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射雕与神雕14（1/2）

第十四章杨康入仕

绍兴十八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才二月末，终南山下的积雪就已化尽，溪水潺潺，野草冒出新绿，连风都带着温润的气息，吹在脸上不再刺骨，而是像母亲的手，轻柔地抚过。逍遥别院里，腊梅刚刚谢去，院角的几株桃树就迫不及待地吐出了花苞，粉嫩嫩的，在枝头颤巍巍地立着，像是少女羞红的脸。

孩子们脱去厚重的冬衣，换上轻薄的春衫，在院中追逐嬉闹。最小的那几个在药圃边捉迷藏，稍大些的在晾晒药材，最大的几个则在陆乘风的指导下学习记账。笑声、读书声、算盘声，混合着药草的清香，飘荡在别院的上空，安宁而祥和。

杨康坐在书房窗前，手里握着一卷书，是《宋刑统》的注释本。阳光透过新发的桃枝，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今年十八岁了，身量已经完全长开，肩宽腰窄，背脊挺直，往那儿一坐，就是一棵挺拔的青松。眉目间褪去了少年的稚气和圆润，多了几分青年人的棱角和沉稳——眉峰更显，鼻梁更挺，下颌线清晰分明。只是那双眼睛，依然清澈，只是清澈里沉淀了更多东西：有读万卷书后的明理，有行万里路后的练达，还有一份独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既想展翅高飞又难免忐忑的复杂心绪。

但他握着书的手指，却有些发白，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凸起。书页半天没有翻动一页，眼神飘向窗外，看着那些嬉闹的孩子，看着远处云雾缭绕的终南山峰，眼神悠远，不知在想些什么。

“紧张？”我端着茶盘走进去，把一盅清心安神的百合莲子羹放在他面前，温声问道。

杨康回过神，看到是我，连忙起身：“师娘。”他苦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感激，也有掩饰不住的忧虑，“有点。会试在即，说不紧张是假的。毕竟……准备了这么久。”

我示意他坐下，自己也在他对面坐下。春日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暖洋洋的，将书房里浮动着的微尘照得清晰可见。书架上堆满了书，有医书，有史书，有律法，有农书，还有这些年他自己做的笔记，厚厚一摞，都是心血。

“以你的才学，中个进士应当不难。”我缓缓道，舀了一碗羹推到他面前，“你师父让我来问问，会试之后，你有什么打算？是想留在临安翰林院，做个清贵编修，还是……”

“外放。”杨康毫不犹豫地说，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

我挑眉，有些意外：“外放？这可是苦差事。同科进士，谁不挤破头想留在翰林院？那里清闲，体面，又能接近中枢，将来升迁也快。外放做个知县，天高皇帝远，事多权小，做好了是应该，做不好就是罪过。”

“我知道。”杨康放下书卷，目光清明如洗，直视着我，“但师娘，您和师父教了我这么多年，教我识药草、辨脉象、治伤病；教我读史书、明律法、知民生；教我种田、算账、修桥、铺路……不是为了让我在翰林院里吟诗作赋，写那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吧？”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了些，但更加恳切：“您二位教我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句话，这些年我反复咀嚼，越嚼越觉得重，也越嚼越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

这话问得我心头一暖，像是一股温流淌过。是啊，从十二岁到十八岁，整整六年。我们看着他长大，教他医术，让他明白生命的可贵；教他武功，让他有自保之力；教他读书，让他明辨是非；教他农事，让他知道百姓疾苦。我们给他看《宋民录》，让他了解真实的世界；带他下乡义诊，让他看见最底层的生活；让他参与逍遥令牌的推行，让他明白规矩和秩序的重要。

这一切，确实不是为了培养一个在翰林院里皓首穷经、吟风弄月的清流文官。

“你想去哪里？”我问，声音柔和下来。

“边境。”杨康说，眼中闪着光，那是一种混合着理想和热忱的光芒，“北边，或者西边。哪里最苦，哪里最乱，哪里百姓最需要人，我就想去哪里。”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远方：“这些年，我跟着师父师娘义诊，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我看到过黄河决堤后，灾民易子而食的惨状；看到过边境百姓在金兵铁蹄下瑟瑟发抖的恐惧；看到过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后，百姓家破人亡的绝望。”他转过身，眼神坚定，“师娘，我想做点实事。我不想在京城的高墙里，看着奏折上冰冷的数字，想象着千里之外的苦难。我想去那里，站在那片土地上，和那里的百姓一起，面对苦难，改变苦难。”

