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学中的土地伦理（2/2）
王莽认为，汉代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因此，他提出“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汉书·王莽传》）的改革主张。其核心内容有二：一是土地国有，禁止私人买卖；二是按照井田制的精神，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为了推动“王田制”的推行，王莽设立“井田郎中”一职，专管土地分配；同时遣使巡行天下，核查豪强占田情况。他还任命大量太学博士为改革官员，深入基层宣讲经义，解释“王田制”的合理性。例如，太学《周礼》博士刘歆，作为王莽的重要谋士，亲自撰写《井田议》，论证“王田制”与《周礼》井田制的一致性，为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然而，由于“王田制”过于理想化，违背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规律，且触动了豪强地主的核心利益，最终以失败告终。南阳豪强樊重，匿田三千亩，勾结地方官，抵制王田制，导致南阳地区改革停滞；关东地区的豪强更是聚众反抗，引发社会动荡。尽管“王田制”改革失败了，但它却充分展现了经学土地伦理对国家制度的深刻影响。更重要的是，改革的失败让太学博士们开始反思经学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推动了汉代经学土地伦理的进一步发展——从“照搬井田制”转向“借鉴井田精神，结合现实调整”，为东汉“度田令”的推行提供了经验教训。
（三）光武帝“度田令”：经学伦理的务实转化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吸取王莽“王田制”的教训，以《公羊传》的“均贫富”思想为依据，推行了更为务实的“度田令”改革。而“度田令”的推行，离不开太学儒生的参与和支持。刘秀深知，土地兼并是东汉政权稳定的最大威胁，因此，他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度田”，即核查全国的土地与人口数量，明确土地权属，抑制豪强兼并。
为了确保“度田令”的推行，刘秀任命大量太学儒生为“度田使者”，深入基层开展工作。这些儒生以《公羊传》的“民本”思想为指导，一方面严格核查豪强占田情况，另一方面安抚贫民，将多余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然而，“度田令”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河南、南阳等地的豪强凭借与皇室的姻亲关系，起兵反抗，刘秀果断派兵镇压，诛杀渠帅，重申度田令的权威性，彰显了推行改革的决心。
例如，太学儒生杜诗，被任命为汝南太守，在任期间，他严格执行“度田令”，“诛锄豪强，抚循贫弱”，将豪强占有的大量土地分配给贫民。同时，杜诗还修治陂塘，广开稻田数千顷，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让汝南地区“百姓殷富，粟米丰饶”。杜诗的实践，正是经学土地伦理务实转化的典型代表——它不再追求“井田制”的理想范式，而是以“均贫富”为核心目标，通过国家干预，实现土地资源的相对公平分配。“度田令”的推行，虽然也遭到了豪强势力的反抗，但在刘秀的强力支持下，取得了显着成效。它不仅抑制了土地兼并，保障了农民的利益，更巩固了东汉政权的统治基础。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太学经学土地伦理的指导，体现了“经学理论—务实改革—国家稳定”的良性互动。
四、现代关联：汉代土地伦理对当代耕地保护政策的启示
汉代太学经学中的土地伦理，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沉淀，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生命力。其“薄赋敛、均贫富”的民本思想，“耕者有其田”的公平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为当代耕地保护与土地政策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当代中国的“耕地红线”制度、“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土地流转政策，以及高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伦理教育，都可以从汉代的土地伦理中汲取智慧。
（一）“耕地红线”制度：汉代“限田”思想的现代转化
当代中国实行的“耕地红线”制度，即“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其核心逻辑与汉代《公羊传》的“限田”思想一脉相承——都是通过国家干预，限制土地的无序开发，保障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
汉代的“限田”思想，强调“抑制豪强兼并，保障贫民有田可耕”，而当代的“耕地红线”制度，则强调“抑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二者虽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但都体现了“土地是生存之本”的核心认知。例如，在当代的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规定“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这一规定与汉代“限民名田”的政策，在精神内核上高度一致。
此外，当代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即“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也体现了汉代“均田”思想的现代转化——通过制度设计，实现耕地资源的动态平衡，保障“耕者有其田”的目标。近年来，部分地区推行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对坚守耕地红线的农户给予经济补贴，更是将汉代“薄赋敛”的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惠民政策，让耕地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
（二）乡村振兴中的土地流转：“均利惠民”的伦理传承
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中，土地流转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而土地流转政策的制定，始终遵循“均利惠民”的原则，这正是汉代经学土地伦理的核心传承。
