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哈里斯的重估（2/2）

陈教授的治疗方案出乎哈里斯的意料：不是开一大堆草药，而是首先调整饮食和作息，配合特定穴位的艾灸和温和的太极拳练习。药物治疗只用了一味经典方剂的加减，剂量很小。

“这能有什么用？”哈里斯私下问。

“恢复平衡，”陈教授说，“不是直接攻击疾病，而是重建身体自我调节的能力。”

哈里斯不以为然，但仍然每周记录患者的进展。第一个月，变化微小：疼痛评分从8降到7.5，晨僵时间缩短了十五分钟。第二个月，王先生说他“感觉身体轻了一些”。第三个月，他手指的活动度有了肉眼可见的改善。

最让哈里斯困惑的是实验室指标的变化：炎症标志物CRP从42g/L降至28g/L，血沉从68/h降至45/h。这些是客观指标，不能用安慰剂效应解释。

“但作用机制是什么？”哈里斯追问，“方剂里有哪些活性成分？作用靶点是什么？”

陈教授当时的话，哈里斯至今记得：“西医问‘是什么在起作用’，中医问‘为什么起作用的系统失衡了’。两个问题都重要，但顺序不同。”

那一年，哈里斯延长了在天津的停留时间。他开始系统学习中医基础理论，从《黄帝内经》的节选读起，参加天津医科大学的晚间课程。最初的阶段充满挫败感——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腑经络，这些概念在他的知识体系里找不到对应物。

“就像在学一门全新的语言，”他在给伦敦朋友的信中写道，“语法完全不同，但描述的是同一个世界——人体与疾病。”

艾莉森在录音机仍然运转的安静中等待。哈里斯从回忆中抽离，拿起桌上的茶杯，水温刚好。

“所以您开始相信了？”艾莉森问。

“不，”哈里斯摇头，“不是‘相信’，而是‘试图理解’。作为一个科学家，‘相信’不是恰当的动词。我需要的是可观察的现象、可验证的假说、可重复的结果。”

他停顿了一下，整理思绪：“让我举个例子。中医里有‘肝主疏泄’的理论，描述肝脏调节情绪和气机流通的功能。在最初，我认为这完全是隐喻式的、前科学的描述。但在临床上，我观察到：有慢性肝病的患者，确实常常伴有情绪问题；调节情绪的干预，有时能改善肝功能指标。”

“然后呢？”

“然后我开始寻找背后的生物学机制。现代研究显示，肝脏不仅是一个代谢器官，它产生的多种物质直接影响神经系统功能。肝脏疾病时积累的毒性物质可以穿过血脑屏障，影响情绪中枢。肝脏也参与应激激素的代谢。突然之间，‘肝主疏泄’不再只是诗意的隐喻，而可能是一个基于长期观察的功能性描述，只是使用了不同的概念语言。”

艾莉森快速记录着：“所以您在做翻译工作？把中医概念翻译成现代医学术语？”

“部分是，但不止如此，”哈里斯身体前倾，“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扩展。西医擅长分析、分解、定位——找到具体的致病因子、受损的分子通路、病变的解剖位置。中医擅长观察关系、系统、动态平衡——看到各个部分如何相互影响，系统如何偏离平衡，又如何恢复。”

“这两种思维方式能融合吗？”

“不是融合，是互补，”哈里斯说，“就像用显微镜和卫星地图看同一片森林。显微镜能看到叶片的细胞结构，卫星能看到森林的整体轮廓和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两者都是真实的，都是有用的，只是尺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