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桓公匡合（huán gong kuāng hé）， 济弱扶倾 。（1/2）

桓公匡合(huángōngkuānghé)，济弱扶倾(jìruòfúqīng)。是对春秋首霸齐桓公功业的高度概括。“桓公”即齐桓公小白（？-前643年），春秋时期齐国第十六任君主；“匡合”意为“匡正天下、合诸侯以安秩序”，核心是通过会盟形式规范诸侯行为、重建中原政治秩序；“济弱扶倾”指“救助弱小诸侯、扶持危亡之国”，是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旗号的核心行动准则。这八字背后，不仅是齐桓公个人的霸业征程，更是周王室衰微后，中原诸侯应对“礼崩乐坏”与“夷狄交侵”的集体选择，其本质是“霸主政治”的首次成熟实践，深刻影响了春秋三百年的政治格局与文化走向。

一、时代背景：周室衰微与中原危机——“匡合”与“扶倾”的历史必然性

要理解齐桓公的功业，需先厘清春秋初期（前770年-前650年）的时代困境。平王东迁（前770年）后，周王室权威断崖式衰落，直接控制的土地从“千里王畿”缩减至洛邑周边百里，财政枯竭、军力孱弱，既无力制衡诸侯，更无法抵御外族入侵。此时的中原世界，正面临三重危机，为“桓公匡合，济弱扶倾”提供了历史契机。

1.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无序开端

西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治体系，以“周礼”为纽带维系君臣、诸侯关系。但平王东迁后，“礼”的约束失效：郑庄公率先挑战王权，“周郑交质”（前720年）让周王与诸侯的君臣名分沦为形式，次年“繻葛之战”中郑军“射王中肩”（《左传?桓公五年》），更是彻底击碎了周王室的权威神话。此后，诸侯不再遵循“春秋聘问”之礼，大国兼并小国成为常态——《左传》记载，春秋初期有诸侯国140余，至齐桓公称霸时已缩减至不足80，弱小诸侯如邾、莒、滕等，随时面临被大国吞噬的风险，亟需外部力量维系生存空间。

2.夷狄交侵：中原文化的生存危机

春秋初期的“夷狄”，主要指北方的戎狄、南方的楚国与东方的淮夷。其中，戎狄（如犬戎、山戎、赤狄）最为凶悍，频繁南下掠夺：前714年戎人伐郑，前706年北戎侵齐，前661年赤狄灭邢，前660年狄人灭卫，“邢迁如归，卫迁帝丘”（《左传?闵公二年》），中原北部边境几乎崩溃。南方楚国则以“蛮夷”自居，拒绝向周王纳贡，从楚武王“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的宣言，到楚文王灭邓、伐蔡，不断北上蚕食中原诸侯国，形成“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危急局面。

3.齐国优势：霸业崛起的先天条件

在中原诸侯普遍孱弱时，齐国具备承担“匡合”与“扶倾”责任的独特优势：其一，地理优势，齐国地处山东半岛，“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史记?货殖列传》），却拥有渔盐之利与铁矿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其二，历史积淀，作为姜太公封地，齐国素有“因其俗，简其礼”的治国传统，政治弹性强，且与周王室关系密切（太公为周文、武王师），便于打出“尊王”旗号；其三，君明臣贤，齐桓公虽早年经历“小白争位”之乱，但即位后能弃私怨（管仲曾射其衣带钩），任用管仲为相，开启全面改革，为霸业奠定国力基础。

二、国力奠基：管仲改革——“匡合”与“扶倾”的物质支撑

“桓公匡合，济弱扶倾”并非空谈，而是建立在齐国国力暴涨的基础上。管仲（前725年-前645年）任相后，从经济、军事、政治三方面推行改革，将齐国从一个中等诸侯国打造成“兵甲十万，粟如丘山”（《管子?轻重甲》）的强国，为后续霸业提供了坚实支撑。

1.经济改革：从“富国”到“强兵”

