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学优登仕 ， 摄职从政 。（2/2）

没有“摄职”的桥梁，“内圣”只能是“纸上谈兵”，“外王”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摄职”的存在，确保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可行性，让“学优登仕，摄职从政”成为一个完整的实践体系。

四、历史实践：“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正反案例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不仅是理念，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来的实践准则。历史上，无数“士大夫”践行这一理念，留下了正面的典范；也有部分人背离这一理念，成为反面的警示。

1.正面案例：以“学优”行“仁政”的典范

（1）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实践者

范仲淹（989-1052年）是宋代“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典型代表：

“学优”：范仲淹出身贫寒，幼年丧父，靠“划粥断齑”苦读儒家经典，最终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展现了“学优”的毅力与才华；

“登仕”：进士及第后，范仲淹历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泰州西溪盐仓监、苏州知州等职（摄职与正式从政结合），逐步从基层官员晋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

“从政”：在从政期间，范仲淹践行“民本”理念——任泰州时，主持修建“范公堤”，抵御海潮，保护百姓农田；任参知政事时，推行“庆历新政”，改革吏治、减轻赋税，试图实现“仁政”；即便被贬，仍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范仲淹的一生，完美诠释了“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内涵——以“学优”为基础，以“登仕”为途径，以“从政”为实践，最终实现“外王”的理想。

（2）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的集大成者

曾国藩（1811-1872年）是清代“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典范：

“学优”：曾国藩出身湖南农家，六岁入塾，苦读儒家经典，27岁考中进士（二甲第四名），精通“程朱理学”，兼具“德”与“才”；

“登仕”：进士及第后，曾国藩历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读、内阁学士等职（摄职历练），37岁升任礼部侍郎，成为朝廷重臣；

“从政”：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曾国藩组建“湘军”，平定叛乱，挽救清朝统治；同时，他推行“洋务运动”，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吏治上，他整顿官场风气，强调“廉洁”“勤政”，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的“立德、立功、立言”（《曾国藩家书》是“立言”的代表），正是“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最高成就——通过“学优”实现“内圣”，通过“登仕从政”实现“外王”，成为后世“士大夫”的标杆。

2.反面案例：背离“学优”的“从政”悲剧

（1）严嵩：“才优而德寡”的奸臣

严嵩（1480-1567年）是明代“学优”与“德劣”背离的典型：

表面“学优”：严嵩25岁考中进士（二甲第二名），擅长诗文、书法，具备“才优”的条件；

实际“德劣”：严嵩“登仕”后，为追求权力，谄媚嘉靖帝，陷害忠良（如夏言、杨继盛），贪污受贿（家产相当于全国数年财政收入），成为明代着名的奸臣；

后果：严嵩的“从政”，不仅导致朝政腐败，还引发“庚戌之变”（蒙古俺答汗兵临北京），百姓深受其害。

严嵩的案例证明：“学优”若缺乏“德优”的支撑，“登仕从政”只会成为“谋利”的工具，最终导致“政乱”与“民苦”——这正是儒家强调“德才兼备”的原因。

（2）蔡京：“学优而心术不正”的乱臣

蔡京（1047-1126年）是宋代“学优”与“心术不正”的代表：

“学优”：蔡京23岁考中进士，书法造诣深厚（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具备“才优”的条件；

“心术不正”：蔡京“登仕”后，投靠王安石、司马光等不同派系，反复无常，为权力不择手段；任宰相期间，推行“新法”的变种，搜刮民财，导致“花石纲”之祸（为修建艮岳，强征百姓财物），引发方腊起义；

后果：蔡京的“从政”，加速了北宋的灭亡，最终他被宋钦宗贬谪，死于途中，百姓“莫不恨之”。

蔡京的案例进一步说明：“学优”的“才”，若用于“谋私”而非“利民”，则会成为“害民”的工具——这正是“学优登仕，摄职从政”中“德优”优先于“才优”的核心原因。

五、文化影响：塑造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精神”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深刻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精神”，并对中国的教育、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1.对教育的影响：“教育为从政服务”的传统

“学优登仕”的理念，让中国传统教育形成了“以从政为目标”的导向：

教育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因为经典是“登仕”的考试内容（如科举考经义）；

教育目的：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人才”（如书院教育中，老师除了讲经，还会教学生“如何为官”）；

社会观念：“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汪遵《神童诗》），因为“读书”是“登仕”的唯一途径，而“登仕”是最高的社会价值。

这种教育传统，一方面推动了儒家思想的普及（几乎所有读书人都学习儒家经典），另一方面也形成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即便贫寒家庭，也会尽力供子女读书，希望通过“学优登仕”改变命运。

2.对政治的影响：“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理念，推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官员构成：从汉代察举制到隋唐科举制，官员主要由“学优”的“士”担任，形成了“士大夫阶层”；

