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12章 远方的明信片（1/2）

十一月的西南山区，晨雾像牛奶一样浓稠，缠绕在青翠的山峦之间。

盘山公路如一条灰色的带子，在陡峭的山壁上蜿蜒盘旋，一侧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另一侧是刀削般的崖壁。

刘星雨坐在一辆破旧的中巴车上，身体随着颠簸的路面左右摇晃。

车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透过它看出去，世界都带着一层朦胧的滤镜。

她穿着深蓝色的冲锋衣，头发简单扎成马尾，脸上有长途跋涉后的疲惫，但眼睛依然明亮。

这是她参加的“山区医疗援助”项目的第三周。项目由广东省卫健委组织，抽调全省各大医院的骨干医生，深入西南偏远山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巡回义诊。

医院神经内科只有一个名额，她主动申请了。

“刘医生，还有半小时就到了。”坐在前排的领队老周回过头说。

老周五十多岁，是省疾控中心的老专家，这次负责整个医疗队的协调工作。

“好。”刘星雨点头，目光依然投向窗外。

窗外，山峦叠嶂，梯田如画。偶尔能看到零星散布的村寨，木结构的吊脚楼依山而建，炊烟袅袅升起。

更远处，云雾缭绕的山巅若隐若现，像仙境，也像与世隔绝的孤岛。

这就是她要工作的地方——一个连手机信号都时有时无，医疗资源几乎为零的偏远山区。

中巴车拐过一个急弯，刘星雨的身体猛地向一侧倾斜。

她下意识地抓住前排座椅的靠背，手指碰到了随身背包的侧面口袋。

口袋里，装着几样重要的东西：医师资格证复印件、工作证、一支笔，还有……一叠空白的明信片。

那是她出发前在医院门口的小店买的，十张一套，印着南方的标志性景点——小蛮腰、中山纪念堂、珠江夜景。

当时她想：也许可以寄给一些重要的人，告诉他们，她去了远方，一切都好。

但现在，看着窗外这完全不同的世界，她觉得那些印着城市风景的明信片，与这里格格不入。

上午十点，中巴车终于抵达此行的目的地——云岭乡卫生院。

说是卫生院，其实只是一栋两层的水泥小楼，外墙斑驳，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

楼前有一片不大的水泥地，已经停了几辆车——救护车、药品运输车，还有当地卫生局派来的工作车。

医疗队的其他成员已经先到了，刘星雨下车时，看到院子里已经搭起了几个蓝色的临时帐篷，上面挂着横幅：“广东省医疗援助队义诊点”。

帐篷前排起了长队，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穿着朴素的民族服饰，脸上带着山区人特有的、被阳光和风霜雕刻出的痕迹。

“刘医生，这边！”神经内科的同事张医生向她招手。

张医生来自省人民医院，比刘星雨大五岁，这次是第二次参加山区援助。

刘星雨走过去，放下背包：“情况怎么样？”

“比想象中复杂。”张医生压低声音，“刚才初步筛查，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这些常见病就不说了，还发现了好几例疑似神经系统疾病——有个老人手抖得厉害，可能是帕金森；

还有个孩子，三岁了还不会说话，家长以为是‘贵人语迟’，但我看没那么简单。”

刘星雨点头：“先安顿下来，然后开始工作。”

卫生院给他们安排的住宿条件很简陋——二楼的两个房间，男女各一间，每间房里摆着四张行军床。

没有独立卫生间，洗澡要去一楼的公共浴室，而且只有冷水。

刘星雨选了靠窗的一张床，放下行李。

从窗户看出去，能看到整个院子和远处的山峦。

院子里，义诊已经开始，医生们穿着白大褂坐在临时搭起的桌子后，耐心地为村民检查、问诊、开药。

她换上了白大褂——在山区，白大褂不仅是工作服，更是一种象征。当村民们看到这身白色时，眼睛里会流露出信任和期待。

刘星雨的第一位病人，就是张医生提到的那个手抖的老人。

老人七十三岁，彝族，名叫阿普。

他坐在刘星雨面前的凳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但依然止不住地颤抖——那是一种有节律的、每秒4-6次的震颤，典型得几乎不需要鉴别诊断。

“这样多久了？”刘星雨用尽量慢的语速问。她不确定老人是否能听懂普通话。

陪同来的儿子翻译成彝语。老人回答了几句，儿子翻译：“三年多了，开始只是右手抖，现在两只手都抖，拿不了碗，拿不了筷子。”

刘星雨做了简单的神经系统检查——肌张力增高，姿势步态异常，面部表情减少。典型的帕金森病表现。

“以前看过医生吗？”

