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存以甘棠， 去而益咏。（2/2）

这种“不令而从”的效果，正是儒家追求的“德治理想”。而“存以甘棠，去而益咏”，则将这一理想浓缩为八字——它告诉后世官员：真正的治理，不是靠权力压制，而是靠道德感召；真正的权威，不是靠职位赋予，而是靠民心拥戴。

2.对“民本”思想的诠释：“民惟邦本”的生动实践

儒家的“民本”思想，核心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而召公的甘棠实践，正是“民本”思想的生动实践。

（1）“民本”的前提：“尊重百姓”的平等意识

“民本”不是“官员对百姓的施舍”，而是“官员对百姓的尊重”。召公“决狱政事其下”的行为，恰恰体现了这种平等意识：

他不在官府办公，而到乡野树下——这打破了“官民之间的空间隔阂”，让百姓能近距离接触官员，感受到被尊重；

他“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这打破了“贵族与平民的等级隔阂”，让百姓感受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感受到被重视。

这种“尊重”，是“民本”思想的起点。正如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百姓的地位高于国家，更高于君主。召公的实践，正是这种“民贵君轻”思想的原始雏形。

（2）“民本”的结果：“民心即天命”的认同

儒家认为，“天命”与“民心”是一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上天的看法就是百姓的看法，上天的听闻就是百姓的听闻。因此，赢得民心，就是赢得天命；失去民心，就是失去天命。

召公的“去而益咏”，正是“民心即天命”的最佳证明：

召公赢得了民心，因此即便他去世，百姓仍“歌咏之”，其德政仍被传颂——这意味着他的“影响力”没有因生命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成为一种“永恒的精神力量”；

后世统治者若想“固邦宁”，就必须学习召公的“民本”实践，赢得民心——这正是“甘棠符号”对后世的警示意义：民心是国家最稳固的根基，德政是赢得民心的唯一途径。

综上，“存以甘棠，去而益咏”本质是儒家“德治”与“民本”思想的“具象化表达”：甘棠树是德治的载体，百姓歌咏是民心的体现；德治是赢得民心的手段，民心是国家稳固的根本——这一逻辑，构成了中国传统治理文化的核心内核。

四、历史演进：从西周到明清的“甘棠符号”重构

“存以甘棠，去而益咏”所承载的“甘棠符号”，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被“重构”——不同朝代的统治者、文人、百姓，都根据自身需求，对“甘棠”的意义进行补充、延伸，使其从“西周地方符号”变为“全国性德政符号”，从“历史记忆”变为“现实治理的参照”。

1.春秋战国：从“地方歌咏”到“儒家经典”

西周灭亡后，“甘棠”的记忆并未消失，而是通过《诗经》的编订，进入“儒家经典”体系，完成了第一次“符号升级”。

孔子编订《诗经》时，将《召南?甘棠》收入“国风”，使其从“召地百姓的民间歌咏”，变为“儒家倡导的德政教材”。孔子强调“《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而《甘棠》的“思召公之政”，正是“无邪”的体现——它传递的是“对善政的向往、对好官的怀念”，符合儒家的伦理标准；

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在论述“德治”“民本”思想时，虽未直接提及“甘棠”，但都以召公为“圣臣”典范。如孟子提出“仁政”，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上》），这与召公“轻徭薄赋、公正执法”的实践一脉相承——“甘棠符号”虽未被明说，却已融入儒家的治理理念中。

这一时期，“甘棠”完成了从“民间记忆”到“儒家经典”的转变，为后世“甘棠符号”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2.汉唐：从“经典符号”到“官方祭祀”

汉唐时期，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甘棠符号”也从“思想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统治者开始通过“祭祀甘棠树”“修建甘棠庙”，将“甘棠”纳入官方礼制，使其成为“官方认可的德政符号”。

汉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召公当年理政的“甘棠旧地”（今陕西凤翔一带），已出现“甘棠祠”，地方官员会定期祭祀，以“缅怀召公、倡导德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这种祭祀活动更具官方色彩——它不仅是对历史的纪念，更是对官员“为政以德”的警示；

唐代：唐太宗李世民重视“以史为鉴”，召公作为“德政典范”被多次提及。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当时的地方官会将《甘棠》诗刻于石碑，立于官署前，提醒自己“以召公为榜样”。此外，唐代诗人多有咏甘棠之作，如白居易《别州民》诗云：“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将“甘棠”与“百姓送别好官”关联，进一步丰富了“甘棠符号”的内涵（即“好官离任，百姓不舍”）。

这一时期，“甘棠”完成了从“经典符号”到“官方礼制”的转变，成为统治者“教化官员、安抚民心”的工具。

3.宋明：从“官方符号”到“全民共识”

