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铁腕主任与被命运裹挟的青春（1/2）
想起老周、勇哥他们这群热气腾腾的同事，思绪就像被风吹开的旧账本，一页页翻过，难免会停在那些带着沉重底色的页码上。其中最让我唏嘘的，不是自己当年在名利场的沉浮，而是两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同事——宝国和大勇，以及那位一手攥着车间纪律、却似乎弄丢了人情味的李主任。
李主任比我大十岁，和老周他们算是同辈人，却活得像个紧绷的发条。作为车间主任，他在单位里是出了名的“铁腕”，个子挺高，腰板永远挺得笔直，脸上很少有笑容，眉头常年拧成一个川字，看人时眼神锐利得像手术刀，仿佛能穿透人的皮肉，直抵你心里那点偷懒的小心思。我和他几乎没有过正经对话，顶多是在车间走廊遇见时，他微微颔首，我点头致意，空气里都带着几分拘谨的凉意。
说不上对他有什么厌恶，毕竟他没针对过我，但也绝对谈不上喜欢。他更像一个符号，一个那个年代某些基层领导的缩影——把“规矩”二字刻进骨子里，却把“人心”二字抛在了脑后。那时候我总觉得，他的办公室不像个管理者的落脚点，倒像个审判庭，门口常年飘着一股压抑的气息，连路过的同事都忍不住放轻脚步，生怕被他抓去“谈话”。
和我同批进单位的年轻人里，宝国和大勇是最扎眼的两个。我们都是80后，05年左右走进社会，一头撞进了化工单位森严的管理制度里。宝国个子180左右，皮肤黝黑，消瘦，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透着股憨厚劲儿；大勇则截然相反，高高大大，长得特别帅，很阳光，眼神里带着几分桀骜不驯的叛逆，像头没被驯服的小兽。我们三个年纪相仿，又都是车间里的“新人”，自然凑得近，下班偶尔会一起去吃碗拉面，他俩会在宿舍里分享一包烟，聊聊对未来的迷茫，吐槽单位里的条条框框。
那时候的我们，心里都揣着一股躁动的劲儿，总觉得年轻就该肆意妄为，上班打卡、坐岗值守的日子，像一张无形的网，把我们困得喘不过气。可同样是不想上班，我们的退路却天差地别。我仗着有副业，组织模特走秀、搞几场比赛能挣到比工资多几倍的钱，请假扣工资对我来说无关痛痒，顶多是少领点死工资，不影响生活质量。可宝国和大勇不行，他们是实打实的“月光族”，工资是唯一的收入来源，一旦断了，日子就捉襟见肘。
尤其是宝国，活得比谁都憋屈。他家是农村的，父母把他送进这个国企，就是图个稳定，能攒钱娶媳妇。为了“帮”他存钱，父亲也在国企，母亲没有工作，宝国上班后父母直接把他的工资卡收了过去，每个月只给他二百块零花钱，美其名曰“节流”。二百块钱，在零几年的油城，够吃几顿快餐，够买几包烟，却根本经不起任何额外的开销。我们偶尔凑在一起吃饭喝酒，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不让他掏钱，知道他兜里比脸还干净。
我至今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小卖部买冰棍，宝国摸遍了全身口袋，只掏出皱巴巴的两块钱，红着脸说自己想吃个巧乐兹，还差五毛钱。那时候巧乐兹刚流行，五毛钱的差价，却让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窘迫得手足无措。最后是大勇掏出五块钱，拍在柜台上，大大咧咧地说：“多大点事，我请你！”宝国接过冰棍，低着头，半天没说话，只是小口小口地啃着，眼神里的落寞，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年轻人嘛，谁不想和朋友热热闹闹地玩，谁不想手头宽裕点，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可宝国连这点小小的愿望都满足不了。我们都劝过他，跟父母好好说说，留些零花钱，可他摇摇头，说父母不容易，攒钱都是为了他将来好。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却找不到发泄的出口，只能在上班时蔫头耷脑，下班了跟着我们蹭吃蹭喝，脸上的笑容很少，眼神里的光也渐渐暗淡下去。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他顶多是熬到结婚，拿回工资卡，日子就能慢慢好起来。谁也没想到，命运会给这个憨厚的小伙子一记沉重的耳光。2009年，单位分流，我被调到了别的厂办，和宝国、大勇渐渐断了联系，只是偶尔从老同事嘴里听到他们的消息。直到2011年的一天，我在新单位上班，突然接到老周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叹了口气，说：“小宇，你知道吗？宝国进去了，劳教一年，工作也没了。”