我看着这个十八岁的少年。阳光从他身后照来，给他周身镀上一层金边。他的脸庞还带着青春的棱角，但眼神已经有了超越年龄的成熟和担当。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雨夜，那个冲进别院浑身湿透、眼中燃烧着不甘和迷茫的少年。那时的他，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幼兽，挣扎着想要找到出口。而如今的他，已经长成了一只羽翼渐丰的鹰，知道自己要飞向何方。

“你师父说了，你想去哪里都行。”我收回思绪，把茶碗往他面前推了推，“我们支持你。不过外放之前，他有三句话要送给你。”

杨康立刻正襟危坐，神情肃穆：“弟子恭听。”

“第一句，”我一字一句，说得很慢，“审案须查实据，治县先问农桑，御敌当用民心。”

少年重复了一遍，眼中若有所思：“审案不凭口供，要重证据；治县不搞虚文，要抓根本；御敌不靠高墙，要得人心……弟子记下了。”

“第二句，”我继续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求千古留名，但求问心无愧。官做得好不好，不是看上司怎么评价，不是看同僚怎么议论，是看你治下的百姓，能不能吃饱饭，穿暖衣，睡安稳觉。”

杨康重重点头，眼神明亮：“弟子明白。当官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不是为了青史留名，是为了实实在在为百姓做点事。”

“第三句呢？”他追问。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才缓缓道：“第三句是——记住你姓杨，也记住你叫杨康。杨家后人，当有风骨；杨康之名，当有担当。你身上流着杨家的血，背负着父母的血仇，这是你的来处，也是你的枷锁。但你不只是杨家后人，你还是杨康，是你自己。你的路，要你自己走；你的名，要你自己挣。不必被仇恨困住，也不必被‘杨家’二字束缚。做一个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父母师长，也对得起你自己的——杨康。”

这话说得重。杨康沉默了，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页。良久，他才抬起头，眼圈微红，但眼神更加清明坚定。

“弟子记住了。”他说，声音有些哽咽，但每一个字都清晰有力，“杨家后人，当有风骨；杨康之名，当有担当。弟子……不会让师父师娘失望，不会让爹娘蒙羞，也不会……辜负自己。”

“那就好。”我拍拍他的肩，“去吧，好好准备会试。考完了，好好歇几天。前路还长，不急于一时。”

杨康重重点头，端起那碗已经微凉的百合莲子羹，一口一口，认真地喝完。

---

三月，春闱开考。

杨康提前半个月去了临安，住在逍遥商行的一处别院。陆乘风本想陪他去，但别院事务繁忙，走不开，最后是丘处机陪他去的。道长虽然不通文墨，但武功高强，能护他周全，也能在他紧张时开导几句。

会试在礼部贡院举行，连考三场，每场三天。考生入场要搜身，只能带笔墨和干粮，在小小的号舍里一待就是九天。出来时，个个面色蜡黄，脚步虚浮，有些身体差的，直接就晕倒在考场外。

杨康身体底子好，又有武功在身，出来时虽然疲惫，但精神尚可。他回到住处，倒头就睡了一天一夜，醒来后什么也不说，只是看书、练字、打坐，静待放榜。

放榜那日，临安万人空巷。贡院外的照壁上，贴出了黄纸红字的榜文。杨康没去挤，是丘处机去看的。道长挤在人群中，眯着眼找杨康的名字，从后往前找，没找到；从前往后找，终于在第三十七名看到了“杨康”二字。

“中了！中了！”丘处机激动得差点用上轻功，一路飞奔回别院，进门就喊，“康儿！中了！第三十七名！”

杨康正在院子里练剑，闻言收剑而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释然，有喜悦，但更多的是平静——像是完成了一件该做的事，终于可以迈出下一步了。

