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7章 公开的警示（1/2）

加入“深瞳”计划后的工作节奏，并未如王烁预想的那般立刻变得紧张。沈雨说得对，他的角色更接近于“外脑”与“校准器”，大多数时候是通过高度加密的专用信道，审阅一些经过脱敏处理的阶段性分析报告，或在线上会议室里，面对一群匿名的专家代号，回答一些关于“鲲鹏”事件亲历感受的提问。问题往往很具体，甚至有些古怪——“当‘源点’初次被激活时，周遭电子设备的故障是否呈现特定序列？”“你在意识受到冲击时，对时间流速的主观感受与客观记录有多大偏差？”——这让他感觉更像是一个被研究的“特殊样本”，而非顾问。不过，他提供的那些碎片化、带着强烈主观色彩的描述，似乎真的对模型某些参数的设定产生了影响，沈雨反馈说，有几处关键假设因为他的一句话而被修正或加强了验证方向。

这种“双重生活”需要高度的专注和切换能力。白天，他是反诈中心的“林默老师”，耐心给大爷大妈讲解最新骗局；晚上，他可能需要在安全屋内，对着满屏晦涩的公式和图表，努力回忆并描述那种灵魂几乎要被抽离的恐怖体验。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时常让他产生一种微妙的分裂感，却也让他更加珍惜“林默”这个身份所代表的、触手可及的人间烟火。

这天下午，王烁正在办公室里整理下周要去一所中学宣讲的材料，负责宣传处的李处长敲门进来，脸上带着几分严肃和几分兴奋。

“林老师，忙呢？”

“李处，请坐。”王烁起身倒了杯水。

李处长坐下，搓了搓手：“有个重要任务，想听听你的意见，可能还得请你出大力。”

“您说。”

“是这样，‘鲲鹏’案虽然主犯落网，平台摧毁，但造成的恶劣影响极其深远，涉及面太广了。上头决定，不能只停留在内部通报和有限的新闻报道上，要制作一部具有强烈警示意义的教育纪录片，面向全社会公开播放，特别是要让那些潜在易受害群体、还有那些对新型网络犯罪认识不清的年轻人，真正受到震撼，提高免疫力。”李处长语气郑重，“这部片子，部里很重视，要求必须真实、深刻、有冲击力，但又要注意尺度和负面影响，避免引起恐慌或模仿。拍摄和制作由部里协调专业的团队负责，但内容把控、案例选取、角度把握，需要我们一线人员，尤其是像你这样有深入研究、又接触过大量具体案例的专家来主导。”

王烁心中一动。以官方纪录片的形式，公开“鲲鹏”案的部分真相？这确实是一步大胆而又必要的棋。单纯的文字通报和案情简述，远不及影像的冲击力直观。但如何把握这个“度”，是个巨大的挑战。

“主导谈不上，我可以尽力提供素材和建议。”王烁谨慎地回答，“不过，李处，这个‘真实’的尺度怎么把握？‘鲲鹏’案涉及的某些……技术层面和后果，可能超出了普通公众的理解范畴，甚至有些……”

“有些匪夷所思，不好公开说，对吧？”李处长接话道，压低声音，“放心，核心机密，尤其是涉及……嗯，那些超出常规科学解释的部分，绝对不允许披露。我们的重点，要放在犯罪手法、社会危害、受害者遭遇以及我们公安部门的打击决心和能力上。要突出的是‘人祸’，是犯罪分子的贪婪与疯狂，以及由此带来的真实悲剧。至于他们用了什么邪门的技术实现，可以模糊处理，强调其‘欺诈’和‘危害’本质即可。”

王烁明白了。这部纪录片，将是一个“去神话”、“去玄幻”的版本，将“鲲鹏”拉回到特大高科技诈骗集团、制造社会动荡的犯罪组织的定位上。这确实是面向公众最稳妥、也最能达到警示教育效果的方式。

“我明白了。需要我具体做什么？”

“两件事。”李处长伸出两根手指，“第一，协助筛选和联系部分愿意出镜、且具有代表性的受害者或其家属。他们的亲身讲述，是最有力量的。当然，必须绝对尊重本人意愿，做好心理疏导和保护措施。第二，作为案件深度研究者和反诈专家，在片中需要一些访谈和解读，这部分也需要你参与。另外，整个剧本的框架和内容真实性，希望你全程把关。”

王烁沉吟片刻。接触受害者，尤其是那些创伤极深的受害者，意味着要再次揭开他们的伤疤。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同理心，也必须做好万全的支持准备。

“受害者方面，我需要先评估一下可行性，必须确保他们的心理状态能够承受。”王烁说，“至于访谈和把关，我义不容辞。”

“好！就知道找你没错。”李处长高兴地一拍大腿，“拍摄团队这两天就到，我们先开个碰头会。林老师，这部片子意义重大，搞好了，能救很多人！”

接下来的几天，王烁投入了大量精力。他首先调阅了经脱敏处理的、部分“鲲鹏”受害者档案，从中筛选那些案情具有典型性（如高知陷入局、家庭主妇被诱导投资、年轻人被精神控制等）、且受害者目前恢复状况相对稳定、有较强社会责任感愿意现身说法的案例。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血泪往事。

他第一个联系的是周雅兰，那位儿子因“鲲鹏”诱导而自杀未遂、后来在王烁帮助下逐渐走出阴影的母亲。电话里，王烁委婉地说明了纪录片的意图。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王烁以为周雅兰会拒绝。

“……林老师，”周雅兰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很清晰，“如果我和小辉的经历，能提醒别的家庭，别走上我们这条绝路……我愿意说。小辉……他现在情况稳定多了，他也说，如果他的蠢事能让别的年轻人警惕，不算白遭罪。但是……能不能只让我说？别拍小辉的正脸，行吗？他还要继续生活。”

王烁心中一酸，郑重承诺：“您放心，拍摄会充分尊重你们的意愿，保护隐私是第一位的。小辉可以不出镜，或者只拍背影、侧影。非常感谢您，周阿姨。”

联系其他受害者时，情况各异。有的断然拒绝，不愿再回忆噩梦；有的犹豫不决，需要家人支持；也有的像周雅兰一样，虽然痛苦，但出于一种“不能让其他人再受害”的朴素信念，选择了勇敢面对。王烁和后续介入的专业心理辅导团队一起，为每一位同意参与的受害者制定了详细的支持方案。

碰头会上，来自北京的纪录片导演姓徐，四十多岁，目光锐利，话语不多但句句切中要害。他看过王烁整理的部分素材和初步框架后，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林老师，我们拍的是警示片，不是单纯展示罪恶和悲惨。除了受害者视角，我们还需要‘对手’的视角，或者说，需要展现我们是如何与这样狡猾可怕的对手斗争的。我研究过资料，‘鲲鹏’的核心骨干，比如那个叫韩浩的，已经落网。有没有可能……对他进行采访？哪怕只是有限的、隔着铁窗的几句话？来自犯罪者角度的自白或忏悔，其冲击力是无可替代的。”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采访重刑犯，这想法很大胆。

李处长看向王烁：“林老师，你跟韩浩……接触过。你觉得有可能吗？按规定，这需要极其严格的审批，而且必须确保绝对安全，内容也要严控。”

王烁脑海中浮现出韩浩那张斯文又偏执的脸。在“鲲鹏”核心成员中，韩浩是技术核心，也是相对“理性”的一个，与郑岩那种纯粹的疯狂有所不同。让他开口，或许真的能揭示出某些犯罪逻辑和诱饵设计的精巧与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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