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再赴延安（1/2）

1946年春天，延安的暖意来得比往年晚。山上的土还是灰黄色，枣树才刚冒出星星点点的绿芽，公路上的尘土被往来的骡车卷得漫天飞，步行的人大多背着行囊，脚步匆匆——都是从各解放区往延安调的干部和学员。

余念新坐在骡车的车斗里，身上裹着没来得及换下的棉衣。车轱辘碾过土路，发出“吱呀”的声响。路旁的石崖上刷着新标语：“中央指示，生产自救！”红漆底下还透着半干的石灰，旁边旧标语“团结抗日”的痕迹隐约可见，却已被新漆盖了大半。

赶车的刘汉民坐在前头，回头冲他笑：“你看这延安，连标语都换了模样。以前满街都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抗日’，现在全变成‘恢复生产’‘建设边区’了，日子是真要往新里过了。”

余念新点点头，目光落在远处的山坳里——那里曾是他待过的保育院方向，只是隔得远，什么也看不清。

“你这次回延安，打算先干啥？”刘汉民又问。

“先听组织安排，让干啥就干啥。”

“这话实在。”刘汉民勒了勒缰绳，“对了，你以前待的那保育院，现在并到教育处了，改成干部子弟学校了，跟你当年在的时候不一样咯。”

余念新没接话。“保育院”三个字听着熟悉，可想起里面的人和事，却像隔了好多年，远得像上辈子的事。

骡车进延安城的时候，天刚擦黑。南门外的检疫站还在，只是旁边多了几孔新挖的窑洞，窑洞口挂着煤油灯，火光在山壁上跳动，照着不远处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陕甘宁边区政府”，字被风吹得有些模糊，却依旧醒目。

刘汉民把他送到干训处门口，就匆匆去见老战友了，临走前叮嘱：“有事就去通讯处找我，别客气。”

接待余念新的同志翻了翻名单，用笔在上面画了个圈：“你分去少年干部班，在枣园那边，明天一早去报到就行，今晚先在临时宿舍住下。”

“麻烦同志了。”

那晚的临时宿舍挤着五六个人，都是从各地调来的学员。有从晋察冀来的，说话带着河北口音；有从山东来的，嗓门洪亮；还有个从太行来的女学员，手里攥着本翻旧的《新华日报》。大家年纪都不大，最大的也才十七岁，见了面没几句就熟络起来。

“同志，你是哪个解放区的？”一个山东学员问余念新。

“陕北的。”

“哟，延安本地人啊，那你对这儿熟，以后可得多带带我们。”

余念新笑了笑：“熟也不算熟，地方是老地方，可这些年人换了不少，好多窑洞都住了新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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