消息传回终南山别院，陆乘风高兴得差点扔掉拐杖，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像是自己中了进士一样。我让厨房加了几个菜，大家热闹地庆祝了一番。虽然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但这份喜悦，是真真切切的。

殿试在四月，由皇帝亲自在集英殿主持。这不再是考文章，而是考对策，考见识，考应变。杨康准备得很充分，这些年读的书，看的民生，思考的问题，都化作了胸中丘壑。

殿试那日，他穿上了举子的蓝衫，随着其他进士进入皇宫。集英殿上，皇帝高坐，文武百官分列两旁。考题是“论边防与民生”。这个题目，正中杨康下怀。

他提笔，洋洋洒洒写了两千言。从边境地理，到军事部署；从百姓生计，到赋税改革；从互市贸易，到民心向背。既有宏观分析，也有具体建议；既有对现状的忧虑，也有对未来的展望。字里行间，透着年轻人特有的锐气，也透着超越年龄的沉稳和务实。

写完后，他工工整整地誊抄在试卷上，交了上去。

殿试结果出来，杨康得了个二甲第七名。这个名次，不高不低，正好可以外放做知县，又不会太过引人注目——不会因为太靠前而被留在翰林院，也不会因为太靠后而被派到穷山恶水。这或许有他答卷时有意收敛锋芒的缘故，也或许是冥冥中的安排。

总之，这正是他想要的。

吏部的任命下来时，连我都有些意外——襄阳府枣阳县知县。

枣阳在襄阳以北，临近宋金边境，是真正的边陲之地。那里土地贫瘠，气候恶劣，常年受战乱波及，民生凋敝，盗匪横行。加上地处要冲，金兵时常骚扰，宋军也时常驻扎，百姓既要应付天灾，又要应付兵祸，还要应付官吏盘剥，日子苦不堪言。这地方，说是龙潭虎穴也不为过。

“怎么会是枣阳？”陆乘风看着吏部文书，眉头紧皱，“那地方……太危险了。我年轻跑商时去过一次，城墙塌了半边，街上没几个人，县衙破得连门都关不严。而且听说那里的匪患特别严重，有好几股山贼，连襄阳守军都剿不干净。”

“是我自己要求的。”杨康坦然道，接过文书仔细看着，“吏部本来给我安排的是江南富县——湖州德清县，那地方富庶安宁，是个好去处。但我主动上书，请求调往边境。我说，杨家世代忠良，我虽不才，也愿效仿先祖，为国守边。枣阳虽苦，却是大宋北门，关系重大。我愿往枣阳，为陛下守此门户，为百姓谋此生路。”

这话说得硬气，也说得漂亮。既表达了忠心，又展现了担当，还隐含了“杨家后人”的身份——吏部官员看了，既不好拒绝，也乐得顺水推舟，把这块难啃的骨头扔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丘处机听说后，连夜从全真教赶来。他看着任命文书，又看看杨康，眼中满是欣慰，也满是忧虑。

“康儿，好，好！”道长拍着杨康的肩，声音都有些哽咽，“不贪安逸，不畏艰险，主动请缨守边，这才是我杨家的种！你爹娘在天有灵，看到你今天的样子，也该放心了，该笑了！”

但私下里，丘处机还是忧心忡忡地来找我们。那时已是深夜，书房里点着灯，道长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眉头拧成了疙瘩。

“李兄，白姑娘，枣阳那地方……我真不放心。”他压低声音，“金兵时常越境骚扰，杀人抢粮；境内匪患不断，有黑风寨、白虎岭好几股山贼，加起来不下三四百人，个个都是亡命之徒。枣阳县衙那几十个衙役，老的老，弱的弱，真遇上事，顶什么用？康儿才十八岁，虽然武功不错，但双拳难敌四手，我怕他……”

“怕他应付不来？”李莲花接过话头，语气平静，“道长，孩子长大了，总要去飞。我们能做的，是给他准备好翅膀，教他如何飞翔，然后放手。总不能因为他可能会摔跤，就永远把他关在笼子里。”

