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浏河血战3（2/2）

此次轰炸，不仅摧毁了日军炮兵联队的48门重炮中的26门，还让日军第11师团第10旅团伤亡超过2000人，仓库储存的弹药、粮食损失过半，彻底打乱了日军的进攻部署。

消息传到第九军前线指挥部，周青云激动地握紧拳头：“石邦藩好样的！空军弟兄们好样的！这下，咱们前线的压力能小多了！”

他立刻下令，组织部队趁日军士气低落，对日军发起反击。第九军士兵们士气大振，拿着武器冲出阵地，朝着日军发起冲锋，原本胶着的战局，因这场空中打击，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国军队的方向倾斜。

而在日军第11师团指挥部，师团长多门二郎看着炮兵联队与第10旅团的伤亡报告，气得浑身发抖，将手中的指挥刀狠狠插在地上：“中国空军！我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可他心里清楚，失去了炮兵支援与物资补给，想要突破浏河防线，已是难如登天。此时的日军11师团，如同被打断了利爪的野兽，虽仍在嘶吼，却已没了往日的凶猛。

经过一个多月的防御战，第九军凭借着强大的火力与顽强的抵抗，给日军第11师团造成了沉重打击。加上空军的火力支援，日军第11师团伤亡近1.4万人，1名联队长、3名大队长被击毙。

多门二郎师团长大怒，勒令作战不利2名的大队长剖腹自杀。

更致命的是，在一次空军轰炸中，日军第11师团指挥部被击中，师团参谋长三宅俊雄少将和第10旅团旅团长稻垣孝照少将被炸死，多门二郎本人也受伤，被迫离开前线。

随后，厚东笃太郎中将接替师团长职务，山国建二少将接替师团参谋长职务。

厚东笃太郎与山国建二上任后，为了挽回局面，发动了数次猛攻，甚至学习乃木希典进行“猪突”进攻——日军士兵端着刺刀，不顾死活地向中国军队阵地冲锋。

但第九军早已做好准备，在阵地前设置了多层铁丝网与地雷区，同时用重机枪、迫击炮组成密集火力网。

日军的“猪突”进攻每次都以惨败告终，在10余天的时间里，又伤亡超过4000人，第11师团彻底被打残。

而第九军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超过8000人，不少部队减员严重，但士兵们的斗志丝毫未减，依旧坚守在阵地上。

此后，日军因损失过大，加上第十九路军得到第九军的武器支援后加大了反击力度，同时中央军的增援逐渐增加，且日军海军和空军无法提供有效的火力支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1932年4月中旬后的淞沪战场，硝烟虽未完全消散，却已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平静。

日军第11师团在浏河血战中被第九军打残，伤亡近1.8万人，剩余兵力不足万人，且失去了炮兵支援与物资补给。

海军第三舰队此前被五丈涂机场的空军重创，“加贺”号航母受损、“大井”号与“夕张”号被击沉；空军更是损失惨重，大量战机被击毁，飞行员伤亡过大，连2个飞行大尉队长都“玉碎”，无力再为地面部队提供有效掩护。

而中国军队这边，第十九路军在得到第九军的武器支援后，已发起局部反击，收复了闸北、江湾的部分阵地；第九军虽伤亡很大，但主力尚存，且依托嘉定补给点，物资供应逐渐恢复。

就在双方陷入僵持之际，国际联盟的介入打破了战局的平衡。

早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际联盟就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淞沪局势，英、法、美等国担心战事影响其在上海的租界利益，多次呼吁中日双方停火谈判。

但彼时日军凭借海空优势，妄图一举占领上海，对国际联盟的调解置若罔闻。

直到4月中旬，日军在浏河防线惨败，战局彻底逆转，国际联盟才再次抓住时机，由英、法、美三国驻华公使出面，向中日双方递交“调停备忘录”，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开启和平谈判。

4月23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在上海汇丰银行大楼主持召开首次调停会议。国民政府派出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为代表，日军则由驻华公使重光葵出席。

会议一开始，重光葵就摆出强硬姿态，要求中国军队先撤出上海市区，再谈后续条件。

郭泰祺当即反驳：“日军率先挑起战事，侵占中国领土，如今却要求中国军队撤军，毫无道理！若要停火，日军必须先退回战前防线，拆除在上海周边的防御工事！”

双方各执一词，会议陷入僵局。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妥协倾向逐渐占据上风。

蒋某人虽表面宣称“坚持抗战”，但内心始终担心淞沪战事影响“剿共”大局——当时革命组织已在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蒋某人正筹备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不愿将过多兵力牵制在上海。

加上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长期抗战的物资储备难以支撑，不少官员也主张“暂时停战，以图后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