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明代家训医方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2/2）
而当代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通过契约化管理，将家庭医生与签约居民绑定在一起，明确家庭医生的责任——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疾病预防、诊疗服务、慢性病管理等。家庭医生与居民签订的服务协议中，会明确服务的内容、服务的频次、服务的标准，以及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若家庭医生未履行服务责任，居民可以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投诉，家庭医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若居民未配合家庭医生的服务，如拒绝上门体检，家庭医生会将其记录在健康档案中，并进行劝导。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明代的责任绑定是“血缘性”的，责任主体是子弟与宗族，责任的范围局限于宗族内部；而当代的责任绑定是“契约性”的，责任主体是家庭医生与签约居民，责任的范围覆盖了整个社区。但从治理逻辑来看，二者都是为了明确责任主体，避免“人人有责，人人无责”的治理困境，确保医药服务落到实处。
（三）从“家训伦理引导”到“健康文化培育”：价值引领的逻辑呼应
明代家训医方通过“孝亲伦理”引导子弟习医侍亲，而当代家庭医生签约制度通过“健康文化培育”引导居民重视健康，二者都是价值引领的治理手段，旨在从根源上提升百姓的健康素养。
明代家训将“习医侍亲”视为孝悌的重要体现，通过伦理教化，让子弟从内心认同“治病救亲”的责任。《袁氏世范》中便写道：“孝亲之道，莫大于解忧；解忧之法，莫先于疗疾。”宗族还会通过讲述“孝子学医救亲”的故事，如“汉文帝亲尝汤药”“黄庭坚为母涤溺器”等，来教化子弟，让子弟明白“习医侍亲”的重要性。这种伦理教化，不仅提升了子弟的医术水平，更培养了子弟的孝悌之心。
而当代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通过健康宣教，向居民普及健康知识、疾病预防知识，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家庭医生会定期为居民开展健康讲座，讲解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方法；会在社区宣传栏张贴健康海报，宣传合理饮食、适度运动的重要性；会通过微信群，向居民推送健康小贴士，提醒居民注意天气变化，预防感冒。此外，家庭医生还会根据居民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制定个性化的健康指导方案，如为老年人制定“防跌倒”的运动方案，为儿童制定“合理膳食”的饮食方案。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明代的价值引领是“伦理化”的，其核心是“孝亲”，目的是维护宗族的稳定；而当代的价值引领是“科学化”的，其核心是“健康”，目的是提升全民的健康水平。但从治理逻辑来看，二者都是为了提升百姓的健康意识，让“重视健康、预防疾病”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三、现实启示：从“家训医方”到“基层医药公约”——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路径
明代家训医方的治理智慧，并非尘封的历史记忆，而是可以转化为当代基层医药治理的鲜活经验。从“家训医方”到“基层医药公约”，从“家族自治”到“多元共治”，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需要伦理赋能、法律保障、制度创新三管齐下，才能构建起更加和谐、更加高效的基层医药治理体系。
（一）伦理赋能：将传统医药伦理转化为基层健康公约
明代家训医方的核心是“孝亲、互助、济世”的伦理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转化为当代基层的健康公约，成为引导居民参与医药治理的内生动力。健康公约不是强制性的法律条文，而是基于社区共识的伦理约定，它能够唤醒居民的道德自觉，让“医药互助”成为社区的新风尚。
在当代的社区治理中，可以借鉴家训医方的伦理智慧，制定《社区健康公约》。公约中可以明确：居民有责任关爱家中老人的健康，学习基本的健康知识，如测量血压、血糖的方法，常见急症的急救措施；社区有责任组织健康讲座、义诊活动，为居民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如免费体检、免费咨询；邻里之间有责任互相帮助，如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代购药品、陪同就医，为突发疾病的邻居提供紧急救助。
为了让健康公约深入人心，社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可以在社区宣传栏张贴公约的内容，让居民随时可以看到；可以在居民大会上宣读公约，邀请居民共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可以组织“健康公约签名活动”，让居民在签名墙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承诺遵守公约；可以开展“健康家庭评选活动”，将遵守健康公约的家庭评为“健康家庭”，并给予表彰。通过这些方式，让“孝亲、互助、济世”的传统伦理精神，在当代社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二）法律保障：将民间医药实践纳入法治轨道
明代官府通过“孝亲律”将家训医方纳入法律轨道，这种“伦理入法”的治理经验，对当代基层医药治理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当代的基层医药治理，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民间医药实践纳入法治轨道，既保障百姓的用药安全，又激发民间医药的活力。
首先，要明确民间中医的执业资格认定标准。可以制定《民间中医执业管理办法》，对民间中医的医术水平、从业年限、医德医风等进行考核，考核合格者颁发执业证书，允许其在社区开展医疗服务。对于那些身怀绝技的民间中医，如擅长治疗疑难杂症的中医，可以设立“民间中医特批通道”，简化考核程序，让他们的医术能够造福更多百姓。