丘处机叹了口气，揉着眉心：“道理我懂。当年送他去终南山，也是想让他离开王府那个是非之地，学些真本事。这些年看着他长大，学医习武，读书明理，我心里是高兴的。可这次……这次不一样。枣阳那是刀山火海，他是要去当官，要独当一面，要面对真刀真枪，要应付明枪暗箭。我……我就是放心不下。”

“放心。”我安慰道，给道长倒了杯热茶，“我们会暗中看着的。至少第一年，不会让他真出什么事。陆乘风会跟他去枣阳，以逍遥商行的名义开个分号，既能帮他了解民情，传递消息，也能在必要时提供帮助。”

李莲花也点头：“而且，康儿不是一个人。他这些年学的东西，够用了。医术能让他了解民生疾苦，武功能让他自保，读书能让他明辨是非，和我们一起处理逍遥令牌的事，让他学会了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建立规矩。这些，都是他在枣阳能用上的。”

丘处机这才稍微安心，端起茶喝了一口，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那就好，那就好……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

---

临行前，杨康来辞行。

那是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别院里还静悄悄的。杨康换下了常穿的布衣，穿上了七品知县的绿色官服——那是吏部颁发的，崭新的官服，胸前绣着鸂鶒补子，腰间系着素银带，头上戴着乌纱帽。那身官服穿在他十八岁的身上，不显臃肿，也不显老气，反倒衬得他挺拔清正，自有一股端方之气，像一棵刚刚长成的青松，虽未参天，但已有了栋梁之姿。

他跪在堂前，对着我们，也对着丘处机，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

“师父，师娘，丘道长。”他的声音在清晨的寂静中格外清晰，“弟子此去枣阳，路远艰险，不知何时能归。这些年教导之恩、养育之情，弟子铭感五内，永世不忘。”

李莲花上前扶起他：“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以后不必行此大礼。”

杨康站起身，眼眶微红，但强忍着没有落泪。他走到我面前，从怀中取出一个蓝布小包，双手奉上：“师娘，这是我这几年整理的医案和药方，有些是我自己琢磨的，有些是跟您学的，还有些是下乡义诊时从民间收集的偏方验方。留在别院，或许有用。”

我接过布包，入手沉甸甸的，不止是纸的重量，更是一个少年的心血，是他六年光阴的结晶。我打开布包，里面是十几本线装册子，用蝇头小楷写得工工整整，每一页都有日期、病人情况、诊断、用药、疗效。还有几本专门记录了各种疑难杂症的治疗心得，有些方子我都没见过，显然是杨康自己钻研出来的。

“有心了。”我合上册子，小心收好，“我会让别院的孩子们都看看，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康师兄有多用功。”

杨康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笑容里还残留着几分少年人的腼腆。

陆乘风也收拾好了行装，拄着拐杖站在一旁。他也要跟去枣阳，以逍遥商行二掌柜的身份。这几年，陆乘风把别院的产业打理得井井有条，商行已经扩展到十几个州县，有了稳定的货源和客源。他去枣阳，既是为了帮杨康，也是为了开拓北边的生意。

“康儿，走吧。”陆乘风说，“路还长，早点出发，天黑前能赶到下一个驿站。”

杨康点头，最后看了一眼别院——这个他从十二岁起生活的地方，这个给了他温暖、教导和成长的家。晨曦中，别院的青瓦白墙静谧安详，药圃里新绿的药苗在晨风中摇曳，几个早起的孩子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他。

他深吸一口气，转身，大步走向停在院外的马车。

马车是逍遥商行准备的，不算豪华，但结实耐用。车夫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把式，跑过很多次北边的路。杨康和陆乘风上了车，车夫扬鞭，马儿嘶鸣一声，车轮缓缓转动。

我们站在门口，目送马车远去。丘处机站在我身边，道长今天没有穿道袍，穿了一身寻常的灰色布衣，看起来像个普通的老者。他望着渐行渐远的马车，久久不语，只是握着拂尘的手，指节有些发白。

马车消失在晨雾中，留下深深的车辙和满院的寂静。孩子们站在门口，一直望到看不见了，才蔫蔫地回来，有几个年纪小的，已经开始抹眼泪了。

陆乘风拄着拐杖，望着远方的路，轻声说：“总觉得……院子里少了点什么。空落落的。”

