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法学专家2（1/2）

2002年深秋，茂东市新港区委政法委办公室的玻璃窗蒙着层薄灰，谢明义捏着调令站在门口时，走廊里飘着打印机油墨的味道。他刚从中学语文教研室走出来，藏青色中山装的袖口还沾着粉笔灰，手里攥着的《法理学》封皮已经被翻得发皱——那是他准备公选时，在旧书市场淘来的宝贝。

“谢主任，这是近三年的政法调研材料，您先看看。”办公室小张把一摞文件夹堆在桌上，金属夹碰撞的声响让谢明义想起课堂上学生翻课本的动静。他坐下翻了两页，目光停在“基层矛盾调解率不足60%”的统计数据上，指尖在纸页上轻轻划着：“小张，咱们区沙坡镇是不是有个向明村？”

“对，那村矛盾纠纷较多，去年还因为宅基地闹过不少矛盾”小张的话刚落，谢明义已经把《法理学》摊开在材料旁，铅笔在“公平正义”那一节画了道横线。他想起自己教《论语》时讲过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忽然觉得法学和文学其实是通的——不过是用不同的语言，讲同一个“理”字。

接下来的半个月，谢明义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办公室。

晨光透过玻璃窗照在他桌上，一边是《民事诉讼法》，一边是向明村的矛盾纠纷台账。谢明义把语文老师的那套“文本细读”功夫用在案卷上，把每起纠纷的时间、人物、矛盾点像分析课文段落那样拆解开来。

有天傍晚，小张加班时看见他在纸上画思维导图，左边写着“宅基地纠纷”，右边列着《土地管理法》相关条款，中间用箭头连着“调解方案”，密密麻麻的字迹里还夹着几个修改符号——那是他改学生作文时常用的标记。

谢明义第一次去向明村，穿了双胶鞋。村道泥泞，刚下过雨的田埂滑得很，他深一脚浅一脚走到村委会，看见院子里堆着村民送来的诉求信，有的用红笔写着“还我公道”。村支书老陈蹲在门槛上抽烟，看见他来，把烟蒂在鞋底摁灭：“谢主任，您是文化人，可这村里的事，不是念几句条文就能解决的。”

谢明义没反驳，只是蹲下来和老陈一起看诉求信。有封是村民李阿婆写的，歪歪扭扭的字里说，儿子在外地打工，邻居占了她家半亩宅基地，村干部调解了三次都没成。

谢明义指着信里的“占宅基地”三个字说：“老陈，《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说，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咱们是不是没把这条讲透？”

那天下午，谢明义就在村委会的水泥地上开起了“法律课堂”。他没拿讲话稿，而是从李阿婆的事说起，把法条揉进家常话里。村民们起初站得远远的，后来慢慢围过来，有个年轻小伙问：“谢主任，那要是邻居还是不还地咋办？”

“那就走法律程序，但咱们先试试调解。”谢明义拿出纸笔，让李阿婆和邻居坐在一起，把双方的诉求一条一条写下来，再对照法条一条一条分析。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直到暮色四合，邻居终于松口：“阿婆，明天我就把墙拆了，按原来的地界砌。”

回区委政法委的路上，谢明义的脚鞋沾满泥点，却觉得心里亮堂。他想起自己写的第一篇法学论文《谈谈对公平正义法治理念的几点认识》，当初总觉得“公平正义”是抽象的概念，直到今天才明白，它就藏在李阿婆舒展的眉头里，藏在村民们点头认可的眼神里。

2006年春天，新港区要建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室，谢明义主动揽下了这个活。展览馆的角落有间150平方米的空房，墙面斑驳，窗户玻璃破了两块。他带着施工队量尺寸时，手里拿着张草图，上面画着“法制宣传区”、“禁毒教育区”的布局——那是他熬了三个晚上画的，连展板的颜色都选了温和的浅蓝色，“这样老百姓看着不紧张”。

活动室快建成时，谢明义每天下班都去盯进度。有天晚上，他看见工人在贴禁毒宣传海报，把“海洛因的危害”贴在了儿童身高能摸到的地方，赶紧让人换位置：“孩子进来看到这个会害怕，咱们把它贴高些，“普法不是贴标语，得让每个人都能看懂、愿意看。”

活动室开放那天，来了不少村民。谢明义穿着正装，站在门口当讲解员。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指着禁毒模型问：“叔叔，这是什么呀？”他蹲下来，用孩子能听懂的话解释：“这是坏东西，碰了会生病，咱们要离它远远的。”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我以后不碰坏东西。”

那天接待完最后一波游客，已经是晚上八点。谢明义坐在活动室的椅子上，看着墙上的“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锦旗，忽然想起2001年备考时的日子——那时他每天晚上批改完作业，就坐在台灯下啃法律书，妻子总说他“一把年纪还折腾”。

可现在，谢明义摸着展板上的文字，觉得所有的折腾都值了。年底，粤东省委、省政府下发文件，谢明义当选为2001—2005年粤东省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工作者，捧着红色证书的那天，他特意把证书放在了《法理学》旁边，旧书和新证，像是他人生转折的见证。

2012年夏天，新港区开展“三打两建”专项行动，谢明义被抽调到“三打”办当联络员。办公室的空调坏了，他穿着短袖衬衫，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却还是对着电脑敲个不停。

桌上堆着厚厚的案卷，有制假售假的，有商业贿赂的，他把每起案件的法律适用条款都标出来，再汇总成《三打执法工作指引》，打印机不停吞吐纸张，他索性把折叠床搬到了办公室，累了就躺会儿，醒了继续改材料。

“谢主任，咱们要不要组织场电影放映？老百姓对‘三打’还不太了解。”区司法局的老周来找他时，谢明义正在改《三打执法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防治措施》的初稿。他眼睛一亮：“好主意！就放普法宣传片，再加点真实案例讲解，这样老百姓才听得进去。”

接下来的半个月，谢明义跟着电影队跑遍了全区各镇街。晚上在村广场搭起银幕，他就站在银幕旁，等电影放完后给村民们讲案例。有次在六迳镇，一个卖假货的小贩凑过来问：“谢主任，我要是把假货退了，把钱赔给买家，还会被处罚吗？”

谢明义拿出随身携带的《产品质量法》小册子，翻到第四十九条，指着条文念给小贩听：“你看，只要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就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但以后可不能再卖假货了，这不仅坑害消费者，还是违法的事，得不偿失。”

小贩听完红了脸，第二天一早就把囤积的假货全部送到了工商所，还主动申请当“打假志愿者”，帮着宣传辨别假货的知识。

专项行动总结阶段，谢明义牵头组织各职能部门撰写了30多篇调研报告。有天凌晨，他在办公室改《三打宣传发动与舆情管控的经验做法和效果》，窗外的蝉鸣声此起彼伏，台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个倔强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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