其次，要规范民间验方的收集、整理与推广。可以建立“民间验方数据库”，组织专家对民间验方进行筛选、验证，将安全有效的验方纳入数据库，并向社会推广。对于那些具有开发价值的验方，可以与药企合作，进行产业化开发，让民间验方转化为药品，惠及更多患者。
再次，要对社区义诊、公益施药等活动给予法律支持。可以制定《社区公益医疗服务管理办法》，明确活动组织者的责任与义务，如活动组织者需确保义诊医生的资质，确保药品的质量安全；明确活动的经费来源，如政府补贴、社会捐赠等；明确活动的服务范围，如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诊疗、免费发药等。同时，要加大对囤积居奇、哄抬药价行为的处罚力度，依法打击药品造假、售假等违法行为，保障百姓的用药权益。
这种法律保障，既可以规范民间医药实践，避免出现“偏方害人”的乱象，也可以为基层医药治理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让传统治理智慧在法治的框架下发挥作用。
（三）制度创新：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尽责”的多元共治模式
明代家训医方构建的“家族—社会—国家”三级治理体系，对当代基层医药治理的最大启示，在于多元共治。当代的基层医药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而需要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协同发力，才能形成治理合力，推动基层医药治理迈向更高水平。
在政府层面，要发挥主导作用，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完善基层医疗保障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例如，可以通过“医联体”建设，让城市大医院的医生定期到基层坐诊，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可以通过“大病医保”“医疗救助”等政策，解决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可以建立“基层医疗人才培养基金”，吸引更多的医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充实基层医疗力量。
在社会层面，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医药治理。例如，可以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公益义诊、健康宣教等活动，如组织退休医生到社区义诊，组织志愿者到乡村开展健康讲座；可以引导药企捐赠药品，支持社区义药柜的建设，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平价药；可以鼓励企业设立“基层医疗公益基金”，为基层医疗机构捐赠医疗设备，为贫困患者提供医疗救助。
在家庭层面，要强化家庭的健康责任。例如，可以通过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让家庭成为健康管理的基本单元，引导家庭成员主动参与健康管理；可以鼓励家庭成员学习基本的急救知识、健康知识，如心肺复苏术、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提升家庭的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可以开展“家庭健康档案”建设活动，让每个家庭都建立自己的健康档案，记录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实现“小病不出门，大病早发现”。
这种多元共治的模式，既吸收了明代三级治理体系的智慧，又结合了当代社会的治理需求，能够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尽责”的治理合力，推动基层医药治理迈向更高水平。
四、核心反思：医药治理中“伦理引导”与“法律约束”的平衡之道
明代家训医方的治理实践，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医药治理的核心，在于“伦理引导”与“法律约束”的平衡。缺乏伦理引导的法律约束，会显得冰冷生硬，难以得到百姓的认同；缺乏法律约束的伦理引导，会沦为纸上空谈，难以落到实处。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构建起既有人文温度，又有制度刚性的医药治理体系。
明代的家训医方，正是通过“伦理引导”与“法律约束”的平衡，才得以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家训中的伦理教化，让子弟从内心认同“侍亲疾、施药济民”的责任，这种认同是发自内心的，是自愿的；而《大明律》中的“孝亲律”，则为这种责任提供了法律保障，让那些不履行责任的子弟受到应有的惩罚。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明代基层医药治理的基石。
当代的基层医药治理，同样需要把握好这种平衡。我们既要通过伦理赋能，让“孝亲、互助、济世”的传统精神深入人心，激发百姓参与医药治理的内生动力；也要通过法律保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医药治理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例如，在推广家庭医生签约制度时，既要通过健康宣教，让居民明白签约的好处，主动参与签约；也要通过制度约束，让家庭医生履行服务责任，为居民提供优质的服务。在规范民间医药实践时，既要通过伦理引导，让民间中医坚守“医者仁心”的初心，诚信行医；也要通过法律约束，打击非法行医行为，保障百姓的用药安全。
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更加和谐、更加高效的基层医药治理体系，让“医者仁心”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回望，明代家训医方所承载的治理智慧，如同一条跨越时空的河流，从古代流淌到现代，滋养着当代基层医药治理的土壤。当传统的伦理智慧遇上现代的制度创新，当家族的互助精神融入社会的多元共治，我们便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医药治理之路，让“病有所医”的民生愿景，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