是啊，那个从十二岁起就在别院长大的少年，那个跟着我们学医认药、跟着丘处机练剑习武、跟着陆乘风学算账理账的少年；那个会在义诊时耐心安慰病人、会在书房里熬夜读书、会在练功时咬牙坚持的少年；那个从迷茫到坚定、从稚嫩到成熟的少年，就这样踏上了属于他自己的征途，去往一个未知的、充满挑战的地方。

而我们能做的，只有祝福，和等待。

---

杨康到枣阳后的第一封信，是两个月后寄来的。那时已经是初夏，终南山的桃树已经结出了青涩的小果。

信很厚，用了三张信纸，密密麻麻写了十几页。字迹起初工整，后来渐渐潦草，显是越写越激动，越写越想倾吐。

他说枣阳的情况，比想象的更糟。

“我到枣阳那天，是四月初八。天阴着，下着毛毛雨。马车驶进县城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一县治所——城墙塌了好几处，缺口处用木头和泥土胡乱堵着；街道坑坑洼洼，积水混着泥浆，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两旁的房屋，十间有五六间是空的，窗破门歪，屋顶长草。”

“县衙在城中心，还算完整，但也破败不堪。门前的石狮子缺了一只耳朵，大门上的漆剥落得差不多了，推开时吱呀作响，像是随时会散架。衙役只有二十几个，大多老弱，穿着破旧的号衣，无精打采地站在堂下。”

“我到任第一天，还没来得及熟悉情况，县衙门口就聚集了三十多个告状的百姓。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衣衫褴褛的妇人，有面带稚气的少年。他们跪在泥水里，举着状纸，哭喊着‘青天大老爷做主’。”

杨康在信中详细描述了那些案子：王家庄的王老汉，儿子被邻村的恶霸打死，告了半年，县衙不理；李村的李大娘，女儿被山贼掳走，生死不明；张镇的三户人家，田地被乡绅强占，告到县衙，反被打了板子……

“我坐在堂上，听着他们哭诉，看着他们眼中的绝望和期盼，心里又沉又重。那沉，是责任的重量；那重，是良心的压力。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肩上扛的，不仅是朝廷的任命，更是这几万枣阳百姓的身家性命。”

但他没有慌乱。他记着李莲花的话——审案须查实据。

“我把所有案子都记下来，一件件去查。田地去丈量，尸首去检验（虽然已经埋了半年，但我还是请了仵作开棺），证物去收集，证人去询问。有些案子年代久远，证据难寻，我就一遍遍跑，一遍遍问。一个月下来，三十多个案子，结了二十七个。虽然累，每天只睡两三个时辰，但看着百姓拿到公道时流下的眼泪，看着他们跪下磕头说‘谢谢青天大老爷’，我觉得值。”

信的后半部分，写的是他推行“县衙公开审案”的事。

“枣阳以前的案子，都是县官在二堂私下审理，百姓不知情，就容易猜疑，觉得官官相护，有钱能使鬼推磨。我把审案搬到大堂，打开县衙大门，允许百姓旁听。起初有人闹事，在堂下喧哗、起哄，甚至有人想冲上堂来。我就让衙役维持秩序，讲明规矩——可以听，可以看，但不能喧哗，不能干扰审案。第一次公开审案，来了上百人，把大堂挤得水泄不通。”

“效果出奇的好。百姓亲眼看着案子怎么审，证据怎么查，判决怎么下，对县衙的信任就慢慢回来了。有几个陈年积案，就是因为公开审理，有旁听的百姓提供了新线索，才得以破获。比如王老汉儿子被打死的案子，就是有个旁听的老妇人站出来说，她那天在河边洗衣服，看见恶霸带着几个人从河边跑过，手里还拿着带血的棍子。有了这个线索，案子很快就破了。”

