两门，箭矢、火药若干。行军时运载物资，驻营时首尾相连即成车阵。

二月初十，第一次实战演练。

模拟敌军由高杰率领的五千步兵扮演，他们据守一处丘陵。李定国指挥的三千“车骑混成旅”缓缓推进至丘陵前一里处。

“结阵！”

命令下达，五十辆战车迅速展开，车头向外围成圆形车阵。士兵们将车辕卸下，插在地上形成简易栅栏；火铳手在车后列队，弓弩手上车；骑兵则藏于阵心。

“敌”军开始冲锋。五千步兵如潮水般涌来，但在车阵前百步处，遭遇了第一波打击——火铳齐射。

虽然演练用的空包药，但声势骇人。按规定，中弹者需倒地退出。第一轮齐射，“伤亡”近五百。

步兵继续冲锋，进入五十步时，车上的弓弩手开始射击。同时，战车上的小型佛郎机炮“开火”——其实是点燃爆竹模拟炮声。

当“敌”军终于冲到车阵前二十步时，已经“伤亡”过半。就在此时，车阵突然打开三个缺口。

“骑兵——出击！”

曹变蛟一马当先，三百骑兵如利箭般射出。他们不正面冲阵，而是从两翼包抄，用骑弓射击“敌”军侧后。本就混乱的步兵阵型彻底崩溃，开始“溃退”。

演练结束，裁判判定：防守方“伤亡”三千七百人，进攻方“伤亡”仅二百余人——大多是骑兵冲锋时自己摔伤的。

虽然只是演练，但战术的可行性得到了验证。李定国在总结中写道：“车阵如龟壳，骑兵如利爪。敌攻则缩壳固守，敌疲则伸爪撕咬。此法可弥补我军骑兵新练之不足。”

二月十五，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墙上的兵力部署图已经更新：总兵力十万，分为五大系统。

“火器部队扩充至一万人。”李健指着地图，“李定国任主将，曹变蛟为副。下设三个燧发枪营、两个火炮营、一个工兵营。燧发枪营装备新式线膛枪，火炮营以佛郎机炮为主，工兵营负责构筑工事、埋设地雷。”

“步兵七万五千，高杰、贺人龙分领。”

他继续道，“高杰部四万，驻防东线，防御榆林方向；贺人龙部三万五千，驻防西线，兼领‘营救队’。”

提到“营救队”，众人神色一肃。这是李健亲自设立的秘密部队，专门营救那些在原有历史中悲剧收场的忠臣良将。卢象升、孙传庭……这些名字，都是李健安排营救队目前重点关注的对象。

“骑兵两万，分作两部。”李健看向李定国和曹变蛟，“李定国领一万，为战略骑兵，执行长途奔袭、断敌粮道等任务；曹变蛟领一万，为战术骑兵，配合主力作战。”

最后是曹文诏的部队：“曹将军领两万五千民兵，负责河套内部防卫、治安巡逻、屯田护耕。同时组建‘安全司’，专职反谍、肃奸、情报搜集。”

十万大军，听起来规模惊人，但李健清楚其中虚实：真正能野战的精锐不超过五万，其余多是屯垦兵、守备兵，还未经历过大战。但即便如此，这已经是崇祯朝除辽东边军外，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更关键的是，这套军事体系与明朝卫所制截然不同。它层级清晰，分工明确，指挥统一，而且——完全听命于李健一人。

会议结束前，李健宣布了一条重要决定：“从本月起，全军推行‘教导队—士兵委员会’制度。”

这是对教导队制度的深化。每百人设士兵委员会，由士兵选举产生，有权监督伙食、检举不法、提出建议。教导员兼任委员会书记，但不干涉具体事务。

“要让士兵知道，”李健强调，“他们不是为某个将军打仗，不是为粮饷打仗，而是为自己、为家人、为脚下的土地打仗。”

二月十八，格物院内灯火通明。

方以智铺开宣纸，研墨执笔，李健在室中踱步，口述一封封特殊的书信。这些信不是写给将军、官员，而是写给科学家、工匠。

“致宋应星先生长卿阁下，”李健缓缓道，“久闻先生着《天工开物》，穷究物理，明察工巧，实为当世巨擘。然晚生每闻，先生心血之作，竟不为朝堂诸公所重，常扼腕叹息……”

他停顿片刻，继续道：“今河套之地，设格物院，聚天下巧匠，究万物之理。铸炮需懂冶铁，造舰需通流体，练兵需明力学。先生之学，正堪大用。若蒙不弃，愿虚左以待。此地无党争之扰，有实践之机；无空谈之弊，有实干之土。”

方以智笔下生风，将这番言辞转化为文雅书札。写罢，李健接过浏览，又补充道：“再加一句：先生若至，可携《天工开物》手稿，愿倾全力刊印流传，使先生之学泽被后世。”

第二封信写给毕懋康。

“懋康先生钧鉴：闻先生精研火器，着《军器图说》，改良自生火铳，实开火器新篇。然朝堂重文轻武，重道轻器，先生心血，竟束之高阁……”

李健的语气中带着惋惜：“今河套新练火器军万人，自铸燧发枪三千，然技术粗陋，常生炸膛。闻先生有改良之法，渴慕已久。若先生肯移玉趾，当以总工程师相待。有工匠数百，供先生研造新器。他日火器大成，破虏安邦，先生之功，当铭青史。”

这两封信，李健要求方以智用最工整的小楷誊写，装入紫檀木匣，派最精干的信使送往二人的故乡。

信使出发前，李健特意交代：“若两位先生问起河套情形，可实言相告：此地确有战乱之险，亦有实践之机；无京师繁华，有干事之实。去留之权，全在先生。”

方以智忍不住问：“大人，宋、毕二位，皆是当世大才。然宋应星为举人出身，现任分宜县教谕；毕懋康曾任御史，如今虽罢官，亦是士林清流。他们会愿意来这塞外边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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