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求学者众（2/2）

马修立即回答：“正式学习三年，但阅读相关文献已有五年。我读过《黄帝内经》的法文译本，也读过沈教授您1987年发表在《中医杂志》上的那篇《论辨证与辨病的结合》。”

沈墨轩眼中掠过一丝惊讶，转向哈里斯：“此子有心。”

就这样，马修·勒布朗成了诊所第一个国际见习生。没有正式协议，没有薪酬，只在诊所后院给他安排了一间小宿舍。他的任务是协助整理国际文献，并在沈墨轩看诊时做翻译——为后续可能到来的非中文访问者做准备。

马修到来后第三天，第二位访客出现了。这次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德国医生，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汉斯·穆勒。与马修的热情不同，穆勒教授严谨、保守，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

“哈里斯医生，我必须坦白，”在会客室里，穆勒用精确的英语说，“我对你们的研究仍持保留态度。但我校医学院院长认为，无论结论如何，这种跨文化医学对话本身就值得关注。他派我来进行为期两周的观察。”

沈墨轩通过马修的翻译了解了来意，平静回应：“穆勒教授，科学需要怀疑精神。欢迎你观察，也欢迎你提问。”

穆勒的观察从质疑开始。他带着笔记本，记录每一个细节：中药处方的配伍原则，针灸穴位的选择依据，中西医治疗的时间安排。每天下午，他都会提出一系列问题，有些相当尖锐。

“沈教授，您为这位患者选择足三里和三阴交穴位，依据是什么？有没有随机对照试验证明这个选择优于其他穴位组合？”

“哈里斯医生，你们联合用药时，如何排除药物相互作用的风险？有没有系统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马修在翻译这些问题时，常常感到尴尬。但沈墨轩总是耐心解答，有时直接展示病历记录，有时引用古今文献，有时坦然承认：“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正在研究中。”

一周后，穆勒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依然严谨，但提问的语气从质疑变成了探究。有一天，在观察沈墨轩治疗一位顽固性失眠患者后，他私下对哈里斯说：“我注意到，沈教授不仅开药，还详细询问患者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饮食偏好，然后给出全方位的调整建议。这让我想起我祖父——他也是个老派医生，总是花很多时间与病人谈话。现代医学丢失了这个传统。”

哈里斯点头：“这就是整体医学的魅力。不是只看病，而是看生病的人。”

五月底，诊所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团体——四位来自印度不同地区的医生。领头的是新德里全印医学科学院的教授拉吉夫·夏尔马，一位兼具阿育吠陀医学和现代医学背景的学者。

“在印度，我们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夏尔马教授在交流会上说，“阿育吠陀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如何用现代科学验证和发展它？如何与西方医学建立平等对话？你们的研究给了我们启发。”

随行的一位年轻女医生补充：“更重要的是，你们证明了这种对话可以产生真正创新的临床方案。这比任何理论辩论都有说服力。”

沈墨轩安排了两天的学术交流。印度医生们展示了阿育吠陀的理论体系、诊断方法、草药治疗。哈里斯分享了研究设计和数据统计方法。最有趣的是比较环节：中医的“气血”与阿育吠陀的“普拉那”（生命能量），中医的“阴阳平衡”与阿育吠陀的“三大能量”（瓦塔、皮塔、卡法）平衡，中医的辨证论治与阿育吠陀的个体化治疗原则。

“虽然概念体系不同，但对生命的整体观、对个体差异的重视、对自然疗法的运用，有很多相通之处。”夏尔马教授感慨。

沈墨轩深有同感：“东方医学传统各有特色，但共享某种根本智慧。这种智慧，正是现代医学在追求精确性时可能丢失的。”

印度代表团离开前，夏尔马教授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能否建立一个非正式的东方医学研究网络？分享经验，合作研究，共同探索传统医学的现代化路径？”

这个提议让哈里斯和沈墨轩都很感兴趣。当晚，他们与夏尔马教授初步讨论了合作框架：每年一次小型研讨会，共同申请国际研究基金，青年学者交流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