政治理念：官员以儒家“仁政”“民本”为治国理念，强调“以德治国”而非“以力治国”；

政治伦理：官员以“廉”“勤”为行为准则，以“为民服务”为己任，形成了“清官文化”（如包拯、海瑞等）。

“士大夫政治”的形成，让中国传统政治避免了“纯粹的贵族政治”或“纯粹的军事政治”，而是以“知识精英”为核心，强调“道德与能力结合”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治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如汉唐盛世、宋明中兴，都与“士大夫”的治理有关）。

3.对文化的影响：“家国情怀”的传承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理念，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

“家国同构”：儒家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体的，“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士”通过“学优登仕”，不仅是为了个人前途，更是为了“家族荣誉”与“国家兴衰”；

“责任担当”：“士”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作为自己的使命，即便“登仕”不成，也会通过着书立说、教书育人，传播儒家理念，为国家培养人才（如孔子、孟子、朱熹等）；

“文化认同”：“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理念，让“士”成为儒家文化的载体，通过“从政”将儒家文化推广到全社会，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认同。

这种“家国情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影响了无数中国人——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是“家国情怀”的体现。

六、当代启示：“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现代转化

进入现代社会，科举制已废除，“士大夫阶层”已消失，但“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核心精神——“以学习提升自我，以服务社会为己任”，仍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我们需要对这一理念进行“现代转化”，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1.“学优”的现代转化：从“儒家经典”到“多元知识”

现代社会的“学优”，不再局限于儒家经典，而是“德才兼备”的多元提升：

“德优”：从“孝悌仁义”扩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强调个人品德与社会公德的统一；

“才优”：从“经史子集”扩展为“多元知识体系”（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人文艺术），强调“通识教育”与“专业能力”的结合；

学习目的：从“为登仕”扩展为“为个人成长与社会服务”，即通过学习，不仅提升个人竞争力，还能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例如，现代公务员考试中，除了考察“行政能力”（才优），还会考察“申论”（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与“道德品行”（如政审），这正是“学优”现代转化的体现。

2.“登仕”的现代转化：从“科举”到“多元职业选择”

现代社会的“登仕”，不再是“唯一出路”，而是“多元职业选择”中的一种：

职业平等：“仕”（公务员）与“商”（企业家）、“学”（学者）、“工”（工程师）等职业平等，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能服务社会，都是“有价值的选择”；

准入机制：“登仕”（成为公务员）通过“公务员考试”（笔试+面试），考试内容注重“现代知识”与“实践能力”（如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申论），而非传统的儒家经典；

价值导向：“登仕”的目的仍是“服务人民”，而非“追求权力”，这与传统“以道事君”的理念一脉相承（如现代公务员的“为人民服务”宗旨）。

例如，当代许多年轻人选择成为公务员，是为了参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这正是“登仕”现代价值的体现。

3.“摄职从政”的现代转化：从“代理官职”到“实践历练”

现代社会的“摄职从政”，转化为“实践历练”的普遍要求：

基层历练：现代公务员入职后，通常会被安排到基层岗位（如乡镇、社区）历练（对应传统“摄职”），了解群众需求，积累工作经验；

职业培训：通过“岗前培训”“在职培训”，提升公务员的业务能力（如政策解读、群众沟通、应急处理），确保“从政”的专业性；

考核机制：通过“绩效考核”“群众评价”，考察公务员的工作成效，确保“从政”的实效性（对应传统“摄职”后的考核）。

例如，当代“选调生”制度，就是让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锻炼，通过“实践历练”成为合格的公务员——这正是“摄职从政”现代转化的体现。

4.核心精神的传承：“以学修身，以政为民”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核心精神——“以学修身，以政为民”，始终具有现实意义：

对个人：通过学习提升德才，实现自我价值；

对社会：通过服务（无论何种职业），推动社会进步；

对国家：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人才，实现国家发展。

例如，当代“最美公务员”“时代楷模”等群体，他们以“学优”为基础（具备专业能力与道德品质），以“从政”为途径（担任公务员），以“为民”为目标（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正是“学优登仕，摄职从政”核心精神的当代传承。

结语：跨越千年的精神遗产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八字，看似简单，却浓缩了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与实践路径。它从《千字文》的蒙学启蒙出发，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塑造了中国的教育传统、政治文化与民族精神，成为跨越千年的精神遗产。

在当代社会，我们不必拘泥于“登仕”的传统形式，也不必局限于“儒家经典”的学习内容，但“以学修身、以服务社会为己任”的核心精神，仍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无论是成为公务员、企业家、学者，还是普通劳动者，只要我们以“学优”提升自我，以“为民”为价值导向，就是对“学优登仕，摄职从政”最好的现代诠释。

这份跨越千年的精神遗产，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更是当代人实现自我价值、服务社会的重要指引——它提醒我们：学习的目的，永远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进而建设更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