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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0章 倒计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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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24日,平安夜。

北京航天城,航天员训练中心。晚上八点,综合训练楼依旧灯火通明。

杨利伟从离心机舱走出来时,双腿有些发软。8G的负荷持续了30秒——这是训练大纲要求的极限值,但他刚才主动要求加到8.5G,多撑了5秒。

“利伟,不要命了?”医务监督赶紧扶住他。

“测试极限。”杨利伟擦了把汗,“知道极限在哪里,真到天上心里才有底。”

监控室里,首飞梯队总教练黄伟芬看着数据记录,既欣慰又心疼。这三个月的最终选拔训练,强度是常规训练的两倍。三位候选人——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都在拼命。

但拼的方式不同。

翟志刚在隔壁进行前庭功能训练。转椅以每分钟30转的速度旋转,同时要求他准确读出面前屏幕上随机出现的数字。这是模拟太空运动病的最严苛测试。

“志刚,还能坚持吗?”教练问。

“能……”声音有些发飘,但清晰,“下一组。”

聂海胜在二层进行应急程序训练。模拟返回舱出现故障,要在60秒内完成三项应急操作。他已经连续练了四小时,成功率从87%提到96%,但还在继续。

“海胜,休息会儿吧。”

“还有4个百分点。”聂海胜没抬头,“练到100%。”

黄伟芬看着三个房间的监控画面,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作为教练,她希望他们都达到最佳状态。但作为最终选拔的参与者,她知道——只能选一个。

这个决定,将在三个月后做出。

同一时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李振华站在垂直总装测试厂房的观景平台上,看着下方正在进行最后测试的长征二号F遥五火箭。这是明年的载人火箭,箭体上已经喷上了“神舟五号”的字样。

但“五”字被暂时遮住了——这是老传统,不最终确定任务前,不露全名。

“李总,逃逸系统第六次试验数据出来了。”陈向东快步走来,手里拿着刚打印的报告,“全部工况验证完成,系统可靠性评估——99.97%。”

“那0.03%是什么?”李振华接过报告。

“极端复合故障模式,概率低于百万分之一。”陈向东解释,“弗拉基米尔说,在苏联的标准里,这个概率可以接受。”

“我们的标准呢?”

“不能接受。”陈向东说,“所以我们增加了第七次试验——模拟那个百万分之一的故障。下个月进行。”

李振华点头。这就是中国航天的态度:不放过任何一个万一。

他望向厂房另一侧。那里,神舟五号飞船正在进行最后的联合测试。返回舱、轨道舱、推进舱已经对接完成,技术人员在做全系统通电检查。

“备份船呢?”李振华问。

“在隔壁厂房,同步测试。状态完全一致,进度只比主份船晚三天。”陈向东说,“按照‘发一备一’原则,备份船将在发射前一个月完成所有测试,加注部分燃料,进入48小时应急待命状态。”

李振华走到窗边。窗外是戈壁的冬夜,寒风呼啸。但厂房内温暖如春,数百名技术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

“老陈,你还记得1999年6月吗?神舟一号发射那晚。”

“怎么不记得。”陈向东也走到窗边,“那晚你站在这里,手都在抖。”

“我现在也在抖。”李振华伸出手——确实,指尖有轻微的颤抖,“但那时是怕失败,现在是怕……不够完美。”

“载人飞行,没有‘完美’,只有‘万无一失’。”陈向东说,“但我们能做到的,都做了。”

是啊,都做了。

六种工况的逃逸试验做了七次。

生命保障系统用猴子、狗验证了两次。

航天员训练了四年,最后三人练了三个月。

备份船随时待命。

地面测控网覆盖全球。

医疗救护队24小时值班。

所有的“都做了”,汇聚成一个简单的目标:把人安全送上去,再安全接回来。

北京,国防大学家属院。

张召忠在家里的书房,整理着厚厚一摞资料。这些都是他这几年积累的航天素材——从神舟一号到四号的任务报告,国际宇航大会的论文集,还有自己写的几十篇科普文章。

妻子端了杯热茶进来:“还不睡?明天不是要去央视录节目吗?”

“睡不着。”张召忠接过茶,“在想明年四月的解说词。”

“还有四个月呢,急什么。”

“四个月,一晃就过去了。”张召忠翻开一本相册,里面是他在国际会议上拍的照片,“你知道吗,2000年去不来梅那次,有个德国老专家私下跟我说:张先生,你们中国人太急了。航天要慢慢来。”

“你怎么说?”

“我说:我们不是急,是等得太久了。”张召忠合上相册,“加加林上天时,我们还在饿肚子。阿波罗登月时,我们还在动荡。现在,我们只是想补上错过的课。”

妻子在他身边坐下:“那你觉得,能成功吗?”

