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仁慈隐恻 （cè）， 造次弗离 （zào ci fu li）。（2/2）

儒家倡导“仁政”，认为统治者的“仁慈隐恻”是治国的根本——“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上》）。历史上，诸多统治者将“仁慈隐恻”融入治国实践，尤其在“造次”（战乱、灾荒）时坚守民生底线：

灾荒中的“恤民”：不违“仁慈”

中国古代灾荒频发，统治者的“造次弗离”体现为“赈灾救民”。如西汉文帝时期，关中大旱，文帝下令“开仓放粮，减免租税”，并“罢露台之建”（节省开支用于赈灾），史载“百姓大悦，天下归心”；唐代贞观年间，山东蝗灾，唐太宗亲自“吞蝗”以表“与民共患难”，并下令“州县官亲自督赈，不得延误”，避免了“灾荒变民变”。这些举措的核心，正是统治者在“仓促、危难”中坚守“仁慈隐恻”——不漠视百姓苦难，不放弃民生责任。

战乱中的“保民”：不背“仁道”

战乱是最严酷的“造次”情境，统治者的“仁慈隐恻”体现为“减少杀戮、保护百姓”。如三国时期，刘备虽“逐鹿天下”，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当曹操大军追击时，他“携民渡江”（带领百姓逃难），即便行军缓慢也不放弃百姓，史载“百姓归之，若水之归海”；南宋岳飞抗金时，严格要求军队“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即便在“粮草短缺、战事紧急”的情况下，也不侵害百姓利益，体现“造次”时对“仁慈”的坚守。

2.士人的“修身济世”：以“仁慈”为志，“造次”时守气节

士人阶层是“仁慈隐恻，造次弗离”的主要践行者，他们将“仁”作为“修身”的核心，将“济世”作为“行仁”的目标，尤其在“造次”（贬谪、战乱）时坚守“仁道气节”：

贬谪中的“为民”：不堕“仁心”

古代士人常因政治斗争被贬谪，这是“仕途造次”，但他们仍以“仁慈隐恻”对待百姓。如北宋苏轼，一生多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但每到一地都“兴利除害”：在杭州，他主持修建“苏堤”，解决西湖淤塞与百姓灌溉问题；在惠州，他推广“秧马”，减轻农民劳作负担；在儋州，他开设“学堂”，传播文化知识。即便在“身处困境、前途未卜”的“造次”中，苏轼始终坚守“为民行仁”的初心，不因自身失意而漠视百姓需求。

战乱中的“救民”：不违“仁行”

战乱中，士人常以“私人力量”践行“仁慈隐恻”。如明末清初，顾炎武在“天下大乱、明朝灭亡”的“造次”情境中，不避艰险，游走于北方各省，一方面“联络义士抗清”，另一方面“赈济流民、保护典籍”，他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个人仁行”与“天下民生”结合，体现“造次”时对“仁道”的坚守。

3.民间的“互助慈善”：以“仁慈”为俗，“造次”时守情义

“仁慈隐恻，造次弗离”不仅是上层伦理，更融入民间社会，形成了“邻里互助、宗族慈善”的传统，尤其在“造次”（灾荒、疾病）时体现“民间情义”：

灾荒中的“义仓”：共守“仁慈”

从北齐开始，民间出现“义仓”（由百姓自愿捐粮，用于灾年救济），这是“民间仁慈”的集中体现。如清代江南地区的“义仓”，由宗族或乡绅主持，平时“积粮”，灾年“放粮”，且“不分宗族、不分贫富”，只要是受灾百姓均可领取。在“颗粒无收、百姓易子而食”的“造次”中，“义仓”成为百姓的“救命稻草”，体现民间对“仁慈隐恻”的集体坚守。

疾病中的“义医”：共行“慈举”

古代民间医疗条件落后，“疾病”是常见的“造次”情境，民间“义医”（免费为穷人治病的医生）践行“仁慈隐恻”。如明代医学家李时珍，不仅编撰《本草纲目》，还常“免费为贫苦百姓诊病”，尤其在“瘟疫流行”时，他不顾自身安危，深入疫区“施药救治”；清代苏州的“同仁堂”“胡庆余堂”等药号，常“免费发放预防瘟疫的汤药”，在“疾病肆虐”的“造次”中，以“慈举”守护百姓生命，体现民间对“仁慈”的践行。

五、文学镜像：“仁慈隐恻，造次弗离”的艺术表达

从先秦诸子散文到明清小说，“仁慈隐恻，造次弗离”的伦理准则，始终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文学家通过“人物塑造”“情节设计”，将抽象的“仁爱”伦理转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让“仁慈隐恻，造次弗离”深入民心。

