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升阶纳陛 （shēng jiē nà bi），弁（biàn ）转疑星 。（2/2）

诸侯玉振：音量“适中而平稳”（玉数适中，碰撞频率中等），象征“诸侯稳重”；

大夫玉振：音量“轻柔而急促”（玉少且小，碰撞频率高），象征“大夫谨慎”。

《礼记?玉藻》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其中“行则鸣佩玉”与“弁饰玉振”同理，都是“通过声音强化礼仪的庄重感”——玉鸣即“礼声”，提醒臣子“言行需符合礼仪”。

转动的象征：“心动”的外化

古代儒家认为“身体动作是内心想法的外化”，“弁饰转动”不仅是“身体动作的结果”，更是“内心敬君之心的体现”：

玉饰匀速转：象征“内心平静、敬君真诚”；

玉饰急促转：象征“内心紧张、敬君过度”；

玉饰不转：象征“内心懈怠、敬君不足”。

这种“以动态象征心态”的逻辑，本质是“通过礼仪动态，实现‘身心合一’的礼治目标”——让臣子从“控制玉饰转动”到“控制内心想法”，最终实现“行为与心理的双重守礼”。

3.疑星：弁饰的“视觉象征”——从“光泽”到“天命”的关联

“疑星”即“弁上玉饰的光泽如同星星，让人怀疑是星星降临”，这并非文学夸张，而是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在服饰上的体现——通过“玉饰如星”的视觉效果，将“人间礼制”与“天象秩序”关联，强化帝王统治的“天命合法性”。

玉饰的光泽：“温润如星”的材质选择

弁上的玉饰多选用“白玉、青玉”等“温润有光泽”的玉种，而非“无光泽的石头”：

天子玉饰：白玉（色白如星，光泽柔和），象征“北极星”（天子对应北极星，居天之中）；

诸侯玉饰：青玉（色青如星，光泽适中），象征“二十八宿”（诸侯对应星宿，环绕北极星）；

大夫玉饰：碧玉（色碧如星，光泽微弱），象征“众星”（大夫对应众星，辅佐星宿）。

这种“玉饰如星”的视觉设计，让朝堂成为“天象的缩影”——帝王站在“陛”上，弁饰如北极星；诸侯、大夫站在“阶”上，弁饰如星宿、众星，形成“天子居中，诸侯环绕，大夫辅佐”的空间秩序，与“天象秩序”完全一致，体现“天命即礼制”的思想。

“疑星”的政治隐喻：“天命所归”的可视化

古代帝王宣称“君权天授”，“弁饰如星”正是这一宣称的“服饰证据”：

天子皮弁144颗玉：对应“天上144颗星官”（古代天文将天空分为144个星官），象征“天子统御天地”；

诸侯皮弁81颗玉：对应“天上81颗主星”，象征“诸侯承天命治地”；

大夫皮弁49颗玉：对应“天上49颗辅星”，象征“大夫承天命辅诸侯”。

《尚书?泰誓》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其中“天视自我民视”的逻辑，与“弁饰如星”一致——通过“人间服饰”模拟“天象”，让百姓“看见星即想到天命，想到天命即想到帝王”，从而认同帝王的统治，这是“礼治”的核心政治隐喻。

“疑星”的美学价值：“动与静”的结合

“弁转疑星”的视觉效果，还体现古代“动静结合”的美学思想：

静：弁的形制“庄重稳定”（圆形、对称），体现“礼的秩序”；

动：玉饰的转动“灵活自然”（随趋步晃动），体现“礼的生动”；

疑星：静的弁与动的玉饰结合，形成“如星闪烁”的视觉效果，体现“秩序中的生动，生动中的秩序”。

这种“动静结合”的美学，与“升阶纳陛”的空间美学（静态阶陛与动态登阶）一致，共同构成古代朝堂“庄重而不呆板，生动而不混乱”的礼仪美学体系。

四、礼制内涵：“升阶纳陛，弁转疑星”中的朝堂权力逻辑

“升阶纳陛，弁转疑星”并非两个孤立的场景，而是通过“空间礼仪”与“服饰礼仪”的结合，构建了古代朝堂的“权力逻辑”——其核心是“以空间定从属，以服饰定尊卑，以礼仪定权威”，将“抽象权力”转化为“具象的空间与服饰”，实现“君臣秩序的固化”。