汉代的“假民公田”制度，将国有土地租赁给贫民耕种，收取较低的假税，体现了“国家让利、惠及贫民”的伦理；而当代的土地流转政策，则允许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同时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例如，在浙江、安徽等地的乡村振兴实践中，通过“土地入股”的方式，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不仅可以获得租金收入，还可以参与合作社的利润分红，实现了“土地增值、农民增收”的双赢目标。在浙江德清，当地合作社推行“保底租金+利润分红”的模式，让流转土地的农户年均增收超5000元，真正实现了“均利惠民”。
这种土地流转政策，既避免了汉代“土地兼并”的弊端，又实现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其核心逻辑正是汉代经学中的“均利惠民”思想——在保障农民基本权益的前提下，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高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伦理教育：“经世致用”的智慧延续
汉代太学的经学教育，强调“经世致用”，培养的是“懂经义、知民生”的治国人才；而当代高校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同样注重伦理教育，培养的是“懂政策、有伦理”的土地管理人才，二者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高度一致。
在当代高校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课程中，“土地伦理”是核心必修课之一。课程内容不仅包括现代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还融入了中国古代的土地伦理思想，如《公羊传》的“薄赋敛”、《周礼》的“均田”理念等。通过学习这些传统伦理思想，学生能够深刻理解“土地是民生之本”的内涵，树立“尊重土地、善待土地、惠及民生”的职业伦理。
例如，在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经常组织学生开展“耕地保护调研”“土地流转实践”等活动，让学生深入基层，了解土地管理的现实需求，将传统土地伦理转化为实践能力。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团队曾深入安徽凤阳农村，调研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保障问题，形成的调研报告为当地政策调整提供了重要参考，这种“理论学习+实践调研”的培养模式，正是汉代太学“经义讲授+议政实践”的现代延续，体现了“教育赋能土地治理”的永恒智慧。
五、跨域勾连：土地—教育—医道的深层伦理共鸣
汉代经学中的土地伦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医道伦理深度融合，形成“土地—教育—医道”的跨域共生格局。二者共同根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双螺旋的深层内涵。
（一）“天人合一”：土地伦理与医道伦理的共同源头
汉代经学中的土地伦理，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强调土地是“天之所赐，民之所依”，主张“顺天时、尽地利、惠民生”。这种思想与医道伦理中的“天人合一”理念，一脉相承——《黄帝内经》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强调人体的健康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主张“顺应天时、调和阴阳”。
在太学的教育中，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被同时融入经学与医经的教学中。太学不仅设有五经博士，还设有医经博士，二者共同讲授“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例如，五经博士在讲授《公羊传》的“顺天时”思想时，会引用《黄帝内经》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理论，论证农业生产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医经博士在讲授《黄帝内经》的养生理念时，也会引用《周礼》的“井田制”，论证土地的合理利用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这种“经医融合”的教育模式，让土地伦理与医道伦理相互渗透，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导向。
（二）土地养护与养生固本：伦理实践的双向互动
汉代的土地伦理强调“养地”，即通过“轮作休耕”“兴修水利”等方式，保护土地的肥力，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医道伦理则强调“养生”，即通过“饮食调理”“劳逸结合”等方式，保护人体的健康，实现生命的可持续发展。二者在实践层面，形成了双向互动的关系。
在汉代的屯田区，太学培养的儒生与医经博士共同参与治理，将“养地”与“养生”的理念结合起来。例如，儒生们在制定屯田规划时，会遵循“轮作休耕”的原则，避免土地过度开垦；而医经博士们则会根据土地的肥力状况，指导农民种植适宜的农作物，同时推广“饮食养生”的知识，让农民根据不同季节的农作物，调整饮食结构。在河西屯田区，医经博士们发现当地水质偏碱，便指导农民种植枸杞、甘草等耐碱作物，这些作物不仅适合当地土壤，还具有养生功效，让“养地”与“养生”实现了有机统一。这种“养地—养生”的双向互动，既保障了屯田的粮食产量，又维护了军民的身体健康，体现了土地伦理与医道伦理的实践融合。
（三）屯田药田：土地—教育—医道的物质纽带
汉代屯田区不仅种植粮食作物，还种植中药材，形成了“药田”制度。这种制度成为“土地—教育—医道”的物质纽带，将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河西、北疆等屯田区，太学医经博士们指导军民种植甘草、当归、枸杞等中药材，这些中药材不仅用于治疗军民的疾病，还通过丝绸之路销往中原，成为屯田区的重要收入来源。而药田的种植，既遵循了土地伦理中的“因地制宜”原则，又体现了医道伦理中的“救死扶伤”理念，同时还为太学的医经教育提供了实践基地——太学弟子们可以前往屯田区，参与药田的种植与管理，学习中药材的辨识与炮制技术。
在居延屯田区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大量中药材种子和炮制工具，印证了药田制度的存在。这些中药材不仅保障了边疆军民的医疗需求，还通过贸易往来，促进了中原与边疆的文化交流。这种“药田”制度，让土地资源同时服务于“粮食生产”与“医疗保障”，让太学教育同时涵盖“经学”与“医经”，形成了“土地养医、医道护民、教育传伦理”的跨域闭环，充分体现了汉代文明双螺旋中“横向共生”的核心逻辑。
汉代经学中的土地伦理，是中国古代“土地—教育”联动的智慧结晶。它从太学的讲堂出发，通过博士议政转化为国家政策，通过基层实践落地为治理举措，形成了“经学理论—制度改革—基层治理”的完整链条。这种联动逻辑，不仅支撑了汉代的国家稳定与社会发展，更为当代耕地保护、土地流转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在文明双螺旋的演进中，土地始终是物质母体，教育始终是精神载体，而二者的联动，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