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市委秘书（1/2）

我第一次走进吉州县北定镇政府大楼时，锃亮的黑皮鞋在米白色水磨石地面上敲出“嗒嗒”的声响，在空旷的走廊里格外刺耳。

我左手攥着镇党委办公室主任李汇递来的《秘书工作实务》，封面上的烫金字被汗水浸得有些发暗，右手拎着的帆布包里，还装着县中学高三（2）班的语文教案——三天前，我还是那个在讲台上领着学生分析《岳阳楼记》的班主任，黑板右侧“距离高考还有83天”的红色数字还没来得及擦，就被一纸调令拽进了完全陌生的行政领域。

“小王，别紧张，先跟我熟悉下办公室的环境。”李汇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机关，鬓角泛着白，说话时总带着温和的笑意。

可我的心还是悬在半空，我看着办公室里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工作人员抱着的一摞摞文件，还有墙上“今日重点工作安排”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只觉得头晕目眩。

我在学校里习惯了按课表节奏工作，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忙碌，连呼吸都变得局促起来。

“明天早上八点，陈书记要去李家村调研抗旱情况，你今晚先把去年的水利报表整理出来，再拟个调研提纲。”

李主任把一叠泛黄的报表放在我的桌上，拍了拍我的肩膀。这句话像一块石头砸进我心里，我愣在原地——“报表”这个词，我只在高中数学课本里见过“调研提纲”更是闻所未闻。等李主任走后，我翻开那叠报表，上面的“灌溉面积”、“地下水水位”、“泵站运行时长”等术语，像一串串陌生的符号，看得我头皮发麻。

那天晚上，镇政府办公楼只有办公室的灯亮着。我坐在电脑前，对着空白的Excel表格，一遍遍点击“插入行”“合并单元格”，又一遍遍删除。我试着把报表里的数据往提纲里填，可写出来的句子要么生硬得像说明书，要么偏离了调研的重点。

凌晨三点，窗外的蛐蛐儿都停了声，我揉着发酸的眼睛，看着屏幕上那篇只有两百多字、漏洞百出的提纲，突然生出一股挫败感——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份工作。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跟着陈书记下乡了。镇里的路不好走，越野车在土路上颠簸着，我手里紧紧攥着那份提纲和报表，手心全是汗。到了李家庄的田埂上，看着干裂的土地和枯黄的玉米苗，陈书记的眉头皱了起来。

“小林，去年这片地的灌溉面积是多少？”陈书记突然问道。我慌忙低头翻报表，可越急越乱，竟翻到了隔壁村的资料。“是……是800亩？”我不确定地回答，声音小得像蚊子叫。陈书记没说话，只是蹲下身，用手扒开干裂的泥土，指尖触到了坚硬的土层。

这时，几个村民扛着锄头走了过来，为首的老李头看到陈书记，立刻迎了上来：“陈书记，您可来了！再不下雨，这庄稼就全完了！”村民们围着陈书记，七嘴八舌地诉苦，有人说自家的水井干了，有人说泵站的水管坏了没人修。

我赶紧拿出笔记本记录，可我光顾着低头写字，没听清老张头说的“泵站零件缺货”这个关键信息。回程的车上，陈书记看着窗外掠过的农田，突然开口：“小王，做秘书不是简单的记笔记、整理材料。要眼里有活，看到老百姓的难处；耳里有音，抓住关键信息；心里有数，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脸烧得发烫，手里的笔记本仿佛有千斤重。

从那天起，我像变了个人。我把陈书记常说的政策术语抄在随身的小本子上，一有空就拿出来背；每次开会，我都坐在最后一排，不仅记录会议内容，还观察其他秘书怎么记录重点、怎么跟领导汇报；就连办公室的老同事泡茶，我都主动帮忙，就为了多听他们聊聊工作上的门道。

有次镇里要写一份关于乡村振兴的报告，李汇主任把任务交给了我。为了写好这份报告，我连着一周泡在镇档案室。档案室里没有空调，夏天闷热得像个蒸笼，我一边擦汗一边翻资料，近五年的农业产值报表、各村的特色产业情况、村民收入变化数据，我都一一整理出来，光摘抄的笔记就写满了三个笔记本。

初稿写出来后，我又找李主任修改，李主任指出“缺乏具体案例支撑”，我就骑着电动车跑遍了全镇12各村，采访种粮大户、合作社负责人，收集了20多个鲜活的案例。报告改到第七版时，李主任终于点了头：“这份报告，有数据、有案例、有思路，能用了。”

在镇党委会上，当陈书记念到报告里“通过发展葡萄种植合作社，富连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3000元”这句话时，特意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这份报告很扎实，小王花了不少心思。”我躲在会议室后排，看着陈书记赞许的眼神，眼眶悄悄红了——那些在档案室里熬的夜、在村里跑的路，终于有了回报。