1.空间权力：“阶-陛”的从属关系

古代朝堂的“阶”与“陛”，本质是“权力圈层”的划分——从“宫外”到“阶”，再到“陛”，最后到“殿内”，形成“权力由弱到强”的圈层，每一个圈层的进入权限，都对应“身份等级”：

外圈（宫外）：无权力者（百姓、奴隶）可进入；

中圈（阶）：有一定权力者（士、大夫）可进入；

内圈（陛）：高权力者（诸侯、三公）可进入；

核心圈（殿内）：最高权力者（天子）可进入。

“升阶纳陛”的过程，就是“从低权力圈层向高权力圈层移动”的过程，而每一步移动都需“符合礼仪”——本质是“权力的授予与确认”：帝王允许臣子“升阶”，即“授予其进入中圈的权力”；允许臣子“纳陛”，即“授予其进入内圈的权力”。这种“空间权力”的逻辑，让臣子“在登阶过程中不断确认自己的从属地位”，从而“主动接受权力的层级划分”。

2.服饰权力：“弁”的尊卑象征

“弁”作为朝堂礼帽，本质是“权力等级的视觉标签”——其缝数、玉数、光泽，直接告诉所有人“佩戴者的权力大小”：

天子的“十二缝皮弁”：标签是“最高权力”，所有人需“臣服”；

诸侯的“九缝皮弁”：标签是“次级权力”，需“臣服于天子，统治士民”；

大夫的“七缝皮弁”：标签是“辅助权力”，需“臣服于诸侯，辅佐统治”。

这种“服饰标签”的作用，是“减少权力识别成本”——在朝堂议事中，臣子无需询问对方身份，只需看“弁”的标签，便知“该如何行礼、该如何对话”，从而“快速进入权力角色”。同时，“弁”的不可僭越性（如士不可戴皮弁），也“固化了权力等级”——让臣子“从服饰上接受自己的权力边界”，不产生“僭越权力”的想法。

3.礼仪权力：“动作-动态”的权威强化

“升阶纳陛”的动作（趋步、跪启）与“弁转疑星”的动态（玉振、疑星），本质是“权力权威的强化手段”——通过“重复礼仪动作”，让臣子“从行为到心理”认同帝王的权威：

趋步：通过“身体的拘谨”，强化“臣对君的敬畏”；

跪启：通过“身体的屈服”，强化“臣对君的臣服”；

玉振：通过“声音的规范”，强化“臣对君的尊重”；

疑星：通过“视觉的象征”，强化“君对天的承接”。

这种“礼仪权力”的逻辑，与现代“仪式感”的作用一致——通过“重复、庄重的仪式”，让参与者“产生心理认同”。古代朝堂礼仪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权力权威的强化剂”——让臣子在“升阶、戴弁”的过程中，不断“确认帝王的权威”，最终实现“思想上的统一”。

五、文献与考古互证：“升阶纳陛，弁转疑星”的实物与文献佐证

“升阶纳陛，弁转疑星”的场景并非文学虚构，而是对古代朝堂礼仪的真实记录——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为这两句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支撑。

1.传世文献：从《周礼》《仪礼》到《史记》的记载

《周礼?夏官?司马》：阶陛制度的系统记载

《周礼?夏官?司马》载：“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辨其年岁与其贵贱，周知邦国都家县鄙之数，卿大夫士庶子之数，以诏王治，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唯赐无常。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王南乡，三公北面东上，孤东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门之右，南面东上，大仆、大右、大仪从者在路门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摈，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揖门右。大乐正奏《肆夏》，王出入，令奏《王夏》；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帅国子而舞，大丧，帅其属以哭，凡国之大事，必乘车从。凡朝日，王服玄冕，立于阼阶，南乡。三公奉笏，立于阶下，北面东上。卿大夫奉笏，立于三公之后，北面东上。士旁立，东上。王揖，入门，右，坐，祭牢肉，执酒，以祭，奠酒，再拜稽首。”这段记载详细描述了朝堂“阶陛的位置”（王立于阼阶）、“臣子的站位”（三公立于阶下）、“朝会的礼仪”（王揖入门），与“升阶纳陛”的“空间秩序”完全一致。

