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章 钱的声音比枪响（1/2）
莫斯科的银行早晨九点开门。
伊万八点四十就等在门口了。他裹着那件厚重的呢子大衣，领子竖起来挡住半张脸，呼出的白气在清晨的冷空气里凝成细小的冰晶。
街对面的面包店已经排起了队，人们沉默地站在寒风中，偶尔跺跺脚，像一群等待迁徙的候鸟。
安德烈是从侧门出来的。他朝伊万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前一后走进银行旁边的小巷。
巷子里堆着积雪，脏兮兮的，墙角有流浪猫翻找食物的痕迹。
“都安排好了。”安德烈压低声音，从大衣内袋掏出一张纸条，“工业局的索洛维约夫副局长，文化遗产委员会的米哈伊洛娃主任，土地局的瓦西里耶夫处长。每个人收钱的户头不一样，我已经分好了。”
纸条上写着三串银行账号，还有对应的数字。伊万扫了一眼，七万美金，分三个口袋装。
“他们不担心？”
“担心什么？”安德烈笑了，笑容里带着那种在体制里浸淫多年的人才懂的讽刺，“现在卢布每天都在贬值，今天能买一条面包的钱，明天可能只够买半条。美元？美元是硬通货，是保命的玩意儿。”
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点燃，深吸一口：“伊万，你知道这个国家现在最流行什么笑话吗？说一个人去银行存钱，问柜员：‘请问存款利率是多少？’柜员反问：‘你要存多久？’那人说：‘三年。’柜员说：‘那利率是百分之三百。’那人很高兴：‘这么高！’柜员补充：‘是的，三年后你取钱的时候，那笔钱够买一条面包。’”
伊万没笑。他看着巷子口，看见一个老太太颤巍巍地走过来，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卢布，朝面包店的方向走去。
她的背驼得很厉害，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像是在和时间本身赛跑。
“钱什么时候能到账？”他问。
“今天下午三点前，打到这三个户头。明天上午，所有批文就会下来。”
安德烈弹了弹烟灰，“晚上有个饭局，索洛维约夫想见见你。”
“有必要吗？”
“有。”安德烈盯着他，“他想知道你是谁的人，背后站着谁。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安全感的问题——他得确定，拿了你的钱不会惹上更大的麻烦。”
伊万沉默了一会儿。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沉重，悠长，在莫斯科清冷的晨空里回荡。
“告诉他，”伊万说，“我背后站着的是生意。干净的生意。”
安德烈笑了，这次笑得真心实意：“这话说得好。现在莫斯科最缺的，就是干净的生意。”
哈尔滨，傍晚五点半。
孙卫东推开那家小酒馆的门时，热气混杂着油烟味扑面而来。
店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多是附近的工人，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大声说笑，碰杯声、划拳声、锅铲翻炒声混成一片嘈杂而鲜活的交响。
沈墨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已经摆了一盘锅包肉。
他今天没穿西装，换了件灰色的夹克，看起来比在办公室时年轻几岁。
只是坐姿依旧挺直，与周围那些松垮着身子的食客形成鲜明对比。
“沈总来这么早。”孙卫东拉开椅子坐下，朝服务员招手，“来两瓶哈啤，要冰的！”
沈墨笑了笑：“孙总约的酒，不敢迟到。”
啤酒很快上来，瓶身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孙卫东用开瓶器撬开瓶盖，泡沫涌出来，他赶紧凑上去喝了一口。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带走了一天的燥热。
“这地方，”沈墨环顾四周，“很有烟火气。”
“厂里的老兄弟都爱来这儿。”孙卫东给他倒酒，“菜实在，酒真，老板不坑人。你看那边——”
他指了指角落里一桌，几个穿着北极光工装的中年男人正喝得脸红脖子粗：“那是包装车间的老王，旁边是老李，质检科的。他们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来这儿喝一顿。”