可成长的路上，从来不会一帆风顺。镇里搞土地流转试点时，有十几个村民闹到了办公室，为首的是老王头。老王头种了一辈子地，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觉得“把地交出去，就没了根”。

我想着要维护政府形象，上前跟老王头讲道理：“土地流转是政策要求，能提高土地利用率，还能给你们分红，是好事啊！”可他越说，老王头越激动：“你一个毛头小子，没种过地，懂什么！”双方吵得不可开交，老王头甚至差点掀了办公桌。

陈书记赶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混乱的场面。他没急着批评任何人，而是搬了几把凳子放在办公室门口，让村民们坐下，自己也坐在小板凳上，笑着说：“大家有话慢慢说，咱们今天就聊聊天，不谈政策，只说心里话。”

村民们见陈书记态度随和，渐渐放下了戒备，你一言我一语地倒起了苦水。老王头说担心流转后没活干，陈书记就给他讲邻村土地流转后，村民在合作社打工拿工资的例子；有人担心分红不到位，陈书记就拿出合作社的章程，一条条解释分红机制。

等村民们都走了，书记对我说：“小王，秘书不是传声筒，把政策念给老百姓听就行。咱们是桥梁，要先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听懂他们的顾虑和需求，再用他们能听懂的话，解释政策的好处。这样，老百姓才会信任咱们。”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以前总觉得写好稿子、记好笔记就是好秘书，现在才明白，真正的好秘书，要懂政策，更要懂民心。”

三年时间转瞬即逝，我从一个连报表都不会整理的“新手”，变成了镇党委办公室的骨干。

2018年春天，我凭着出色的工作能力，被调到新港区委政法委当秘书，跟着区委政法委杨书记工作。如果说镇里的工作是“接地气”，那区政法委的工作就是“高压线”——每天面对的都是涉法涉诉案件、矛盾纠纷调解，容不得半点马虎。

刚到区政法委的第一个月，我就接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有个叫叶芳的女士，因为丈夫在工地打工时意外身亡，跟包工头就赔偿问题谈不拢，已经来区政法委上访了十几次。每次来，叶芳都情绪激动，要么坐在办公室门口哭，要么拉着工作人员的衣服不放。我负责接待她时，第一次直面这样的场景，心里既紧张又无措。

叶芳哭着说：“我丈夫走了，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包工头只给五万块，这让我们怎么活啊！”我想安慰她，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递纸巾，重复着“您别激动，我们会帮您协调”。

可协调的过程并不顺利。包工头觉得自己已经尽了义务，不愿意多赔钱；叶芳又坚持要三十万赔偿，双方僵持不下。

有次叶芳来办公室，得知协调还是没有进展，情绪突然失控，抓起我桌上的文件就往地上扔，还指着他的鼻子骂：“你们就是不作为！拿着国家的钱，不替老百姓办事！”文件散了一地，有几份重要的案卷也被弄脏了。

我蹲在地上捡文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明明一直在努力协调，可为什么事情还是办不好？

陈书记看出了我的低落，特意找他谈话。“小王，政法工作不好做，一头连着法律底线，一头连着群众期盼。老百姓来反映诉求，是因为他们相信政府能帮他们解决问题。有时候，他们的情绪可能会激动，但咱们不能跟着急，要学会换位思考。”陈书记给我讲了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经历，也是遇到一个棘手的上访案件，花了三个多月才解决。“只要能帮群众解决问题，受点委屈不算什么。”

听了陈书记的话，我重新振作起来。先是去叶芳家里走访，看到她家徒四壁，两个孩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又多次找包工头谈话，不仅讲法律规定，还跟包工头聊叶芳家里的困难。为了帮叶芳争取更多赔偿，我还联系了法律援助律师，帮叶芳计算合理的赔偿金额。那段时间，我下班后经常去工地找包工头，有时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周末还会去叶芳家里，帮她辅导孩子写作业。

三个月后，在我的协调下，包工头终于同意赔偿十五万，叶芳也接受了这个结果。拿到赔偿款那天，叶芳特意来办公室给我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为民解忧，尽职尽责”。看着锦旗上鲜红的字，我突然觉得，之前所有的委屈和辛苦，都值了。

在区委政法委的四年里，我参与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多项重点工作。2020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关键阶段，区里成立了专项工作组，我负责整理案件材料。

为了核实一个涉黑团伙的犯罪证据，我连续半个月住在办公室，白天跟着办案人员去看守所提审嫌疑人、去相关单位调取证据；晚上就在办公室整理材料，把零散的证据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有次为了核实一个关键证人的证词，我冒着大雨去几十公里外的农村，找到证人了解情况。

那份扫黑除恶工作总结，我改了十多遍，光是核实数据就核对了二十多遍。最终，这份总结被市里作为范本推广，我也因此获得了“优秀政法工作者”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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