儿子摇头：“没有，乡里卫生院看不了，去县里要坐半天车，阿爸不肯去，而且……也没钱。”

刘星雨沉默，她打开药箱，取出几种常用的帕金森病药物——左旋多巴、普拉克索。

这些药在城市医院很常见，但在这里，可能是这些老人第一次见到。

“这些药，每天按时吃。”她仔细交代用法用量，又让儿子重复一遍确认，“开始剂量要小，慢慢加，一个月后如果还不好，要去县医院做详细检查。”

“医生，这药……贵吗？”儿子小心翼翼地问。

“不贵。”刘星雨说，“我们这次带来了一些，先给你们，以后可以去县医院开，这些药都在医保目录里。”

其实她知道，即使有医保，对于这些山区家庭来说，长期服药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但她能做的，只有这么多——诊断，给药，交代注意事项。

至于后续的治疗、康复、生活质量改善，需要的是整个医疗体系的支撑，而不仅仅是几次义诊。

老人接过药，双手合十，用彝语说了句什么。

儿子翻译：“阿爸说，谢谢医生，你真是个好人。”

刘星雨的眼睛，有些发热。

“不客气。”她轻声说，“要按时吃药。”

老人起身离开时，刘星雨注意到他走路的样子——小碎步，身体前倾，像随时会摔倒。

她叫住儿子：“扶好你阿爸，走路小心。”

“好，好。”

看着父子俩互相搀扶着离开的背影，刘星雨深吸一口气，调整情绪，叫了下一位病人。

义诊持续到晚上七点，天完全黑透。

山区没有路灯，只有卫生院里透出的微弱灯光，和远处村寨里零星的火光。

医疗队用自带的发电机供电，但为了省油，只开了必要的几盏灯。

晚饭是简单的盒饭——米饭，青菜，一点腊肉。

大家围坐在卫生院的小会议室里，边吃边交流今天的情况。

“我今天看了四十七个病人。”心内科的李医生说，“几乎全是高血压，而且控制得极差，有个大妈，血压200/110，居然说自己‘没什么感觉’。”

“我这边也是。”儿科的王医生说，“营养不良、发育迟缓……很多问题其实不难解决，但就是缺医少药，缺健康知识。”

刘星雨安静地听着，慢慢吃饭。

她今天看了三十九个病人，除了帕金森，还有几例偏头痛、紧张性头痛，一例疑似多发性硬化，但因为缺乏影像设备，无法确诊。

“刘医生，你那边怎么样？”老周问。

“神经系统疾病比想象中多。”刘星雨说，“而且很多都已经到了中晚期，如果早发现、早治疗，情况会好很多。”

“这就是我们来的意义。”老周说，“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播下一些种子——健康知识的种子，早诊早治的种子。”

饭后，大家各自休息。

刘星雨回到二楼的房间，另外三个女医生已经在洗漱。

她拿了毛巾和洗漱用品，去一楼的公共浴室。

浴室里只有冷水，十一月的山区，夜晚气温已经降到十度以下，冷水淋在身上，刺骨的冷。

但她没有抱怨，快速洗完，换上干净的衣物。

回到房间，其他医生已经睡了。

山区夜晚安静得可怕——没有车流声，没有人声，只有偶尔的狗吠和风声。

刘星雨躺在床上，却睡不着。

她拿出手机，想看看有没有信号——只有一格，时断时续。

微信勉强能打开，但图片加载不出来，消息也发不出去。

她退出微信，打开相册。

里面有几张今天拍的照片——义诊的场景，村民排队等候的样子，孩子们好奇的眼神。

还有一张，是她趁休息时拍的远山。

层层叠叠的山峦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像一幅水墨画。

她看着这些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从背包侧袋里，拿出那叠明信片。

明信片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突兀——映着现代化的城市景观，与这个原始的山村格格不入。

刘星雨拿起一张，是小蛮腰的夜景。

璀璨的灯光，现代化的建筑，繁华的都市。

那是她生活了的城市，是她熟悉的、习惯了的世界。

而此刻，她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她拿出笔，在第一张明信片上写，然后，又拿起一张，是中山纪念堂的日景。

她知道，如果寄给他，他一定会在同学群里分享。

这样，所有同学都会知道——刘星雨在山区，一切都好。

不需要单独寄给每个人，不需要刻意告知。

只需要一个中间人，一个自然的传递。

她又写了几张——给科室主任，给带教老师，给几个要好的同事。

最后，还剩两张。

一张是珠江夜景，一张是山里的日出。

她拿起珠江夜景的那张，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没有落下。

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

高三教室，梧桐树下，毕业那天。

同学会上那段一分四十七秒的视频。

机场书店里那本深蓝色的书，还有……那本放在阳城老宅书房里的日记。

最终，她没有写下任何字。

只是把这张明信片，放回了那叠写好的明信片里。

然后，拿起最后一张日出的明信片。

这一次，她写下：

“致十八岁的自己：

你曾想‘救人’，现在我在做。

你曾想‘去远方’，现在我在远方。

你曾害怕孤独，但现在我学会了与孤独和解。

谢谢你，曾经的理想，让我成为今天的我。”?