《仪礼?士冠礼》：弁的形制与佩戴规范

《仪礼?士冠礼》载：“皮弁服，素积，缁带，素韠。爵弁服，纁裳，纯衣，缁带，韎韐。玄端，玄裳，黄裳，杂裳，可也。缁带，爵韠。筮于庙门，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韠，即位于门东，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东面，北上。筮与席、所卦者，具馔于西塾。布席于门中，闑西阈外，西面。筮人执策，抽上韇，兼执之，进受命于主人。主人曰：‘某有子某，将加布于其首，愿吾子之教之也。’筮人曰：‘诺。’许诺，主人释币于筮席之前，西面，再拜，筮人东面，坐，取策，进，受命，退，北面，旅占，卒，进，告吉，主人受币，西面，再拜。”这段记载详细描述了“皮弁的服饰搭配”（素积、缁带）、“皮弁的佩戴场合”（冠礼），与“弁转疑星”的“服饰规范”一致，且明确“皮弁为士以上等级所用”。

《史记?秦始皇本纪》：“陛下”称呼与陛的权力象征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司马贞索隐：“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也。”这段记载解释了“陛下”的由来——臣子不可直呼帝王，需通过“陛”下的侍卫传话，可见“陛”是“帝王专属空间”的标志，与“纳陛”的“权力核心区”定位一致。

2.考古发现：从阶陛遗址到弁饰实物的证据

阶陛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的九阶遗存

汉长安城未央宫是西汉帝王的朝堂所在，其前殿遗址（朝堂核心区）经考古发掘，发现了完整的阶道遗存：

阶道数量：九阶（符合“天子九阶”的文献记载），每阶高约20厘米，宽约30厘米，总长约1.8米；

阶道材质：白玉石制（部分残件表面刻有云纹、龙纹），符合“天子阶玉制”的规范；

阶道方位：东阶（阼阶）与西阶（宾阶）并存，东阶宽于西阶（东阶宽3米，西阶宽2.5米），符合“东阶为尊”的礼制。

这些遗存证明，“升阶纳陛”中的“九阶”“玉阶”“东阶为尊”并非虚构，而是汉代朝堂的真实布局。

弁饰实物：曾侯乙墓的皮弁玉饰

曾侯乙墓（战国时期，湖北随州）是诸侯级墓葬，其出土文物中，有一套完整的皮弁玉饰：

玉饰数量：81颗（符合“诸侯九缝，每缝九玉”的文献记载），每颗玉为青玉，直径约1.5厘米，表面光滑；

玉饰固定方式：玉饰通过丝绳（残留痕迹）固定在皮革残片上，皮革残片有九道缝合线（符合“九缝皮弁”的形制）；

玉饰光泽：青玉温润有光泽，在灯光下闪烁如星，与“疑星”的视觉效果一致。

这套实物证明，“弁转疑星”中的“九缝皮弁”“81颗玉饰”“玉饰如星”是战国时期诸侯朝会的真实服饰。

符节实物：海昏侯墓的青铜符节

海昏侯墓（西汉时期，江西南昌）是诸侯级墓葬，其出土文物中，有一件青铜符节：

符节形制：长约20厘米，宽约5厘米，表面刻有“海昏侯印”铭文（符合“诸侯金节”的文献记载，青铜即“金”的一种）；

符节用途：经考证，此符节为海昏侯“纳陛”时的权限凭证，与“纳陛需符节验证”的文献记载一致。

这件实物证明，“纳陛”中的“符节验证”是汉代朝堂的真实礼仪，而非虚构。

六、文明内核：“升阶纳陛，弁转疑星”的文化精神与古今回响

“升阶纳陛，弁转疑星”的核心并非“登阶、戴帽”的形式，而是其背后的“礼治精神”——“以空间定秩序，以服饰定身份，以礼仪定权威”，这是中国古代“礼治文明”的核心基因，对当代社会仍有深刻启示。