宋明时期，随着科举制的普及、理学的兴起，“甘棠符号”进一步下沉，从“官方层面”渗透到“民间层面”，成为“全民认同的德政符号”。

宋代：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而“甘棠”所代表的“德政”，被视为“天理”在治理中的体现。朱熹在《诗集传》中注解《甘棠》时，强调“召公之德，惠及于民，故民爱其树而不忍伤也”，将“护树”与“存德”直接关联，使“甘棠符号”的道德意义更加明确。此外，宋代地方官普遍重视“甘棠遗迹”的保护，如河南陕州、山东曲阜等地，都有“甘棠树”的记载，百姓会自发祭拜；

明代：《千字文》成为蒙学必修教材，“存以甘棠，去而益咏”被纳入儿童启蒙教育——蒙童从小就通过这八字，了解“召公甘棠”的故事，理解“好官应如召公”的标准。同时，明代地方志中，“甘棠庙”“甘棠树”的记载大幅增加，如《大明一统志》记载，全国有十余处“甘棠遗迹”，每一处都伴随着“好官理政”的传说（即便这些“好官”与召公无关，百姓也会以“甘棠”称之）。

这一时期，“甘棠”完成了从“官方符号”到“全民共识”的转变——上至皇帝、官员，下至百姓、蒙童，都认可“甘棠=德政=好官”的逻辑，“甘棠符号”真正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

五、文化渗透：多载体中的“甘棠记忆”传承

“存以甘棠，去而益咏”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思想层面，更通过“诗歌、绘画、建筑、地名”等多元文化载体，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无处不在的甘棠记忆”。

1.诗歌：“甘棠咏”成为“好官文学”的核心主题

从《诗经?甘棠》开始，“咏甘棠”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主题，几乎所有赞美“好官”的诗歌，都会提及“甘棠”。这种“甘棠咏”，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直接缅怀召公，如三国魏曹植《朔风诗》：“甘棠犹存，废宅生苔。”唐代杜甫《甘棠行》：“苦遭此物多伎俩，龙蛇腾踔终不难。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自从献宝朝河宗，无复射蛟江水中。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此处虽以“甘棠”起兴，实则缅怀唐太宗的德政，暗合召公典故）；

另一类是借“甘棠”赞美当代好官，如宋代范仲淹《和葛闳寺丞接花歌》：“甘棠城上客先醉，苦竹岭头人未归。”这里的“甘棠城”，指的是治理得好的城市，“甘棠”即指代“好官”；明代于谦《咏煤炭》：“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虽未提“甘棠”，但“为苍生谋”的精神，与召公“甘棠理政”一脉相承，后世也常以“甘棠遗爱”评价于谦。

这些诗歌，让“甘棠符号”通过文字流传，成为“好官文学”的核心意象——只要提到“甘棠”，读者就会联想到“德政”与“民心”。

2.绘画：“甘棠图”成为“德政题材”的经典范式

中国古代绘画中，“甘棠图”是“德政题材”的重要范式，画家通过描绘“甘棠树下百姓与官员互动”的场景，传递“德政”理念。

宋代：宫廷画家常绘制“甘棠图”，作为“赏赐给好官”的礼物。如《宣和画谱》记载，画家郭熙曾绘《甘棠图》，画面中“甘棠繁茂，召公端坐树下，百姓环绕左右，或诉或听”，生动再现了“甘棠理政”的场景；

明代：民间画家多绘制“甘棠图”，作为“民间教化”的工具。如明代谢缙绘制的《甘棠图》，画面简洁，仅绘一棵甘棠树、一位官员、几位百姓，但题跋中明确写道：“召公之德，存于甘棠；好官之德，存于民心。”这种“图+文”的形式，让不识字的百姓也能理解“甘棠”的意义。

“甘棠图”的流传，让“甘棠符号”通过视觉形象传递，比文字更直观、更易被大众接受。

3.建筑与地名：“甘棠实体”成为“德政记忆”的空间载体

除了文学与绘画，“甘棠”还通过“建筑”（甘棠庙、甘棠亭）与“地名”（甘棠县、甘棠乡），成为“德政记忆”的空间载体。

建筑：据地方志记载，明清时期，全国有数十座“甘棠庙”，如陕西凤翔甘棠庙（召公原治地）、河南开封甘棠庙、江苏苏州甘棠庙等。这些庙宇多由地方官或百姓修建，供奉“召公”，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会诵读《甘棠》诗，宣讲召公德政——“甘棠庙”成为“德政教育”的场所；