1.诸子散文：“仁爱”伦理的理论阐释

先秦诸子散文是“仁慈隐恻”思想的“理论载体”，通过“对话”“寓言”阐释“仁爱”的内涵与实践要求：

《论语》：“仁”的日常化表达

《论语》中，孔子通过与弟子的对话，将“仁”从抽象概念转化为日常行为。如子贡问“仁”，孔子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正是“仁慈隐恻”的核心：自己想成功，也帮助他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帮助他人通达。又如子路问“仁”，孔子答“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强调“对待他人需恭敬、对待百姓需庄重”，体现“仁慈”的态度。这些对话让“仁慈隐恻”变得“可理解、可践行”。

《孟子》：“恻隐之心”的寓言化论证

《孟子》中，孟子通过“孺子入井”的寓言，生动论证“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这个寓言将“仁慈隐恻”的“非功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直观感受到“恻隐之心”的先天属性。此外，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中，通过“以羊易牛”的故事，论证“君主的仁慈隐恻”是“仁政”的起点，进一步强化了“仁慈”的实践价值。

2.史传文学：“仁行”的典范化记录

史传文学（如《史记》《汉书》）通过“人物传记”，记录历史上“仁慈隐恻，造次弗离”的典范，为后人提供“道德榜样”：

《史记?魏公子列传》：信陵君的“仁士”形象

信陵君（魏无忌）是《史记》中的“仁士”典范，其“仁慈隐恻”体现在“尊贤”与“救赵”两件事上：①尊贤：他“礼贤下士”，亲自驾车迎接“看门的侯赢”“卖酒的朱亥”，不以身份高低待人，体现对“贤士”的仁慈；②救赵：秦围赵国，赵国危在旦夕（造次情境），信陵君不顾“魏王反对”，“窃符救赵”，不仅救了赵国，也避免了“诸侯唇亡齿寒”的危机，体现“造次弗离”的仁行。司马迁称赞他“名冠诸侯，不虚耳”，正是肯定其“仁慈隐恻”的品格。

《汉书?循吏传》：龚遂的“仁吏”形象

龚遂是西汉着名的“循吏”（爱民如子的官员），其“仁慈隐恻”体现在“治理渤海”的事件中：渤海地区“饥荒严重，盗贼横行”（造次情境），龚遂上任后，不“派兵镇压”，反而“开仓放粮、减免赋税”，并“教导百姓种地养蚕”，最终“盗贼平息，百姓富足”。他说“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将百姓的“作乱”归咎于“官吏不仁慈”，体现“仁慈隐恻”的执政理念。《汉书》将其列为“循吏”，正是为了树立“仁政”的典范。

3.明清小说：“仁爱”的大众化传播

明清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通过“通俗故事”，将“仁慈隐恻，造次弗离”传播到民间，成为全民的“道德共识”：

《三国演义》：刘备的“仁君”形象

刘备是《三国演义》中“仁慈隐恻”的核心形象，作者通过“携民渡江”“摔阿斗”“白帝城托孤”等情节，塑造其“仁君”品格：①携民渡江：曹操大军追击，刘备“弃樊城而走”，但坚持“带领百姓逃难”，手下劝他“弃民速行”，他答“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体现“造次”时对“仁慈”的坚守；②摔阿斗：赵云单骑救阿斗，刘备接过阿斗后“掷之于地”，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体现对“部下”的仁慈。这些情节让“仁慈隐恻”成为百姓对“好君主”的评判标准。

《水浒传》：宋江的“仁魁”形象

宋江虽有争议，但《水浒传》中，作者通过“济困扶危”的情节，塑造其“仁魁”（仁义领袖）形象：①济困：宋江在“郓城县押司”任上，常“资助贫苦百姓”，如“给阎婆母女钱葬夫”“救武松于危难”，体现日常的“仁慈隐恻”；②扶危：梁山起义后，面对“朝廷围剿”（造次情境），宋江始终坚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希望“招安后为国家效力，让兄弟们有个好归宿”，虽最终悲剧，但体现“造次”时对“仁道”的坚守。这些情节让“仁慈隐恻”成为百姓对“好领袖”的期待。

六、现实意义：“仁慈隐恻，造次弗离”的当代价值

在个体主义盛行、社会关系疏离的当代，“仁慈隐恻，造次弗离”的传统智慧，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能破解“情感冷漠”“道德功利化”“应急失范”等社会困境，为个人品德提升、社会和谐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

1.个人层面：破解“情感冷漠”，培育“共情能力”

当代社会，“情感冷漠”成为普遍问题——网络上“看客心态”（如围观他人苦难而无动于衷）、生活中“邻里陌生”（如对邻居困境漠不关心），根源在于“恻隐之心”的泯灭。“仁慈隐恻”的智慧，正是破解这一问题的钥匙：

培育“共情能力”：守护“恻隐之心”

个人可通过“关注他人苦难”“参与公益活动”培育共情能力：如阅读“弱势群体的故事”（如留守儿童、残疾人），感受其困境；参与“志愿者活动”（如社区服务、救灾支援），亲身体验“帮助他人的快乐”。这种“共情”正是“仁慈隐恻”的起点——只有先“感受他人的苦难”，才能生“帮助他人的意愿”。

践行“日常仁行”：落实“仁慈之举”