管仲的经济改革核心是“重利”，打破西周“重义轻利”的治国传统，通过国家调控实现“民富而国强”。其关键举措有三：

“相地而衰征”：农业税改革

废除西周“井田制”下的“什一税”（不分土地好坏均收10%赋税），改为“按土地质量分等征税”（《国语?齐语》）：“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以此为差”，土地肥沃者多收，贫瘠者少收甚至免收。这一改革激发了农民积极性，齐国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史载“粟行于五百里”（《管子?轻重乙》），为后续救援诸侯提供了粮食储备。

“官山海”：盐铁国家垄断

齐国“负海”，盐业资源丰富；同时拥有铁矿（如临淄附近的铁山），管仲主张“盐铁官营”：盐业由民户煮盐，国家统一收购、运输、销售，垄断利润（“得成金万一千余斤”，《管子?轻重甲》）；铁器由国家直接控制开采、冶炼，制造农具（如耒、耜）与武器（如剑、戟），既保证农业生产效率，又强化军事装备。据估算，“官山海”使齐国财政收入增长3倍，成为支撑霸业的“钱袋子”。

“轻重之术”：市场调控与诸侯经济制衡

管仲首创“轻重理论”，通过国家干预物价、调控物资，稳定国内市场，同时削弱诸侯经济。例如，通过大量收购诸侯粮食，迫使缺粮国家依附齐国；利用“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管子?轻重甲》）的资源差异，以盐换楚金，削弱楚国经济实力。这种“经济战”思维，让齐国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初步实现对诸侯的经济控制。

2.军事改革：“作内政而寄军令”——兵民合一的军事体系

西周军事制度以“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为基础，兵力有限且战斗力弱。管仲改革军事，核心是“兵民合一”，将居民组织与军事编制绑定：

基层编制：从“家”到“军”的垂直管理

推行“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国语?齐语》）的行政编制，同时对应军事编制：“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全国共设三军（中军、左军、右军），由齐桓公、国子、高子分别统领，总兵力达3万人，远超其他诸侯（如鲁国常备军仅万人）。

军事训练：日常化与专业化

规定“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国语?齐语》），即春季狩猎时训练军队集结，秋季狩猎时演练战术，将军事训练融入日常生产。同时，对士兵进行专业化分工，“择其贤者而用之”，选拔勇力之士为“士”，配备精良武器（如铁剑、强弓），组建精锐部队。改革后，齐军“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管子?七法》），战斗力大幅提升。

3.政治改革：“叁其国而伍其鄙”——中央集权的初步尝试

为强化君主集权，管仲将齐国分为“国”（都城及周边）与“鄙”（乡村地区），推行不同治理模式：

“叁其国”：都城的专业化管理

将都城分为21乡，其中6乡为工乡（手工业者）、6乡为商乡（商人）、9乡为士乡（士人，即士兵来源），分别由专人管理，实现“士农工商四民分业”，避免职业混乱。同时，设立“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分管民政、军事、工程，强化中央对都城的控制。

“伍其鄙”：乡村的层级治理

将乡村分为5属，每属设大夫，属下设县、乡、卒、邑，形成“属-县-乡-卒-邑”的五级管理体系，由国君直接任命官吏，打破贵族对乡村的世袭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管仲改革的本质，是将齐国从“贵族政治”转向“君主集权下的务实治国”，通过经济、军事、政治的系统性变革，使齐国成为春秋初期的“超级大国”，为“桓公匡合，济弱扶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国力支撑。

三、“桓公匡合”：诸侯会盟与中原秩序重建——霸主政治的实践形态

“匡合”的核心是“合诸侯以匡天下”，即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旗号，通过会盟形式，联合中原诸侯制定共同规则、解决争端，重建周王室衰落后的中原政治秩序。从公元前681年“北杏会盟”到公元前651年“葵丘会盟”，齐桓公共主持或参与会盟15次，其中四次关键会盟，标志着“匡合”实践的逐步成熟。