沈墨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几个工人显然已经喝高了，正扯着嗓子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跑调跑得厉害，但唱得真情实感。
“我以前在可口可乐的时候，”沈墨忽然开口，“公司也有员工聚餐，但都是在星级酒店，每人面前摆着三四副刀叉，说话要压低声音，笑不能露齿。”
他喝了口啤酒：“第一次参加那种聚餐，我连餐巾该怎么叠都不知道。”
孙卫东看着他，没说话。
“后来我学会了。”沈墨接着说，“学会怎么用正确的姿势切牛排，怎么品红酒，怎么在酒会上和人聊天——聊天气，聊高尔夫，聊最新的财经新闻。但我总觉得，那些话不是说给人听的，是说给一个叫‘体面’的东西听的。”
锅包肉上来了，炸得金黄酥脆，浇着琥珀色的糖醋汁。
孙卫东夹了一块放到沈墨碗里：“尝尝，这才是人吃的东西。”
沈墨咬了一口。酸甜适中，外酥里嫩，肉香混着葱姜的香气在口腔里炸开。他咀嚼得很慢，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
“好吃。”他说。
“好吃就多吃。”孙卫东自己也夹了一块，腮帮子塞得鼓鼓的，“沈总，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们这些土办法。觉得我们粗，觉得我们不专业。”
沈墨放下筷子：“我没这么想。”
“你有。”孙卫东直视他，“但你也有你的道理。咱们厂子现在两千多人，产品卖到七个省，还出口苏联。再像以前那样凭感觉做事，确实不行。”
他给自己倒满酒，又给沈墨倒上：“可沈总，你得明白一件事——咱们这些人，是从泥地里爬出来的。
你那些表格、流程、KPI，对我们来说，就像给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讲微积分。
他听不懂，不是因为他笨，是因为他还没长到那个年纪。”
沈墨端起酒杯，在手里转着。窗外的天已经暗下来了，路灯次第亮起，昏黄的光晕染在玻璃上。
“孙总，”他开口，声音很轻，“你知道我为什么从可口可乐辞职吗？”
孙卫东摇头。
“因为我发现，我在那里学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在教我怎么把一瓶糖水卖得更贵。”
沈墨笑了，笑容里有些苦涩，“但没人教我，怎么让喝这瓶水的人真的觉得值。”
他喝了口酒：“来到北极光，我第一次看到生产线上的工人，会因为自己做的饮料好喝而笑。
第一次看到经销商，会因为多卖了几箱货，特意跑到厂里来感谢。
第一次看到陈总，会因为孩子的一句‘爸爸做的汽水最好喝’，在办公室里红了眼眶。”
“这些东西，”沈墨说，“在可口可乐的财报上，叫‘品牌忠诚度’，叫‘消费者黏性’。但我现在觉得，它们有另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
“人情。”沈墨说，“中国式的人情。这东西不科学，不量化，上不了报表，但它能让一个厂子在零下三十度的冬天里活下来，能让一群没读过多少书的人，做出跟国际巨头掰手腕的产品。”
孙卫东愣住了。他盯着沈墨，看了很久，然后举起酒杯：“沈总，这话说得……像咱们自己人说的话。”
两只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所以，”沈墨放下酒杯，眼睛里有了光，“咱们得一起想办法。怎么把你的‘人情’，装进我的‘表格’里。
怎么让老赵老王他们，既不用丢掉几十年的经验，又能跟上时代的规矩。”
“这不容易。”
“容易的事轮不到咱们做。”沈墨夹起第二块锅包肉，“陈总常说，咱们最擅长的就是在没路的地方踩出路。现在，不过是又一条新路。”
酒馆里越来越热闹了。又有一拨工人进来，熟稔地和老板打招呼，找空位坐下。
电视机里放着新闻联播，声音开得很大，但没人认真听。
人们更关心今天的酒够不够劲，明天的活累不累，孩子的学费还差多少。
在这片嘈杂中，孙卫东和沈墨的对话还在继续。
他们讨论着校园音乐节的细节，讨论着怎么平衡预算和效果，讨论着怎么应对可口可乐可能的反击。
话语间有争论，有妥协，但更多的是尝试理解对方眼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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