地名：许多地方因“甘棠”而得名，如湖北云梦县有“甘棠乡”，湖南临湘市有“甘棠镇”，江西吉安市有“甘棠村”等。这些地名的背后，往往都有“好官理政”的传说——即便没有直接关联，百姓也愿意用“甘棠”命名，以表达对“德政”的向往。

这些“实体载体”，让“甘棠符号”从“抽象思想”变为“可触摸、可感知的空间存在”，使“德政记忆”得以在具体的地域中传承。

六、当代启示：“甘棠符号”的现代价值转化

进入现代社会，“存以甘棠，去而益咏”所承载的“甘棠符号”，并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反而在“廉政建设、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展现出重要的现代价值。我们需要对这一传统符号进行“现代转化”，使其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1.对基层治理的启示：“甘棠理政”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契合

召公“巡行乡邑，决狱政事其下”的“甘棠理政”模式，与当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为基层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启示一：“贴近百姓”是基层治理的核心。召公放弃“官署办公”，选择“树下理政”，本质是“主动拉近与百姓的距离”。当代基层干部也应学习这种“亲民作风”，多到田间地头、社区楼院走访，倾听百姓诉求，避免“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决策”；

启示二：“公正利民”是基层治理的目标。召公“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核心是“公正”；“轻徭薄赋”，核心是“利民”。当代基层治理也应坚持“公正”与“利民”——在处理矛盾纠纷时，不偏袒、不徇私；在制定政策时，以“百姓利益”为出发点，解决好“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

近年来，各地推行的“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本质都是“甘棠理政”的现代实践——通过“贴近百姓、公正利民”，实现基层的和谐稳定。

2.对廉政建设的启示：“甘棠遗爱”与“为官留名”的价值导向

“存以甘棠，去而益咏”传递的核心价值是：官员的“名”，不在于职位高低、财富多少，而在于百姓是否真心怀念。这对当代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意义。

警示一：拒绝“政绩工程”，追求“民心工程”。有些官员热衷于“造高楼、修大道”等表面政绩，却忽视百姓的实际需求——这种“政绩”，百姓不会认可，也不会留存。而像召公那样，做“轻徭薄赋、公正执法”等“民心工程”，即便没有惊天动地的举措，也会被百姓铭记；

警示二：拒绝“权力寻租”，坚守“廉洁奉公”。召公的德政，源于他对“权力”的敬畏——他将权力用于“为民谋利”，而非“为己谋私”。当代官员也应学习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守住“底线”，不碰“红线”，才能赢得百姓的信任与尊重。

如今，各地廉政教育基地中，常有“甘棠遗爱”的典故展示——通过召公的例子，教育官员“如何为官、为谁为官”，这正是“甘棠符号”在廉政建设中的现代应用。

3.对文化传承的启示：“甘棠记忆”与“传统文化活化”的实践

“甘棠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民本”思想的重要载体，保护、传承“甘棠记忆”，是“传统文化活化”的重要实践。

一方面，要保护“甘棠实体遗迹”。目前，全国仍有部分“甘棠树”“甘棠庙”遗迹，如陕西凤翔的“召公甘棠”、河南三门峡的“甘棠苑”等。应对这些遗迹进行修缮保护，并将其打造为“德政教育基地”，让游客在参观中了解“甘棠故事”，感受“德政思想”；

另一方面，要创新“甘棠文化传播形式”。可以通过“动画、短视频、舞台剧”等现代媒介，重新演绎“召公甘棠”的故事——如制作《千字文里的中国》系列动画，用生动的画面讲述“存以甘棠，去而益咏”的内涵；或创作舞台剧《甘棠树下》，展现召公“亲民理政”的场景，让“甘棠符号”被更多年轻人接受。

通过“实体保护+创新传播”，“甘棠记忆”不仅能得以传承，更能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纽带”。

结语：跨越三千年的“德政密码”

“存以甘棠，去而益咏”八字，承载着一段跨越三千年的“德政记忆”：从西周召公“甘棠理政”的实践，到《诗经》百姓“勿剪勿伐”的歌咏；从《千字文》的蒙学启蒙，到汉唐的官方祭祀；从宋明的全民共识，到当代的廉政教育——“甘棠符号”始终是中国传统治理文化的“核心密码”。

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治理，不是靠权力的威慑，而是靠道德的感召；真正的政绩，不是靠文字的记载，而是靠民心的沉淀；真正的留名，不是靠职位的高低，而是靠百姓的歌咏。

在当代社会，我们不必再“存甘棠树以怀人”，但“存德政以惠民”的理念，仍需坚守；我们不必再“咏《甘棠》诗以抒情”，但“以民心为导向”的追求，仍需延续。从“甘棠树下”到“百姓身边”，从“召公之德”到“当代善政”——这跨越三千年的“德政密码”，始终是中国治理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重要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