我当时手里的笔“啪”地掉在桌上，半天没反应过来，反复确认：“哪个宝国？是咱们以前车间那个宝国？”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老周在电话里慢慢跟我讲了来龙去脉，听完之后，我心里堵得慌，说不出的难受。
宝国是因为摇头丸进去的。不是因为他自己吸，而是因为没钱，想挣点快钱，就帮别人捎带，偶尔卖点给熟人。据说他不是被人赃并获的，是警察突击检查一家KTV，抓到了几个吸毒的，其中一个人慌乱之下，供出了从宝国这里买过货。警察以为挖到了一条大鱼，兴师动众地跟踪了他好几个月，结果查来查去，发现他就是个小虾米，手里根本没多少货，也没什么下线，就是想挣点零花钱补贴生活。
老周说，警察后来也挺无奈的，按说情节不算严重，但有人指证，加上他贩卖了一定数量，最后还是判了劳教一年。“你说这孩子，怎么就走上这条路了呢？”老周在电话里叹气，“他要是当时敢跟家里闹一闹，手里能有点钱，至于吗？要是那会儿他真去了广东，跟着那些人混，估计就不是一年劳教那么简单了，说不定这辈子就毁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桌前，半天没动。眼前总浮现出宝国啃着巧乐兹，低着头的样子。他不是坏孩子，只是太穷了，太想摆脱那种捉襟见肘的日子，才一时糊涂，踩进了坑里。可这一时的糊涂，却让他丢了工作，毁了名声，人生轨迹彻底偏离了原来的方向。我忍不住想，如果他的父母能多理解他一点，不把他的工资卡看得那么死，给他留些喘息的空间；如果我们当时能多劝劝他，让他知道哪怕穷一点，也不能碰那些歪门邪道，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
比起宝国的无奈，大勇的结局，更让我觉得惋惜，也更让我对那位李主任心生芥蒂。我始终觉得，大勇走到那一步，李主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勇和宝国不一样，他家里条件不算差，父母都是国企职工，不需要他攒钱养家，他不想上班，纯粹是年轻气盛，觉得上班太束缚，想自由自在地玩。那时候单位的奖金制度很诱人，一个月下来，奖金能有两千块左右，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请假制度也很严格，每请一次假，就扣除奖金的百分之十。按说这个制度还算合理，可对于大勇这种想“摆烂”的年轻人来说，就有了钻空子的想法——反正请假扣奖金，那不如干脆请一个月假，奖金全扣，省得天天上班打卡，还能痛痛快快玩一个月。
他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也确实这么做过几次，虽然扣了奖金，但换来了自由，他觉得值。可谁也没想到，一场睡岗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化工单位，安全是头等大事，坐岗时间睡岗，更是严重违章，一旦出了事，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那天晚上，大勇和同班组的小利值夜班，两个人实在熬不住，就偷偷在值班室里打了个地铺，脱得只剩内裤，钻进去睡着了。他们以为夜深人静，不会有人查岗，却偏偏撞上了单位的突击检查。
查岗的人推开门，看见两个大男人光着膀子、只穿内裤躺在地上睡得正香，气得不行，直接拿出相机拍照取证。据说当时大勇和小利被叫醒时，还迷迷糊糊的，看见相机镜头对着自己，吓得赶紧用手捂住脸，生怕被拍得太清楚。最后那张照片，应该是两个人穿着裤子，光着膀子坐在地铺上，双手挡着脸，一脸委屈又慌乱的样子，现在想想，场面或许有些滑稽，但在当时，却是天大的麻烦。
照片被直接送到了李主任的办公室，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李主任是出了名的好面子，觉得自己管理的车间出了这么严重的违章，还被拍了照，丢尽了脸面。他当即拍了桌子，下令严肃处理。按照单位规定，睡岗属于严重违章，每人扣除一千块奖金，这个处罚合情合理，大勇和小利也认了，毕竟是自己犯了错，该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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