写完后，她把这张明信片单独放在一边。

不寄出去，只留给自己。

第二天中午，乡卫生院的院长要去县里开会，答应帮医疗队寄信。

刘星雨把写好的明信片交给他，包括那张没有写字的珠江夜景。

“这张……”院长看着空白的那张，“不写吗？”

“不写了。”刘星雨说，“就这样寄吧。”

“好。”

院长把明信片装进一个塑料袋里，小心地放进背包。

“大概多久能寄到？”刘星雨问。

“县里邮局三天发一次车到省城，然后转寄到各地。”院长说，“……大概要十天左右吧。”

十天，在这个即时通讯的时代，一封信要走上十天。

但刘星雨觉得，这样很好。

有些消息，不需要即时。

有些问候，不需要立刻回应。

有些“一切都好”，可以慢慢传递，慢慢被知晓。

义诊进入第二周，工作节奏越来越快。

医疗队不仅要接待每天从各个村寨赶来的村民，还要抽时间下乡巡诊——去那些更偏远、交通更不便的村寨，刘星雨跟着队伍去了两次。

第一次是去一个叫“云雾寨”的村子，需要徒步三个小时。

山路陡峭，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路，只能抓着藤蔓和树枝往上爬。

她背着二十多斤的药箱，走到一半时，汗水已经湿透了衣服。

但到达寨子时，看到那些等待的村民，她觉得一切都值得。

寨子里没有诊所，没有医生，甚至没有最基本的药品。

村民们生病了，要么硬扛，要么用土方，要么走几个小时的山路去乡卫生院。

刘星雨在寨子中央的空地上摆开摊子，开始看病。

这天，她看了五十多个病人。从头痛脑热，到慢性病管理，到神经系统疾病的筛查。

有一个八岁的男孩，癫痫发作多年，家人以为是“鬼上身”，从未就医。

刘星雨给了抗癫痫药，详细交代了用法，又反复强调：“这不是鬼上身，是病，可以治。”

男孩的母亲握着她的手，泪流满面：“医生，谢谢你，谢谢你……”

那一刻，刘星雨觉得，这一路的辛苦，值了。

第二次下乡，是去一个更远的寨子，需要在山里过夜。

那天晚上，医疗队住在寨子里的吊脚楼上。

没有电，用油灯照明，晚饭是村民准备的简单饭菜——玉米饭，野菜，一点腊肉。

饭后，大家围坐在火塘边聊天。

寨子里的老人用彝语讲述着寨子的历史，年轻人翻译给大家听。

火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温暖而柔和。

刘星雨坐在角落里，安静地听着。

她想起广州，想起医院，想起那些现代化的医疗设备，那些复杂的病例讨论，那些永无止境的论文和课题。

而这里，如此简单，如此原始。

但生命的重量，是一样的，疾病的痛苦，是一样的，对健康的渴望，是一样的。

深夜，她走到吊脚楼的走廊上，看着山里的夜空。

没有光污染，星空璀璨得令人窒息。银河横跨天际，像一条发光的河流。

偶尔有流星划过，留下一道短暂而美丽的光痕。

她拿出手机，想拍下这星空。

但手机拍不出来——像素不够，镜头太小，拍不出星空的壮丽。

于是她放下手机，只是静静地看着。

用眼睛记录，用心记住。

十天后，阳城。

下午三点，前台小妹拿着一叠信件进来：“王总，有您的信。”

“信？”王大锤愣了一下，这个时代，谁还写信？

他接过来，最上面是一张明信片——印着小蛮腰的夜，翻过来，看到熟悉的字迹：

“王大锤，好久不见，我在山区义诊，这里医疗条件很差，但村民们很需要帮助，想起高中时你说要‘做有意义的事’，现在我在做，希望你也一切都好。

刘星雨”?

王大锤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刘星雨？

那个五年没见，只在同学会上通过一段视频“见面”的刘星雨？

他仔细看邮戳——某县，日期是十天前。

山区义诊……

他立刻拿出手机，打开高中同学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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