个人可通过“微小善举”践行“仁慈隐恻”：如帮老人过马路、给环卫工人递瓶水、为灾区捐款捐物。这些“日常小事”虽小，却能让“仁慈”从“情感”转化为“行动”，避免“空有同情而无作为”。正如孔子所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日常仁行”是培育“仁慈品格”的基础。

2.社会层面：破解“道德功利化”，构建“互助共同体”

当代社会，“道德功利化”现象突出——部分人“行善为博名声”（如摆拍公益照片）、“助人求回报”（如帮助他人后索要好处），背离了“仁慈隐恻”的非功利本质。“造次弗离”的智慧，能推动社会构建“非功利的互助共同体”：

倡导“应急互助”：坚守“造次弗离”

社会可通过“宣传应急互助案例”“建立应急互助机制”，推动“造次”情境下的仁爱实践：如宣传“疫情中志愿者逆行支援”“地震中陌生人相互救助”的案例，弘扬“危难中坚守仁慈”的精神；建立“社区应急互助小组”，让居民在“火灾、疾病”等紧急情境中能“相互帮助、共渡难关”。这种“应急互助”正是“造次弗离”的当代体现——在极端情境下，不背弃对他人的关爱。

发展“公益慈善”：弘扬“仁慈隐恻”

社会可通过“规范公益组织”“鼓励全民慈善”，让“仁慈隐恻”成为社会风尚：如加强对公益组织的监管，避免“慈善腐败”（如挪用善款），确保“善举真正惠及弱者”；推广“微慈善”（如每月捐10元给贫困学生），让慈善成为“全民习惯”。这种“公益慈善”正是“仁慈隐恻”的社会化实践——让“关爱他人”从个人行为升华为社会行为。

3.国家层面：破解“治理失范”，推进“民生为本”

当代国家治理中，“民生为本”是“仁慈隐恻”的集中体现，而“应急治理”则是“造次弗离”的关键考验。“仁慈隐恻，造次弗离”的智慧，能为国家治理提供伦理支撑：

完善“民生政策”：践行“仁慈隐恻”

国家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推进共同富裕”，将“仁慈隐恻”融入民生治理：如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避免“因病致贫”；推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百姓共享发展成果。这些政策的核心，正是“以百姓为中心”的“仁慈”——不漠视民生需求，不放弃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强化“应急治理”：坚守“造次弗离”

国家可通过“完善应急体系”“提升应急能力”，在“造次”（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中坚守民生底线：如建立“全国统一的灾害预警系统”，提前规避风险；加强“应急物资储备”，确保灾害发生后“物资及时到位”。如2020年新冠疫情中，中国“全国支援武汉”“免费治疗患者”，正是“造次弗离”的国家实践——在“公共卫生危机”的极端情境下，不背离“以人民生命安全为第一位”的“仁慈”原则。

4.国际层面：破解“霸权主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背景下，“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盛行，而“仁慈隐恻，造次弗离”的智慧，能为国际合作提供伦理基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践行“人道主义援助”：体现“仁慈隐恻”

中国在国际上倡导“人道主义援助”，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支援非洲国家建设”，这些行动的核心，正是“对他国人民的仁慈隐恻”——不漠视其他国家的苦难，不放弃国际责任。

应对“全球危机”：坚守“造次弗离”

面对“气候变化”“粮食危机”等全球“造次”情境，中国坚持“多边合作”，如“推动《巴黎协定》落实”“向粮食短缺国家提供援助”，体现“造次”时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坚守——不因本国利益而忽视全球危机，不背离“人类命运与共”的“仁慈”本质。

七、结语：传承仁爱智慧，构建美好未来

“仁慈隐恻，造次弗离”作为中华传统“仁爱”伦理的核心准则，历经千年传承，其“共情悲悯”的情感本质、“知行合一”的实践要求，从未过时。在当代社会，这一智慧不仅是破解“情感冷漠”“道德功利化”“治理失范”的钥匙，更是构建“个人品德高尚、社会和谐温暖、国家治理完善、国际合作共赢”的思想基础。

对个人而言，“仁慈隐恻”是“为人之本”——守护恻隐之心，践行日常仁行，才能成为“有温度的人”；“造次弗离”是“修身之要”——在困境中坚守仁爱，才能成为“有品格的人”。

对社会而言，“仁慈隐恻”是“和谐之基”——弘扬非功利的互助精神，发展公益慈善，才能构建“有温情的社会”；“造次弗离”是“稳定之要”——完善应急互助机制，才能应对风险挑战，成为“有韧性的社会”。

对国家与世界而言，“仁慈隐恻”是“治理之魂”——坚持民生为本、人道主义援助，才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造次弗离”是“责任之要”——在危机中坚守底线、多边合作，才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传承“仁慈隐恻，造次弗离”的智慧，不是要回归古代的生活方式，而是要汲取其“关爱他人、坚守正义、知行合一”的精神内核，结合当代特点转化为“可践行的道德准则”。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守护“人性的温暖”，构建“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