1.北杏会盟（前681年）：“匡合”的首次尝试

北杏会盟是齐桓公称霸的起点，起因是宋国发生内乱（宋闵公被杀，公子御说即位为宋桓公），齐桓公以“平定宋乱”为由，邀请宋、陈、蔡、邾四国诸侯在齐国北杏（今山东东阿）会盟。此次会盟规模虽小（遂国拒绝参会，后被齐国灭亡），但具有里程碑意义：

首次以“诸侯之长”而非“周王代表”的身份召集会盟，确立了“霸主召集会盟”的新模式；

提出“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公羊传?僖公四年》）的初步规则，旨在规范诸侯行为，避免内乱与冲突；

以武力威慑（灭遂国）强化会盟权威，证明“匡合”并非单纯的外交协商，而是以国力为后盾的秩序构建。

2.鄄地会盟（前680年、前679年）：霸业的正式确立

北杏会盟后，宋国反悔退出，齐桓公联合陈、蔡两国伐宋，迫使宋国求和。公元前680年，齐桓公在鄄地（今山东鄄城）召集宋、陈、蔡、卫四国会盟，宋国正式归附；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再次在鄄地会盟诸侯，此次会盟有鲁、宋、卫、陈、郑等国参与，周王室派大夫单伯出席，标志着周王室正式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齐桓公始霸”（《史记?齐太公世家》）。

鄄地会盟的核心成果，是确立了“霸主-诸侯”的从属关系：诸侯需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服从会盟决议；齐桓公则承诺“保护诸侯安全，调解诸侯争端”，形成“诸侯事霸主，霸主尊天子”的双层政治结构，“匡合”的秩序框架初步成型。

3.召陵之盟（前656年）：“攘夷”的关键实践

召陵之盟是齐桓公“匡合诸侯”对抗外敌的巅峰，目标是遏制楚国北上。此时楚国已灭邓、蔡，势力逼近中原，齐桓公以“楚国不向周王纳贡”（“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为由，率领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联军伐楚，进至召陵（今河南郾城）。

面对齐国联军，楚成王派屈完赴联军大营谈判，齐桓公展示联军实力（“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则以“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左传?僖公四年》）回应，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签订《召陵之盟》：楚国承诺恢复向周王纳贡，停止北上；齐桓公则撤军，避免大规模战争。

召陵之盟的意义远超“逼楚纳贡”：其一，首次联合中原诸侯对抗南方“蛮夷”，实践了“攘夷”口号，巩固了中原诸侯的认同感；其二，以“非战争手段”解决大国争端，体现了“匡合”的核心——通过联盟威慑而非单纯武力，维护区域和平；其三，进一步强化了齐桓公的霸主权威，此后中原诸侯“莫敢不朝齐”（《史记?齐太公世家》）。

4.葵丘会盟（前651年）：“匡合”的顶峰与秩序法典化

葵丘会盟是齐桓公霸业的顶峰，也是“匡合诸侯”的最终成熟形态。此次会盟因周襄王即位（前652年），齐桓公率诸侯赴葵丘（今河南民权）朝见周王，周襄王派宰孔赐齐桓公“胙”（祭祀用的肉），并特许其“无下拜”（“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伯舅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左传?僖公九年》），标志着周王室对其霸主地位的最高认可。

葵丘会盟的核心成果，是制定了“葵丘盟约”，将“匡合”的秩序规则法典化，共五条（《孟子?告子下》引）：

“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禁止诸侯废嫡立庶、以妾为妻，维护宗法制度，避免内乱；

“尊贤育才，以彰有德”——要求诸侯重视人才，表彰有德之士，提升统治质量；

“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倡导社会伦理，善待宾客与商旅，促进诸侯间交流；

“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禁止贵族世袭官职、官员兼职，规范取士与杀大夫的权力，限制贵族特权；

“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禁止诸侯截断水源、囤积粮食（遏籴），分封土地需向周王与霸主报告，维护中原共同利益。

葵丘盟约的本质，是齐桓公以霸主身份，将中原诸侯的共同利益转化为明确规则，形成“以盟约为核心、以霸主为执行主体、以周王为象征”的中原新秩序，“桓公匡合”的实践至此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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