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0章 三大模范地区之首（2/2）

不过，蒋某人也对码头管理提出了限制：“码头驻军不能超过400人，主要负责物资运输和安全保卫，不得干预地方事务。”

周青云明白，蒋某人此举既是奖励，也是一种制衡，避免自己在地方势力过大。他当即表示：“请转告委员长，我定会严格遵守规定，管好码头，为抗日物资运输做好保障。”

涪陵的大东门码头，位于长江、乌江交汇处，是涪陵城乡居民生活乃至周边地区的重要交通集聚地。当时，人们要前往乌江沿线的武隆、彭水、酉阳、秀山等地，或从这些地方前往涪陵、重庆，通常都要在大东门码头转船位于长江上游，是连接四川、贵州、湖北的重要交通枢纽，控制着上游的物资运输。

周青云命令乌江分舰队派人接手大东门码头，并驻军一个营的陆战队；同时，要求辰溪那边立刻派人对码头进行整顿，修缮仓库和装卸设备，加强安保力量，确保各类抗日物资能顺利通过码头运往前线。短短一个多月，涪陵码头的物资吞吐量就提升了30%以上，为武汉保卫战的物资储备提供了重要支持。

1938年初，四省边地管辖地区，常住人口攀升至约2.3千万，这一数字的背后，是自1924年起持续推行的政策红利奠定的基础。

早在1924年，四省边地便率先取消了人头税、丁税等苛捐杂税——在此之前，底层百姓需按家庭人口缴纳“人头税”，即便孩童也需承担“丁税”，沉重税负让许多家庭不敢生育，甚至出现“溺婴”惨剧。

苛捐杂税废除后，百姓生育意愿显着提升，加上周边地区因战乱、赋税繁重的民众陆续迁入，边地人口进入了第一轮快速增长期。

更具颠覆性的是土地政策：每户拥有20亩土地以内的部分归自己所有，超过20亩的土地则由政府按低价赎买归公。这一政策直接冲击了边地的大家族势力——此前，边地许多宗族掌控着数百甚至数千亩土地，家族成员依附于族长生活，形成“大聚居”模式。

为保住更多土地，大家族不得不主动拆分：原本聚居的宗族按小家庭拆分，每个小家庭独立户籍，每户控制在20亩土地以内。比如湘西沅陵的张家宗族，原本拥有300亩土地，拆分后形成15个小家庭，每个家庭分得20亩，既避免了土地被赎买，也让家族成员从“依附者”变成了独立农户。

这种“小家庭化”趋势，不仅让边地人口登记更清晰，也间接推动了人口自然增长——小家庭更易维持生计，生育意愿远高于依附式的大家族。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四省边地作为后方，对粮食、布匹、盐巴等重要物资实行管控，购买物资需凭户口本登记，且每户购买量有严格限制。

这一政策让人口多的大家族陷入困境：一个拥有10口人的大家族，凭一个户口本只能购买有限物资，根本无法满足全家需求。为获取更多物资配额，大家族纷纷拆分户籍，原本同住的兄弟、父子各自建立小家庭，单独申请户口本。

搬到辰溪县的曾氏家族部分人员便是典型，家族原本一百多口人同住，物资管控后拆分为二十多个小家庭，每个家庭5口人左右，既能各自获取物资配额，也降低了生活压力。

公职人员与职业军人的福利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当时边地规定：公职人员、职业军人的家庭，凭户口本可享受“2个孩子免费读书”“每月领取80公斤粮食”“工作满三年无错则分5亩熟地”等福利，且一个户口本仅能对应一户家庭的福利。

许多公职人员和军人原本与父母、兄弟同住，为享受福利，纷纷独立门户。

比如怀化的小学教师陈先生，原本与父母、弟弟一家共住，他的弟弟考入太和陆军军校享受公职福利后；为让自己的两个孩子享受免费读书名额，陈先生特意与父母拆分户籍，建立独立小家庭。

据统计，1937年至1938年初，边地因福利政策拆分的小家庭超过1.2万户，直接推动了常住人口的登记增长。

四省边地能成为民国三大模范建设地区之首（另为广西、山西），关键在于其完善的基础设施与产业布局。政府将大量学校、工厂迁至边地腹地——沅陵、辰溪、怀化、麻阳、泸溪、溆浦等地，这些地区地处湘西腹地，经过多年建设交通便利，且治安稳定，成为吸引人口的“磁石”。

教育方面，四省边地新建了30所中小学、5所职业学校，不仅解决了本地孩童上学问题，还吸引了周边地区的教师与学生。

工业方面，兵工厂、纺织厂、机械厂纷纷落户边地，其中多数是从东部工厂、技术工人及其家属。此外，工厂周边还形成了商业街，餐馆、商铺、客栈应运而生，进一步吸引了小商贩、手工业者迁入。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38年初，仅沅陵、辰溪两地，因学校与工厂集聚新增人口就超过60万。

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后，大量江南民众沦为流亡者，四处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