张召忠沉默了很久。

“技术上,能。所有的测试都通过了,所有的数据都漂亮。”他顿了顿,“但我担心的不是技术。”

“那是什么?”

“是人。”张召忠说,“杨利伟他们三个,都优秀。但上天的是人,不是机器。人在极端环境下的反应,有太多不确定性。”

“所以你们做了那么多动物试验?”

“对。但动物不会说话,不会描述感受。航天员会。”张召忠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航天心理学》,“这是我最近在看的。里面说,航天员在太空最大的挑战不是生理,是心理——孤独感,脱离感,还有那种……意识到自己离地球那么远的震撼。”

他翻到一页,上面有他做的笔记:“所以我在想,明年直播时,除了讲技术,还要讲这些。要让观众理解,航天员不只是英雄,也是普通人。他们的勇气,不是天生的,是训练出来的,是团队支撑起来的。”

妻子看着他专注的侧脸,忽然笑了:“你呀,比自己上天还紧张。”

“因为我站在地上。”张召忠轻声说,“站在地上的人,有责任为飞向天空的人,铺好回家的路。”

窗外,北京下起了今冬第一场雪。

雪花在路灯下飞舞,像无数细碎的星光,落向人间。

2002年1月15日,酒泉。

第七次逃逸试验——也是最后一次——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进行。

弗拉基米尔坚持要到现场。这位老专家裹着厚厚的军大衣,站在观察掩体里,眼睛紧盯着三公里外的试验塔。

“叶菲米奇,你心脏不好,要不回指挥大厅?”张涛担心地问。

“不。”弗拉基米尔摇头,“我第一次逃逸试验在拜科努尔,最后一次也要在野外看。有始有终。”

试验模拟的是最极端的复合故障:一台逃逸发动机点火延迟,同时整流罩分离装置卡滞。这是百万分之一的概率,但必须验证。

“点火!”

火焰喷出,逃逸组合体拔地而起。在零下二十度的空气中,尾焰显得格外明亮。

一切按程序进行:组合体分离、爬升、到达预定高度……

然后在1500米高度,“下蛋”。

返回舱从组合体尾部平稳推出,引导伞、减速伞、主伞依次打开。白色的伞花在湛蓝的天空中绽放,像一朵盛开的雪莲。

“成功了!”张涛欢呼。

但弗拉基米尔没动。他等着返回舱落地,等着搜救队确认状态,等着对讲机里传来那句:“返回舱结构完整,所有系统正常!”

直到这时,他才缓缓呼出一口气,身体晃了一下。

“弗拉基米尔同志!”张涛赶紧扶住他。

“没事……”老专家摆摆手,脸上露出笑容,“现在,我可以说了——这套系统,能保护你们的航天员了。”

回到驻地,弗拉基米尔给李振华写了封信——用俄语写的,因为有些话,他觉得用母语才能表达准确:

“亲爱的李:

今天的试验结束了。我在寒风中站了两个小时,但心里很热。

我想起1986年,在拜科努尔,我们测试联盟TMA的逃逸系统。那天也很冷,零下二十五度。试验成功后,总设计师对我说:弗拉基米尔,这套系统可能永远用不上,但我们必须让它随时能用。

十五年后,在中国戈壁,我对我的学生说了同样的话。

你知道吗,我有时会想:如果苏联没有解体,如果拜科努尔还在全力运转,我们现在会在测试什么样的逃逸系统?也许更先进,也许更复杂。

但那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在今天,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套能保护人类进入太空的系统,已经成熟了。

这是我的最后一班岗。明年四月,当你们的航天员飞向太空时,我会在电视机前看着。如果——我是说如果——万一需要逃逸系统,我相信它会工作。

因为那上面,有拜科努尔的影子,也有酒泉的灵魂。

祝好运。

你的朋友,

弗拉基米尔

2002.1.15”

2002年2月28日,北京航天城。

最终选拔会议在绝密状态下进行。会议室里只有七个人: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副总指挥、航天员系统总师黄伟芬、三位医学专家,还有一位心理学家。

面前是三份厚厚的档案,封面上分别写着: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

“先看训练数据。”黄伟芬打开投影仪。

屏幕上并排显示着三人三个月的训练成绩:

·超重耐受:杨8.5G/30秒,翟8.2G/28秒,聂8.3G/29秒

·前庭功能:杨优秀,翟优秀,聂优秀

·应急程序:杨98%,翟97%,聂100%

·理论考核:杨96,翟95,聂94

·心理评估:杨A+,翟A,聂A+

“数据上,杨利伟略微领先,但差距在误差范围内。”一位医学专家说,“从纯生理指标看,三人都完全具备执行任务的能力。”

心理学家开口:“心理评估我要详细说说。三人都有极强的责任感和抗压能力,但表现方式不同。”

他切换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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