我看得连连点头，心中欣慰。公开、透明，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步。杨康做得对，做得聪明。他不是靠威严压服，而是靠道理服人；不是靠官威震慑，而是靠公正取信。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厚厚的手稿，是杨康自己写的《枣阳民生调查报告》。里面详细记录了枣阳的人口、田地、赋税、物产、灾情，甚至每个村的户数、每户的人口、每人的田地，都写得清清楚楚。还有对当地气候、土壤、水源的分析，对百姓主要生计（种地、打猎、采药、小买卖）的描述，对赋税负担、徭役情况的统计。

报告写得极其详实，数据清晰，分析到位，完全不像一个十八岁少年能写出来的东西。显然，这两个月他不仅审了案，还深入乡间，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

“治县先问农桑。”李莲花翻看着报告，眼中露出赞许之色，“他确实听进去了，也做到了。这份报告，比很多在任多年的知县都写得好。”

报告的最后，杨康提出了几个初步设想：

一是在县城设“劝农司”，请经验丰富的老农，教百姓新的耕作法，比如轮作、间作、施肥；引进耐旱耐贫的作物，如高粱、粟米。

二是在各乡设“义仓”，丰年时百姓自愿捐粮，县衙也拿出一部分结余购粮储存；荒年时开仓放赈，平价售粮，防止粮商囤积居奇。

三是在边境设“互市点”，允许枣阳百姓与对岸的金国商人交易。枣阳产药材、兽皮、山货，金国那边有马匹、羊毛、盐铁。互市可以互通有无，增加百姓收入，也能缓和边境紧张气氛。

“想法很好。”我放下报告，对李莲花说，“但实行起来不容易。劝农司需要请人，需要花钱；义仓需要建仓，需要储粮；互市点需要选址，需要守军同意，还需要防止奸细混入。枣阳一穷二白，县衙那点赋税，连衙役的俸禄都发不全，哪来这些钱粮？”

“所以他需要帮助。”李莲花合上报告，沉吟道，“但我们不能明着插手，不能让人知道知县和江湖门派有牵连，否则会被弹劾结党营私，甚至通匪。”

我们商量了一夜，最后决定：以逍遥商行的名义，在枣阳设立分号。陆乘风已经在那边了，就以他为主，开个商行。一来可以收购当地特产——药材、兽皮、山货，运到南方去卖，为百姓增加收入；二来可以运来枣阳急需的粮食、药材、农具、布匹，平抑物价；三来……商行人来人往，消息灵通，可以成为杨康的眼睛和耳朵，帮他了解民情，传递消息，甚至在必要时提供一些暗中的支持。

陆乘风在下一封信中得知这个决定，立刻回信表示赞同。他说枣阳虽然穷，但确实有些特产不错，比如一种叫“枣阳艾”的艾草，药效特别好；还有山里的灵芝、茯苓、何首乌，品质上乘。如果能打通商路，不愁销路。

“而且，”陆乘风在信里写，“开商行有个好处——可以名正言顺地雇人。我可以雇一些青壮当伙计、护院，这些人平时是商行的人，关键时候，可以帮县衙维持秩序，甚至……剿匪。”

最后这句话，让我和李莲花对视一眼。陆乘风想得周到，但也透露出枣阳局势的不稳——匪患，已经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

---

陆乘风的商行在枣阳开张后，消息来得更勤了。每月都有信，有时是陆乘风写的，有时是杨康写的，有时两人合写一封。从信里，我们看着枣阳一点一点地变化，像一个久病的人，慢慢恢复了生机。

劝农司建起来了。陆乘风从江南请来三位老农，都是种田的好手，经验丰富。杨康在县城划出一块地，作为试验田，让老农们示范新的耕作法。起初百姓观望，只有几户胆子大的跟着学。秋收时，那几户的收成比往年多了三成，消息传开，第二年春天，跟着学的人就多了起来。

义仓也建起来了。杨康说服了几个还算开明的乡绅捐粮——不是强迫，是讲道理：荒年时百姓没饭吃，就会变成流民，流民就会变成匪盗，到时候谁都别想安稳。乡绅们想想有道理，加上杨康承诺在义仓的账目上公开透明，每笔进出都张榜公布，接受监督，他们也就捐了。县衙也挤出一点钱，买了一批粮。再加上逍遥商行以“慈善”名义暗中补贴的，四个乡的义仓总算有了点规模。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