1.文化内核：“秩序”与“认同”的辩证统一

秩序的构建：空间与服饰的等级化

“升阶纳陛”通过“阶-陛”的空间划分，构建“君臣从属”的政治秩序；“弁转疑星”通过“弁”的服饰等级，构建“尊卑有序”的身份秩序。这种“秩序”并非“封建压迫”，而是“古代社会稳定的保障”——正如《荀子?礼论》所言：“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的作用是“通过等级划分，解决资源争夺，实现社会稳定”，而“升阶纳陛，弁转疑星”正是“等级划分”的具象化。

认同的塑造：礼仪与象征的驯化

“升阶纳陛”的趋步、跪启，“弁转疑星”的玉振、疑星，本质是“通过礼仪驯化，塑造臣子对帝王的认同”——让臣子在“重复礼仪”中，从“行为守礼”到“心理认同”，最终“主动接受等级秩序”。这种“认同”并非“盲目服从”，而是“基于‘天命’与‘礼制’的共同信仰”——臣子认同“弁饰如星”的天命象征，认同“阶陛从属”的礼制规范，从而认同帝王的统治。正如《礼记?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仪的作用是“修道之教”，让臣子“率性而行”，即“按礼制行事”。

秩序与认同的统一：礼治的核心目标

“升阶纳陛，弁转疑星”的深层逻辑是“秩序与认同的统一”——秩序是“外在规范”（空间、服饰），认同是“内在信仰”（天命、礼制）；无秩序的认同是“混乱的信仰”，无认同的秩序是“僵化的规范”。只有“外在秩序”与“内在认同”结合，才能实现“礼治”的目标——“君臣和睦，天下太平”。这种“统一”是中国古代“礼治文明”的独特之处，区别于西方“法治文明”的“外在规范为主”，更强调“内在信仰的塑造”。

2.古今回响：礼治精神的当代价值

对当代空间礼仪的启示

当代社会虽无“朝堂阶陛”，但“空间秩序”仍是“社会礼仪”的核心——如国家仪式中的“台阶使用”（领导人登阶走主阶，嘉宾走宾阶）、商务场合中的“座位安排”（主位在东，宾位在西），都是“升阶纳陛”中“空间秩序”的现代转化。这种“空间礼仪”并非“形式主义”，而是“对他人的尊重、对秩序的维护”，与古代“以空间定秩序”的精神一致。

对当代服饰礼仪的启示

当代社会虽无“皮弁玉饰”，但“服饰身份”仍是“社会礼仪”的重要载体——如国家公职人员的“制服”（警服、军装，象征职责与权威）、正式场合的“礼服”（西装、旗袍，象征庄重与尊重），都是“弁转疑星”中“服饰身份”的现代转化。这种“服饰礼仪”并非“等级压迫”，而是“身份与职责的匹配”，与古代“以服饰定身份”的精神一致。

对当代社会治理的启示

古代“礼治文明”的核心是“秩序与认同的统一”，这对当代社会治理有深刻启示：“秩序”对应“法律、制度”（外在规范），“认同”对应“道德、文化”（内在信仰）；只有“制度”与“文化”结合，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正如“升阶纳陛”需要“阶陛制度”（秩序）与“君臣认同”（信仰），当代社会也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与“主流的文化信仰”并重，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结语

“升阶纳陛，弁转疑星”八字，是中国古代礼治文明的“权力密码”——它以“阶-陛”的空间划分，构建“君臣从属”的政治秩序；以“弁”的服饰等级，塑造“尊卑有序”的身份象征；以“趋步-玉振”的礼仪动态，强化“君权天授”的权威认同。从文本语境到字词考据，从空间礼制到服饰文化，从文献互证到文明内核，这两句不仅让我们还原了古代朝堂礼仪的完整图景，更让我们理解了中国古代“以礼治国”的权力逻辑——将“抽象权力”转化为“具象的空间与服饰”，通过“礼仪驯化”实现“君臣秩序的固化”。

在当代社会，当我们重读“升阶纳陛，弁转疑星”时，不应仅将其视为“古代的朝堂场景”，而应将其作为理解传统文化的“钥匙”——通过这把钥匙，打开“礼治文明”的大门，汲取“秩序与认同”的精神养分，让传统智慧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实现“古今文明的对话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